公知的膚淺與中華政權智慧的喪失

　　公知的膚淺與中華政權智慧的喪失

　　——從“用貪官反貪官”的段子說開去

　　對于近日有一個段子非常的流行，那就是一段后人附會的宇文泰與蘇綽的對話，其中的用貪官反貪官得到了當今社會眾多的附和，尤其是大眼公知也對此進行了一番論述以后，這樣的說法就有更多的贊同者了，但本人對這樣的段子的流行要說的就是中國當今公知的膚淺和國學中統治智慧的喪失。這樣的段子之做法，首先就是一個道與術的差別，搞各種術的，是難以統治天下的，在古代高昂的管理成本面前，你是無法控制天下的。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段子是怎么說的：

　　宇文泰，北周開國之君。先于北魏為丞相，慕曹操之術，挾天子以令諸侯。有蘇綽者，深諳治國之術，孔明、王猛之流也。宇文泰以治國之道問于蘇綽，二人閉門密談，至三晝夜乃罷。蘇子之論如何?后世竟無一言片語之載。

　　忽焉而盛世也，江湖竟有秘籍出，宇文泰、蘇綽之論，鑿鑿在籍焉。小子品讀再四，悚然而驚：曰：此誠千古不傳之秘術也，乃照章節錄，以飧有志者治國之大用——

　　宇文泰問曰：國何以立?

　　蘇綽曰;用官。

　　問：何以用?

　　曰：用貪官，棄貪官。

　　問：貪官何以用?

　　曰：為君者，以臣工之忠為大。臣忠則君安，君安則國安。然無利則臣不忠，官多財寡，奈何?

　　曰：奈何?

　　曰：予其權，以權謀利，官必喜。

　　問：善。雖然，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

　　曰：官之利，乃君權所授，權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天下洶洶，覬覦皇位者不知凡幾，臣工佐命而治，江山萬世可期。

　　嘆曰：善!然則，貪官既用，又罷棄之，何故?

　　曰：貪官必用，又必棄之，此乃權術之密奧也。

　　宇文泰移席，謙恭就教曰：先生教我!

　　蘇綽大笑，曰：天下無不貪之官，貪墨何所懼?所懼者不忠也。凡不忠者，異己者，以肅貪之名棄之，則內可安枕，外得民心，何樂而不為?此其一。其二，官有貪瀆，君必知之，君既知，則官必恐，恐則愈忠，是以棄罷貪墨，乃馭官之術也。不用貪官，何以棄貪官?是以必用又必棄之也。倘或國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則君危矣。

　　問：何故?

　　曰：清官或以清廉為恃，犯上非忠，直言強項，君以何名棄罷之?棄罷清官，則民不喜，不喜則生怨，生怨則國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宇文泰大喜，嘖嘖有聲。

　　蘇綽厲聲曰：君尚有問乎?

　　宇文泰大驚，曰：尚……尚有乎?

　　蘇綽復厲色問曰：所用者皆貪瀆之官，民怨沸騰，何如?

　　宇文泰汗下，再移席，匍匐問計。

　　蘇綽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貪墨，恨其無狀，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壞法度者貪官也，國之不國，非君之過，乃官吏之過也，如此則民怨可消也。

　　又問：果有大貪，且民怨憤極者，何如?

　　曰：殺之可也。抄其家，沒其財，如是則民怨息，頌聲起，收賄財，又何樂而不為?要而言之：用貪官以結其忠，棄貪官以肅異己，殺大貪以平民憤，沒其財以充宮用，此乃千古帝王之術也。

　　宇文泰擊掌再三，連呼曰：妙!妙!妙!

　　中國的國學自古就有道與術的差別，在國學里面道的含義是大路，所行道也;道，《易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意思是：陰陽的交合是宇宙萬物變化的起點。或者說：陰陽是世間萬物的父母。而對于術也是一種道路，按照說文解字的說法，術，邑中的道路。小邑而大都，邑是指諸侯給大夫的封地、侯國和后來的縣。大的城市叫做都小的城市是邑。因此我們從這樣的字面就可以知道要統治什么樣規模的實體，需要什么樣的方法。而就是有些人對于一些上不了臺面的術特別的熱衷，在公知的眼中看來：“帝國幾千年來的故事基本是這個樣子：1、啟用大量貪官，2、迫使少許清官變成貪官，3、如果你不想當官想落草，林沖會告訴你——官場是有編制的黑道，黑道成為官場的預科班。總而言之是交出投名狀。中國三千多年文明史，就是三千多年的投名狀史。”

