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與社會現象

　　第六章、社會現象與發展方向

　　任何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并且都有其存在的條件和產生的原因。自然現象有其形成的原因，揭示的是自然規律。社會現象也是這樣，任何社會現象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空間條件，也必然有其產生的原因和根源，它揭示了社會現象背后的本質和這個社會的發展道路及發展方向。

　　一、中國私有化的社會現象

　　現象背后必然有原因，原因背后必然有規律。揭示中國社會現象的背后，就能找到產生這些社會現象背后的原因和根源，用社會發展的規律去判斷這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前途。中國社會自私有化改革以來，在社會各個領域出現了無數的亂象和怪相，它們的產生與中國社會的全面私有化進程密切相關，并在私有化的進程中不斷上演。對原有的公有制而言，全面私有化是一場社會徹底的革命，其深刻的社會變化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醫療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反映出來。

　　第一節、財政分級管理與社會政治現象

　　政治就是行使統治集團的權力，經濟就是這個權力存在的空間條件。政治具有主權屬性，是權力的最高形式。在階級社會中，代表政治主體的是國家及代表階級利益管理國家的政府。而國家是階級的暴力工具，所以政治具有暴力性。因此，政治斗爭就是暴力斗爭，也是最高形式的社會矛盾斗爭。政治主體是由各種權力主體組成的，各種權力主體為了獲取和維護自身的利益而產生的各種矛盾和沖突，都是政治斗爭。政治是上層建筑，與經濟、法律、宗教、道德等社會現象有密切聯系并且互相影響。因此，在社會現象的背后，反映的是關于政治權力的矛盾斗爭。

　　1、財政分級管理與“諸侯經濟”

　　政治作為上層建筑，必須以經濟作為基礎，因為，經濟是政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一切與主權有關的經濟，都是政治經濟，政治經濟現象，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具體反映，從而反映了政治的性質。

　　財政問題是政治經濟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問題。財政管理方式的改變，為改變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在經濟基礎積蓄質變的能量。中國的財政分組管理，不僅自身在適應私有化改革的影響，同時也在助推私有化的進程。所為財政分級管理，就是將原來的國家財政按比例分歸各級地方財政，

　　財政分級管理，是現代的“分封制”，它讓地方政府獲得了真正獨立的權力主體地位。“分封制”源于中國周朝時期，諸侯被封有領地，在其領地內皇帝沒有了直接的權力。諸侯擁有封地的國家土地，包括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分封制”規定，諸侯必須服從周天子的命令，為周天子保衛國家，鎮守疆土、隨從作戰、交納貢賦和朝覲述職的義務。同時，諸侯在自己的封疆內，又對卿大夫，卿大夫再對士，實行層層再分封。到戰國時期，仍有分封侯君，但他們已多不掌握政權和軍權。

　　封地就是經濟基礎和生產資料，封地收益就是財政來源。地方政府獲得了經濟基礎，同時也獲得了權力。它與這種“分封制”非常相似，在這種權力范圍內并與這種權力相關聯的一切經濟，都是“諸侯經濟”。“諸侯經濟”代表了一個地方的各級利益集團，在這個范圍內的一切經濟行為和活動，都代表了各級地方政府和集團的利益。為了維護“諸侯經濟”利益，地方利益集團陽奉陰違，明里暗里對抗中央，地方保護主義就是典型的“諸侯經濟”現象。地方權力還掌握著地方暴力工具，“諸侯經濟”為地方暴力工具提供了物質和資金保障。地方暴力工具為“諸侯經濟”保駕護航，并參與了暴力征地和拆遷，同時還為地方利益對抗中央創造了條件，“黑監獄”事件更顯其在“維穩”與阻止百姓“上訪”中存在的價值。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諸侯經濟是肢解公有制基礎的一部分，它將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結局?周王朝的衰敗，“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取代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喪失，“分封制”最終的破壞就是鏡子。相對于土地“分封制”，“財政分級管理”顯得非常抽象，那么，“包產到戶”則更為具體，這就是以土地為內容的經濟管理方式。但是，在土地兼并和征用中，大批勞動力離開土地，耕地被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包產到戶”名存實亡，這正是“諸侯經濟”覆滅前兆，也是政治質變量的開始。

　　2、“頂層設計”與“一把手”負責制

　　“頂層設計”是一種新的提法，原意是指自高端向低端展開的設計方法，核心理念與目標都源自頂層，由頂層來決定底層，由高端決定低端。提出這一觀點的理由是，由頂層根據設計對象內部要素之間圍繞核心理念和頂層目標所形成的整體關聯性，做好匹配與銜接工作，并設計可行性實踐和實施方案。

