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內外交困”一詞來形容中國當前的形勢一點也不夸張，不管當局承認與否，這既是人民的看法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在國內，官員貪腐無度，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既得利益集團與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銳，兩級分化嚴重，人民普遍仇官仇富，民心難測，國家不得不以維穩度日，與實行緊急狀態無異，就連圣神的校園，仁慈的醫院都不得不設警務室。在國外，中國已陷入美國為首的反華同盟布下的戰略包圍圈，被美國當著最大的敵人死死揪住不放，中國沒有了朋友，沒有了盟友，動輒得咎，屢遭群毆，惡鄰環伺，侵犯不止，就連菲律賓這樣的小國，也敢對我肆意挑釁，百般羞辱。
造成中國內外交困的根源何在?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內政上黨的干部政策從平反昭雪，發展到重用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二是外交上丟棄了三個世界理論，從與狼共舞演變到依靠美歐日帝國主義列強。
一、從平反昭雪到重用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
徹底否定文革后，平反昭雪被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時任中共組織部長和總書記的胡耀邦親自主持這項工作。平反昭雪本身無可厚非，既然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對文革中受打擊受處理的領導干部平反昭雪，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每次朋黨之爭反敗為勝的一方都要搞平反昭雪。不過其中免不了會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不該平反的平了反，不該昭雪的昭了雪。如文革中，我縣一個小學校長強奸女生也被平反，“信陽事件”的罪魁禍首吳芝圃打倒后病死也昭了雪。這樣的平反昭雪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讓一些壞干部在否定文革的旗號下重新作威作福。非常不幸的是，文革讓人民群眾對領導干部的監督更為嚴厲，一旦被否定，不由得讓領導干部對大眾民主產生了抗拒情緒，于是取消“四大自由”，廢除“罷工自由”就自然成了不二選擇，從此人民失去了民主權力，官員沒有了民主監督，腐敗趁機滋生蔓延。當時官復原職的領導干部們的信條就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他們要只爭朝夕地以權謀私，彌補文革失去的十年。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就罷了，畢竟問題還出在體制內，雖然黨紀有所松動，但黨紀尚在，信念有所動搖，但信念猶存，更談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然而接著發生的事情就有了質的變化，其標志性的事件就是重用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過來人都知道，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并非光是文革專政的對象，所以，重用他們不但是對文革的否定，也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定和對馬列主義階級斗爭觀的否定。既然如此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呢?因為這是轉型接軌的需要。轉型接軌是一個事業，凡事業都必須有支持他的中堅力量，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中堅力量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是建立在對毛的批判與繼承之上的，這就注定了他不能照搬毛的社會基礎，必須要有新的社會基礎，而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就是這個新社會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俗話講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然而重用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危害極大，它讓毛澤東的預言不幸言中，在許多領域完全或部分變成了現實。半個世紀以前毛澤東就曾告誡過全黨：“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但讓料事如神的毛澤東也沒有料到的是，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不是自己跑出來的，而是被請出來的，并且直接被請進了各級領導班子。我們干了一件極其危險的蠢事——把革命的政權拱手交給了革命的對象。
雖然地富被重用的主要是其子女，雖然黨對地富子女有專門的政策即：“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現。”但即使表現好，也不是要把他們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何況，重用他們也并非因為他們表現好，而恰恰是因為他們是地富成分。
究竟有多少政權落入地富子女和反壞右分子及新老資本家手里呢?中組部從未公布過數字，我們不得而知，但它既然作為黨的干部政策且長期堅持下來，那就肯定不是小數字。拿全國人大來講，早已不論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了，今天的工農兵代表已寥寥無幾，其中農民工代表只有三個，而新老資本家則多的數不清。約3000名人大代表中是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的絕不是小數目，他們已成為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國權貴利益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比起數量他們的能量更令人生畏，由于階級立場使然，更由于報復心理作祟，他們的破壞力是巨大的。
30年來這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部門里的階級異己分子，如同孫悟空鉆進鐵扇公主肚里，一遇機會就興風作浪，他們帶頭攻擊共產黨，污蔑毛澤東，反對社會主義，貪污腐敗，瓜分國企，逼工人下崗，奪農民土地，制造三座大山，強推私有化，充當漢奸賣國賊等，這些所作所為嚴重的危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激起人民強烈的不滿和反抗，從而使中國變得越來越動蕩不安。