　　對于后人附會的宇文泰與蘇綽的段子，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個規模問題，皇帝用貪官反貪官的前提是對于這些人都有非常充足的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了這些人以后才能夠如此好的使用，而事實上了解一個人的人心是最難的，你能夠了解多少人？一個人能夠比較了解的人也就是100人左右，天才也就是了解1000人，認識一面的人不算，要能夠達到如上述段子這樣的用貪官反貪官如此自如，必須是有深刻了解的人，只有是幾十人的一個小圈子，甚至只有在至交之間才做的到，而如果你成為了統治者，其他人會在你面前進行掩飾，你要了解一個人就更難了。

　　有人還舉例了劉邦的貪官管理說蕭何的例子，蕭何是劉邦多么了解的人物，是在起事之間就是至交的人，而對于蕭何更不是用貪官反貪官，劉邦忌諱蕭何實際是田氏代齊的典故，在當年田家散財收買人心最終取代了原來的齊王，在此以后對于文官的名聲過大是非常忌諱的，而后來有了王莽篡漢，王莽的戲演得非常好，因此對于文官過于好的名聲，大忠大奸也是一種認識，而劉邦與蕭何我們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了解的，對于能夠仿照蕭何故事的能夠有蕭何這樣帝王如此了解的，基本除了開國皇帝的幾個至交其他人根本沒有這個希望，這與治國實際上是沒有可比性的，而且劉邦的勝利軍事能力不是主要的，物資能力才是關鍵，這都離不開蕭何，從劉邦力排眾議要封蕭何也是有關的，蕭何的貪污與之的貢獻是無法比的，歷史上這樣的人物還有管仲，連后來的張居正雖然奢靡但在皇帝面前也要裝作特別節儉，后來萬歷皇帝受刺激最大的也就是他在財物上的雙面性，能夠依靠用好貪官取得成功的情況真的是經過特殊的選擇失明的結果，而這個成功更多的因素不是使用了他的貪而是他在貪之外有特別的才干，他的才干所帶來的效益遠遠超過他貪腐所得。

　　對于貪官管理難以成為國家制度的關鍵就是國家是不止一個層級的，國家是有多級的政府結構的。這里就有管理成本和統治力的問題了，對于貪官是欺上瞞下的，如果不是你直接了解要貪官匯報一次的話，你的統治控制就沒有了，在封建時代皇帝能夠認識了解的就是中央中樞機構，下面要往上回報，而且這是要不止一級的，不論是郡縣制還是省州縣的制度，這級差之間也是無法進行這樣的貪官管理的。我們很多人為什么能夠認同是因為來自自身的感受和身邊領導的權術，但這樣的感受來自的是一個層級體系，不是一個多層級要有不認識的下屬或者向不認識你的上級匯報和管理的，一個層級的規律規模有限，其規律也是無法與多層級體系相比較的。

　　這里還有一個差別是統治的力量在哪里，這是需要懲罰存在的，沒有懲罰的體系也是不行的，這個懲罰的體系怎么來?對于反貪官和貪官的管理也是要有懲罰的力量的，懲罰對于貪官所帶來的壓力是遠遠比能夠讓他貪腐所帶來的利益要大的。在中國的春秋時代，有一個大臣對于國王說：“給人獎賞是當好人懲罰他人是當惡人，以后國王你管獎賞總是好人，本人管處罰總是惡人，這樣對您多好啊!”國王同意了，結果是不久以后這個大臣就成功的篡位，原因就是人們更怕懲罰。因此對于懲罰體系的建立是非常的重要，但懲罰系統也是可以被貪污腐敗侵蝕的，如果貪污成為了體系，你的懲罰體系也要失靈的，你想要懲罰的時候人家受賄就會讓你罰不到位，你怎么能夠反貪官，怎么能夠讓貪官聽從于你呢?貪污本人也是要讓你的權力體系癱瘓的。因此這里也可以看到公知邏輯的膚淺。

　　公知們對于統治集團的建立，也看到了所謂的暴力利益綁定，看到了搞投名狀這樣的共同犯罪，看到了對于叛徒的嚴懲，但是一個以暴力對暴力的集團是非常殘酷和不長久的，是難以達到世襲的，歷史上以暴力維持的政權基本上沒有超過三代的。你可以看到水滸這些梁山英雄的投名狀和對于叛徒和仇敵的嚴懲，但你不可忽視的是梁山真正所依靠維持的不是各位英雄對于梁山暴力的恐懼，而是梁山結義的哥們義氣，隨時都是把哥們的義氣放到了首位，在全書當中充斥著為了哥們是應當犧牲老婆的，也就是這樣義氣的信仰要高于家庭，高于家庭的背后就是要高于你個人私利，是要有集體主義和共同利益為大的概念的。