　　“頂層設計”實質就是統治者設計，其謊言在于所為的“整體關聯性”，似乎與公有制的計劃性相一致，但兩者卻有根本的區別。但公有制是人民當家作主，集體決策，民主集中。而“頂層設計”則是少數人決策，是少數人的意志決定多數人的意志。少數人的意志能否代表多數人的訴求，只有通過人民代表才能體現出來，實際上，能代表全體人民共同訴求的就是多數人。然而在私有制社會中，權力是跟隨著資本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其必然為少數人服務。所以，“頂層設計”的結果就是少數人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設計。事實上，“頂層設計”不是新生事物，與其如出一轍的由“廠長負責制”和“一把手負責制”。

　　“廠長負責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的一種管理制度，它是指以廠長作為企業的主要負責人和法人代表，全面領導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工作，對企業的全部經濟活動負全責的企業領導制度。這就意味著廠長不僅擁有企業經營管理權，而且還擁有企業的人事權、決策權。“廠長負責制”，實質就是剝奪了國有企業的工人，作為國家主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力，同時，他們的權利也隨著私有化的推進被徹底剝奪。“廠長負責制”造成的另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廠長利用這一制度，獲得了侵吞國有資產的權力，至少為他們侵吞國有資產創造了使得條件。事實是在國有企業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被廉價賤賣，而最大得利的正是掌握國企權力的廠長和企業干部。國企是人民的財產，侵吞國有資產就是侵吞人民的利益。

　　國有企業管理的改革被延伸到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與之相對應的就是“一把手負責制”，也稱之為“首長負責制”，它是指由單位的第一領導對全局性、關鍵性、重要性的工作負總責。這種管理制度不僅涉及到了行政權、決策權、決定權和管理權，還涉及和影響到了人事權。“一把手負責制”是私有化進程的產物，它代替了公有制下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講，使平等關系變為從屬關系和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從而也催生了“個人特權”。在公有制下的領導干部作為“人民公仆”，他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作為干部他們“干”字當頭，做事在先。而今作為社會的特權階層，領導脫離群眾，干部脫離勞動，功利搶在先，勞動不伸手;官員的權力在私有化中作為社會的“公權力”卻被私有化，生產關系的改變，使得權力失去了監督，權力膨脹濫用必然產生腐敗，最終導致干部領導的蛻變。

　　不論是“頂層設計”還是“一把手負責制”，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思想上否定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創造力，低估人民群眾的認知水平；在行動上脫離社會的群眾基礎，排斥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剝奪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

　　3、“黨政分開”與“憲政”奪權

　　“黨政分開”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它對社會質變具有里程碑意義。其實質是要將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職能分開。提出“黨政分開”的理由認為：以黨代政和黨與政府的職能混淆，實行“黨政分開”能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真正發揮黨的總攬全局的作用，管好路線和方針政策。同時還指出：黨政不分降低、削弱了黨的領導，看問題就有局限性;黨政不分使黨顧不上抓黨的建設，結果是“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黨政不分使黨委處于行政工作第一線，甚至成為矛盾的一個方面。顯然，這都是美麗的謊言。

　　首先，黨是一個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政治組織，黨政結合才能使這個黨獲得主權社會的權力，使之成為執政黨。“黨政分開”就是要讓“執政黨”成為“在野黨”，這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的。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他們的總統都來共和黨或民主黨，總統無不是黨員。同樣在日本，政府議員也來自各個政黨，首相也擔任黨首。其次，黨與政分開，不僅失去了執政能力，而且還動搖了執政地位，因此，在中國出現要求“多黨制”和反對所為的“一黨制”的聲音，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和社會條件。從權力與空間的角度講，如果說砸碎公有制是為了解決經濟基礎的空間問題，那么，“黨政分開”是要解決權力問題，失去了權力就徹底喪失了執政地位，這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和根本性問題。中國共產黨自領導新民主義革命起，就一直在工作的第一線，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各個工作崗位也是共產黨員帶頭沖在工作第一線，在人民群眾中發揮了模范帶頭作用。共產黨只有在實踐中才能了解真實情況，發現實際問題，掌握客觀規律，解決社會矛盾;只有在生產第一線，才能與勞動大眾建立起血肉聯系。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時起，不僅各民主黨擔當起了監督職能，而且人民大眾也承擔了對共產黨的監督職能。