二、從與狼共舞到依靠美歐日帝國主義列強
既然要改革開放，就要與世界接軌和列強打交道，特別是和美國打交道。列強是什么?列強如豺狼虎豹，當初當局心里并非不明白中國與列強打交道的風險，不過為了改革開放硬著頭皮也要上，并形象地稱之為“與狼共舞”。與狼共舞無非有兩種結局，一個是共獵共享，一個是反被狼噬，換成政治術語講就是要么“互利共贏”要么“零和游戲”。與狼共舞的結局好壞全在于應對是否得當。所以與狼共舞考驗著中國領導人的信念、信心、智慧和能力。
遺憾的是，30年與狼共舞的結果是中國陷于了美國的包圍圈，從而以失敗而告終。
中國首先輸在喪失信念。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就是認為自己有問題不如人，所以才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當時認為文革的那一套有問題給徹底否定了，認為毛澤東有嚴重錯誤進行了重新評價，這便無形中讓廣大的干部群眾感到，我們的領袖不再是偉大的，我們的黨不再是正確的，我們的社會制度不再是優越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在信念上發生了動搖，對自己的要求隨之放松，于是腐敗滋生蔓延，1989年的六四政治風波就是反官倒反腐敗的群眾運動。1991年蘇東歐的垮臺給本已動搖的信念再次重創，讓人們對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徹底瓦解，人們不再相信官方的宣傳，盲目向往資本主義，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難以深入人心。沒有信念就沒有底氣，一個沒有信念和底氣的人與人交往只能當隨從，一個沒有信念和底氣的的國家與列強打交道只好當附庸。
有些人愚蠢地認為，只要改旗易幟便會融入資本主義的國際社會，殊不知，大國博弈，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沒有多少關系，前蘇聯的故事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社會主義的蘇聯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俄羅斯，換了馬甲，照樣逃不掉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的拼命擠壓，要不是出了個強人普京，俄羅斯聯邦也難保不被肢解。
其次是輸在應對失策。
丟棄三個世界理論失上策。由于中國奉行“韜光養晦”謀略，恪守“不出頭”信條，在國際重大問題上往往不敢主持公道，伸張正義，要么沉默不語，隔岸觀火，要么語焉不詳，投個棄權票混跡于看客之中，有時還扔幾塊石子幫美帝喝彩幾聲，以至于第三世界的朋友心灰意冷，日漸疏遠，流失殆盡。
有些人認為，三個世界理論是冷戰的產物，是對抗的理論，要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引進技術，擴大出口，做好生意，就不能和列強反目，更不能和美國抗衡。這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死腦子一根筋。要知道改革開放并不都是有求于人，也有人求于我，我們也有別人需要的東西，譬如龐大的消售市場，廉價的勞動力，豐富的自然資源等，我們這些優勢足以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心動，讓任何一個跨國集團都眼紅，不怕他不來，就怕自己沒原則。我們的原則應該是，既和你來往又要防著你，既交新朋友又不忘老朋友。這其實是列強的傳統，尤以美國為甚，美國對于盟國從不輕言放棄，美國對于中國從來是軟硬兼施。中國的精英雖然喜歡以美國為師，可惜就是學不到點子上，取不來真經。
我們一心想要傍上美國這個大款，然而大款沒傍上，跟班也丟了，兩頭不落好，里外不是人，于是，形單影只，孤掌難鳴，眼睜睜瞅著美國的圍堵大網而無力掙脫，欲哭無淚。
放松軍事斗爭準備失中策。我們把列強編織的“中國威脅論”帽子，當做緊箍咒緊緊地箍在自己頭上，只要他們一念咒，我們就膽戰心驚，小心謹慎地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大力發展國防軍事，特別是不敢加快發展藍色海軍，對周邊國家的侵略不敢以武力予以反擊。對“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警告置之腦后，自我期許“和平戰略機遇期”，一廂情愿地搞“和諧世界”，長期立足于不打仗，放松軍事斗爭的準備。提出“軍隊要忍耐”，削減軍費，下馬大飛機，拖延造航母，使中國與美歐日武器裝備的差距越拉越大，特別是和他們的海空力量已淪為不對稱狀態，如雙方發生戰爭就是不對稱戰爭，日本海軍司令公然叫囂30分鐘消滅我北海艦隊，幸虧中國還有核武器，否則，恐怕早已步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的后塵。
只講經濟不講政治，見利忘義失下策。30年來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錢的確掙了不少，產品也行銷全球，腰包鼓了起來，GDP從世界第六升至老二。但是，我們不再講國際公義，不再關心別國的民族解放斗爭，不再主持公道，伸張正義，而是埋頭做生意，悶聲發大財。在世界各地如同蒼蠅般地攫取財富和資源，如同跳蚤般地推銷廉價產品，然后如同孫子般的把賺來的美歐日元換成其國債孝敬他們。對西方列強視為闊佬大款，作揖打拱，奴顏婢膝，讓他們享受超國民待遇。對亞非拉窮哥們用的著則呼來喝去，頤指氣使，用不著則不聞不問，棄之如敝履。在西方人眼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農民暴發戶和商品造假者，在亞非拉人民眼里，中國是最瘋狂的新型殖民掠奪者。縱觀世界格局，美國因其堅持不懈地推銷“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而同盟永固;蘇聯因其喪失信仰而分崩離析;中國因其墮落為單純的逐利者而盟友盡失。這可謂是“謀道者食其中矣，謀食者不可繼之也”。
上中下三策俱失，豈能不困!
總而言之，殘酷的事實教育了我們，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不僅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同樣也是改革開放的首要問題，轉型重用階級敵人，接軌依靠帝國主義，階級斗爭熄滅論，世界和諧論，喪失了應有的底線，從而讓我們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若不懸崖勒馬，勢必亡黨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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