　　我們在這個段子里面不能忽視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貪官貪戀的是錢財，而錢帶給人的邊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一個人缺錢的時候很需要錢，有錢了以后對于錢的渴望是會降低的。錢的效應下給貪官的只能增多，最后你是負擔不起的，我們這里還要注意到的就是這些給貪官的錢或者貪官從老百姓那里魚肉賺錢，本質上講在過去都是侵害皇帝，在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濱莫非皇權概念下，一切都是皇帝的，貪官能夠從老百姓漁利來的，本來也屬于皇帝，天下都是皇帝的子民，貪官的利益來源就是皇帝，而合法的俸祿和非法的貪腐是不一樣的，俸祿是皇帝直接掏腰包但官員要感謝皇恩的，而貪污則間接讓皇帝承擔不感謝皇恩的，皇帝對此怎么合算?理解了這個層面我們就知道皇帝寧可是以祿養廉，也不會放縱貪腐的。對于貪腐最反對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最高的統治者，貪腐危害的是統治者的統治，他要以此來管理是不如直接給錢的，而對于統治者，取得利益就是合法的，能夠合法取得利益才是其統治權的體現，現在中國的政權結構與歷史是不同的，歷史上皇帝是反貪的，皇帝取得全國財富和生殺予奪都是合法的，別人干是欺男霸女的事情，皇帝干男的要主動進獻叫做忠，女的被皇帝硬搞不叫奸而叫幸，什么叫做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這個概念，而皇帝建立的忠君體系，不是依靠貪官維系的，也不是依靠錢財收買的，而是依靠的信仰，這個信仰的建立就是國家建立了信用體系，政權建立了公信力。

　　通過貪官來維持建立的體系，這個體系對外的競爭能力是下降的，一旦有外部的吸引你是無法以賞賜和利益維持的，這個體系就要分崩離析，尤其是在國家間充分競爭，國家間戰爭不斷的時候，在戰爭的壓力下是要為這個國家賣命的，哪里皇帝都知道賣命意味著什么!僅僅依靠錢財，別人是不會給自己賣命的，在南北朝那樣動蕩的年代，賣命需求就顯得更加重要，對于蘇綽的談論，這個層面是不可能不考慮的，要別人為你賣命，你騙得了人家一時騙不了人家一世，你能夠騙得了一個人但對于一個團體則是做不到的。就如酒肉朋友，在個人利益面前是要出賣你的，他與你的關系就是以個人利益為衡量的，而一個強大的有信用的團體，必須是有犧牲精神和集體利益觀念的，這個集體利益觀念才是團隊強大的基礎，這個觀念通過貪官和利益誘惑是建立不起來的。公知現在在中國也是不斷在妖魔化集體主義精神和犧牲精神，公知這樣的認識背后的價值觀是建立在極端私利基礎上的，他們不斷鼓吹這樣的價值觀，就是要破壞社會的凝聚力的。

　　這個段子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同也是有其他原因要思考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段子的背后是貼近老百姓的生活層面。但老百姓的生活與國家的政權建設是道與術的差別的，這個段子就是一個術的問題，它的規模不能大，規模大了就不靈了，在后來還有被譽為奇書的《厚黑學》也是類似，這都是權術、詐術的一類，在小圈子的層面上可以，到了國家的層面上，是要破壞一個政權的體系的，政權的體系是需要一個完整的信用體系的，這個信用體系的維護是不可能通過欺詐和貪污來建立起來的。治國之大道，要有一個信用社會的體系，確認財富和建立懲罰等制度，而各種的權術能夠取得成功，也就是存在于一個信用體系之下的小團體逆淘汰的情況才可以，在這里是術與道涇渭分明的。

　　在這些段子的背后我們看到的不是正能量而是負能量，是一種對于社會破壞和顛覆的力量，而歷史上的類似的東西也是在社會動蕩的情況下盛行的，來俊臣的《羅織經》是武新朝酷吏政治的產物，張之洞的《權經》、李宗吾的《厚黑學》、曾國藩的《挺經》是清末民初的亂世，《權謀書》則有劉向的和張居正的，馮夢龍的《智囊》，等等，均為亂世或朝代末年產生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現在中國的各種厚黑權謀論的橫行，背后是有公知推手的，這些公知除了膚淺之外，也是有傳播負能量搞亂中國崛起的用心。這些厚黑學的權謀論，當今的發展的洗白以后就是各種成功學，是一種個體博弈取得成功的學問，成功學的流行不是正能量，因為這些內容里面強調的是個人的成功，傳播的是非合作博弈，就如納什均衡里面的囚徒困境一樣，每一個人都采取成功學的話，反而人際的組織成本不是降低而是提高的，社會效率是下降的，這樣的學問流行的社會，因而一定是動亂的社會而不是真正的盛世。