　　以所為保障人權、自由和民主為目的的“憲政”成為了又一個美麗的謊言。“憲政”就是以憲法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包括立法權和行政權在內的任何政治權力，都必須以憲法為唯一依據，并為憲法所制約。“憲政”源于英美，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它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產物。“憲政”至所以是一個謊言，那是因為它是以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為原型的，而資本主義法律本身就是虛偽的。“憲政”所要限制的權力，對于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就是要限制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的權力，也就是要限制人民大眾的權力。法律是為權力服務的，“憲政”之后的權力必然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所有，所以，“憲政”就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憲政”也是奪權的開始，是一場關于政權的沒有硝煙的戰爭。

　　4、“高薪養廉”與“裙帶關系”

　　中國的“高薪養廉”制度也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與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幾乎同步。高薪與養廉沒有必然聯系，“高薪”屬于分配方式，“養廉”屬于管理方式。“高薪養廉”是利用權力，借養廉之名行高薪分配之實，成為了特權階層的“福利”。“高薪養廉”是特權階層為自己準備的盛宴，是借權力為自己準備的加餐，它與社會主義價值觀背道而馳，是不平等社會生產關系的體現。

　　腐敗不會因為高薪而消失，相反，“高薪養廉”成了腐敗的瘟床。因為權力的作用，用“高薪養廉”的職位，成為權力交易的目標，一些部門官員利用職務之便暗插親屬之女，形成“近親繁殖”;或者在利益集團內部或朋黨之間互換職位，通過“內部招聘”、“人情招聘”、“舞弊招聘”等，編織了“裙帶關系”。以具有現代“科舉”制度的“公務員考試”為例，報考人數創世界和歷史之最，幾百上千人爭一職位，入選比例之懸殊也是絕無僅有，但他們都不是“為人民服務”去的，而主要是為了穩定高額的工資和豐厚的福利去的。事實是腐敗現象層出不窮，“高薪養廉”越養越腐，打擊腐敗越打越多，那是因為存在著滋生腐敗的土壤和社會條件，于是才會出現種種腐敗的怪相，如事業單位違規招聘，面試考陪吃陪唱，可為開當今世界腐朽之壯舉。法官招嫖反映了這個法律的虛偽，官員包養情婦證明了權力的腐敗，腐敗官員頻頻遭美女告發說明監督體系形同虛設，這就是特色中國的波瀾景象。

　　人事制度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范疇，是政治的一部分。在階級社會中，人事制度也是為階級服務的。社會主義的政府機關是為人民服務的，當有官員責問“為人民說話還是為黨說話”的時候，他們已在行動上把執政黨和人民相互對立起來了。因此，這不僅是官員的階級立場出現了質變，也是政治質變的組成部分。這些社會政治現象，都是在私有化改革進程中產生的，同時說明，私有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奪權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5、“諸侯經濟”與“兩院一府”

　　“諸侯經濟”的產生，是由原來的國家統一財政管理變為地方獨立的財政，實際就是地方政府獲得對財政的控制權和一定的所有權。“諸侯經濟”導致一些地方一味追求自己的局部利益，而忽視國家全局利益和社會整體效益，經濟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出現地方割據，互相封鎖。一些地方財政富甲一方，為其能占山為王搞各自為政提供了經濟基礎。當地方政府富可敵國的時候，必然會通過其經濟影響力呼風喚雨，同時也必然影響到社會政治生活。

　　所為“兩院一府”是指檢察院、法院和政府。他們之間從國家體制的設計上是相互獨立，相互監督的關系，尤其是司法的獨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但是，“諸侯經濟”使司法獨立產生的變化。首先，司法系統是雙重管理，即司法系統的垂直管理和與政府系統的同級管理。其次，標志“諸侯經濟”的財政分級管理，使地方財政成為同級司法系統的經濟來源，政府部門與司法系統的關系如同“奶媽”與“乳子”的關系，當地方政府出現違法行為的時候，司法體系的監督和執行能力必然受影響，這為政府腐敗和司法不公創造了條件。

　　6、私有化的法律虛偽與社會的分配不公

　　在經濟危機之際，為減少失業率，企業被允許降低職工工資，職工得到了低于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的薪金。這是企業的生存與國家的法律之間所做出的無奈選擇，它反映了兩個方面，一是法律所服務的對象偏向于資本，二是法律的所為權威性是可以挑戰的。如果說這是應對危機的無奈選擇，那么，從環衛工的生存狀況不僅可以反映出整個社會生產關系的普遍現象，也反映出私有化下法律的虛偽性。