　　一個盛世的建立，是內部的合作博弈導致的正能量，使得機體的效率達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這樣的合作廣泛存在，才是社會發展的高境界，統治者的成功的核心是社會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有人民過上好日子，人民才擁護統治者的統治，統治者掌控政權的成本永遠是要下面的接受和合作，才能夠效率最高成本最小，即便是暴力體系的內部也是要依靠信用體系來維持的，完全的暴力的結果只能使體系極端不穩定，結果會是一個以暴易暴的正反饋;而利益交換才是一個追求均衡點的負反饋過程，只有這樣的不斷向均衡點靠攏的負反饋機制建立起來了，整個體系才是穩定的。就如我們熟讀的《水滸》，梁山好漢是一個暴力集團，但是控制這個集團地位最高的反而是個人暴力有限的晁蓋、宋江、吳用等人，個體暴力能力強的要歸屬于他們領導，內部的穩定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財富利益，更不能發展下面的貪官管理寨子，而是他們俠義的信用和價值觀。他們得到擁護的核心是他們給寨子的發展帶來希望，大家對于他們是有信心的。而對于一個社會的向心力，也是如梁山一樣，給人當好漢的機會，貢獻大的有機會晉升，給予其他階層進入統治階層的機會，雖然這樣的機會很少，但是合理的擁有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均衡點非常重要。

　　一個國家的發展穩定，所依賴的是能夠遏制貪官的人，只有他們的存在和忠誠，才可以在局部特殊情況下以用貪官反貪官的模式，招撫和懷柔一些反對勢力和融合其他民族與信仰，因此國家政權的關鍵在于國家政權需要怎樣的批量制度性產生清官，中國歷史上科舉就是這樣的機制，科舉有很多投機分子，但是要能夠在平均一年才100多人的考試當中脫穎而出也是要有精神信仰的，讀書人的壯懷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背后是儒家天地君親師的信仰，是天人合一的信仰，所以儒家最后也叫做儒教，而科舉之前有察舉，有舉孝廉和九品中正制，這些也是要先評價人品的，一個政權的長期穩定，一定是怎樣批量產生忠誠的清官隊伍才是關鍵，這樣的信仰上的忠誠才能夠維持你的統治成本，而面對貪官無限膨脹的貪欲，你的統治成本是維持不下來的。因此一個政權需要的是以信用治國，而開始這樣的段子以詐謀是難以持久的，這就是術與道的差別，在管理成本大的時候，需要的是道的方式而不是術的方式，詐謀是只能要做藥吃不能當作飯吃的，只能是在出現問題和特殊時刻偶一為之。而進入統治階層所需要通過的，不是簡單的貪腐而是要有信仰，統治階層也需要有對于其統治精神信仰堅信的信徒，統治集團不僅僅是利益集團，更是一個信仰集團，就如對于神化的皇帝，最堅信的也是要統治集團的認同，你的篡弒最反對你的也是統治集團內部。

　　對于中國的老百姓，誰是統治者很多是認不清的，這個世界也是有很多個階層的，毛主席關于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也非常重要，對于貪官更多的是狗腿子的中間階層，而不是統治階層，對于一個政權是要認清貪官與統治者的區別的，在皇權時代皇帝是最高統治者，而維持皇權的是各種勛貴，中國很早就進入了文官社會而不是分封的貴族社會，對于統治者的統治權一定要通過某種方式進行世襲的，不能把自己對于政權的影響力合法的延續到下一代就談不上統治者，對于當今的西方是資本控制國家，那些可以把資本延續到多代的是統治者，不要說什么遺產稅讓財富傳不了幾代，遺產稅是對于不是統治者的家族的，有統治權的大資本世家是通過家族信托基金等方式根本不用繳納的，西方社會沒有權力的世襲但是資本控制國家，資本是可以通過繼承來實現統治權的世襲的。而貪官的特點就是他的權力和財富在社會當中是難以世襲的，這個世襲的不易存在，貪官很難把自己的權勢財富不減損的延續到很多代才是貪官與統治者的根本差別，貪官上升進入統治集團的機會是非常少的，就如統治階層從階層中跌落非常難一樣，統治階層的數量是要穩定的，新陳代謝要有，但太多了也是不成的。一個政權的穩定和長期化，統治集團的能力和統一非常重要，這能力和統一不是依靠外部的貪官政治能夠完成的。

　　認識到世襲能夠實現與否，宦官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作用也是需要充分認識，宦官不單是不能性行為不能淫亂后宮，宦官集團沒有后代不能世襲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沒有世襲需求的集團，對于貪官雖然他的權力和財富的世襲沒有保障，但他時時刻刻都想著世襲和更大的利益，宦官的不能世襲使得各朝都使用宦官作為監察集團的，從歷史上的宦官監軍到后來的東廠西廠，只有異族統治時期這樣的監察變成了少數外族的專利以外，純漢族的朝代宦官的監督在權力體系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沒有后代不會產生世襲的需求，因此維護了原來統治集團利益的穩定，即使是在宦官專權的時代，由于宦官不能有后代，對于皇帝和皇權可能是災難，但是對于統治貴族集團卻不是重大威脅，這與改朝換代是完全不同的。這一點實際上在西方也一樣，西方的基督教對于統治的教職人員當年也是禁欲的沒有后代的，西方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限制了統治集團后代人數的快速增長，也是維護統治長期的根本。而明朝末代皇帝開始廢除宦官的權力，為了不讓權臣出現竟然需要不斷的更換宰相達到50多位，對于國家和統治集團就是個災難，對于明亡就有不少學者認為崇禎的皇帝的換相過頻繁是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一個王朝的滅亡，我們看到的更是一個監察體系的腐爛，所有前面的用貪官反貪官的故事，所依賴的都是監察體系的絕對忠誠，監察體系是不靠利益來維持的，若監察體系的忠誠不再，則使用權謀的術也不能維持了，而依仗權謀的術本身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的信用體系的問題，這樣的術是很難由他的后代繼承而完全依賴最高統治者的個人大腦，這樣的以術治國必然王朝短命的背后也是在其死后的繼承人無法將他的術繼承下去，我們現在講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治也是同樣的道理，制度是一個信用體系的大道而人治是個人魅力的術，在人治下可以有更高的效率但人的生命有限，到這個體系繼承的時候就要出現大問題，對于一個國家，權力的繼承和延續穩定，是這個國家政權的根本。

　　對于國家的興亡怎樣的當好皇帝，實際上是在中國文字獄下不能說的，教人做皇帝視同謀反，怎樣做好統治者的智慧是需要傳承和讀史頓悟其中的春秋暗語的，篡權者評價前朝的春秋筆是不斷的丑化的，他們是不會寫前朝為什么當初能夠興盛的，對于監察力量也是極度的丑化的，對于宦官的監察作用更是不提，原因是寫歷史的文人是他們的死對頭。所以你看到的歷史總是前朝的權謀和負能量，看到的是前朝必然滅亡的東西，而不是一個統治一個政權建立所需要的東西，拿著這些洗腦的東西當作寶貝在頂尖的精英當中流傳，他們也拿著這些洗腦愚民的東西到處宣講，背后是中國國學真正學問的喪失，只剩下屌絲市井邏輯的術。西方真正的統治智慧，也不是在簡單的書本之上，中國與世界的競爭在頂層需要有大智慧。

　　在上述分析以后我們可以看到公知對于政權和貪腐認識的膚淺，這些觀念的能夠大行其道，與中國國學精髓的淪喪是有關的，中國的政權智慧已經喪失，剩下的是小聰明，中國國學在中國的各個大學里面已經變成了文學，這個學科開設的中國國學的研究和教學都是在中文系，國學似乎就是那些華美的唐詩宋詞，并且把國學當中的史學變成了歷史考據在歷史系，基本上是西方的史學探究中國的歷史，真正的國學當中的哲學、治國思想等大道的東西沒有了，研究的是權謀，是怎樣玩人玩權術的伎倆，完全墮落于術的層面，修齊治平的內容被當作空洞的大道理已經脫離了社會實際，也沒有多少人懂得其中的微言大義。中國的崛起，首先需要的就是振興中國的文化，需要有一個能夠掌握國家智慧的群體，中國謀國的需要有高智商的群體，這些智慧需要的是多代的積累，把中國幾千年歷史所積累的智慧從權謀的術變成統治國家的道，杜絕那些膚淺的洗腦文學。

　　國家的崛起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聰明，而公知所來帶的用貪官反貪官只不過是其中小聰明的一個例證，這樣的小聰明也廣泛的流傳于中國的民間，而中國的歷史大智慧的東西，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挖掘，如果不能有足夠的傳承，也需要自己的頓悟其中的大道理和大智慧，不能滿足于民間市井的聰明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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