　　環衛工是城鎮化中不可缺少的工作職位，但是，自經濟私有化改革以來，環衛工有編制內與編制外兩種身份，這在很多行政部門和事業單位也普遍存在，但他們得到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待遇。編外人員干著最苦、最臟、最累、最重的活，但卻拿著最低的工資和福利。在很多地區，這些環衛工大多是大齡者，甚至是年邁的高齡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與聘用單位簽訂勞動合同。這種現象背后說明了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法律規定用工單位必須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但這種現象反映了法律的無奈、無力和無用。二是這些大齡高齡環衛工大多是在社會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又因缺乏新的工作技能而難以有新的職業發展與生存渠道。三是高齡環衛工本應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但卻迫于生活壓力而無奈工作，說明私有化下的養老沒有保障，社會保障體系缺失。

　　編制內與編制外的“同工不同酬”，正是私有化社會生產關系的體現。在權力上反映了不同勞動者對生產資料占有程度的不同，所造成分配不同的結果，這就為剝削與財富的掠奪創造了條件。馬克斯在闡述分配問題時是以付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的，而今的勞動已有了等級之分，分配也是以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來衡量的。在“價值=價格-利潤”價值公式中，如果勞動力價格低了，甚至是低于利潤，勞動者的勞動當然也就“不值錢”了。社會鄙視勞動，剝削有理，是資本主義社會腐朽的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就是貪婪的、無情的攫取剩余價值，所以分配的不公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造成的，也是任何一種剝削制度下的共性。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下，分配是所有制下的經濟職能，也是國家權力的職責，代表國家權力的政府對生產資料的失控而導致職能的缺失，是分配問題成為政治問題的原因。

　　分配問題表面上經濟問題，實質上是關于社會生產關系的政治問題。“同工不同酬”和貧富差距，是私有制下經濟地位不平等和社會剝削的產物。在中國出現民間企業和民間組織對貧困人口的慈善救助活動，這不是社會的“光彩事業”，它不是解決貧困的根本。中國民營企業存在良知，但中國民營企業有“原罪”，以及在私有化下的生存方式，決定了民營企業做慈善，是讓“不光彩的人”來做“光彩事業”，如同讓狼來為雞做慈善。因為，社會的公平不是靠民營企業的“良知”來實現的，如果慈善能解決社會的分配不公，也就不會有美國的華爾街了。從層出不窮的農民工工資拖欠、存在的血汗工廠等問題，正說明了不解決生產關系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社會矛盾的。所以，要解決分配不公，關鍵是解決私有制下腐朽的社會生產關系。

　　透過紛繁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終于發現，中國的私有化發展就是剝奪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發展。

　　第二節、私有化與經濟生活

　　所為經濟，就是關于資源的組合、生產和分配的社會生產過程。經濟生活就是權力在生產過程中對一定空間的控制、支配和運作的過程。在這個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一切社會經濟現象，都是基于這個社會所有制條件下的產物，所以它既是社會現象，也是政治現象。經濟和政治是不能相互割裂的，經濟可以是政治的晴雨表，政治是一定經濟形態的體現。換而言之，私有制下的經濟生活現象，是這個所有制下社會生產關系的反映，也是這個社會政治的體現。

　　1、物價問題與社會生產方式

　　物價問題是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問題，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準確地講是公有制時期，實現了物價的長期穩定。自私有化以來，物價就一路上漲，貨幣一直在貶值。 2010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幅度達6.4%，物價問題影響到了百姓的生活和社會的安定，使物價這個經濟問題也成為了社會政治問題。

　　價格是在社會商品流通過程中產生的，這些商品作為一種社會財富，其價值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此：

　　價值=價格-利潤

　　然而，價格上漲并不是商品價值的增值，而是利潤的增加。價格的波動是由資本參與投機的結果，其利潤是在商品的流通過程中被各個流通環節不斷肢解和占有，其中在流通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的生產單位占有最大程度的利潤。物價受供求關系的影響，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在資本參與投機的過程中，這個物價是供求關系的虛假反映，如中國房價在國際金融危機之際還能逆勢上漲，大眾農副產品能從天價跌進爛菜價，這是資本作怪的原因。

　　資本在競爭中既造成的區域性分工，也制造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和不平衡。大宗農產品價格除了受國際期貨價格的影響外，還受到產區自然災害的影響，以棉花為例，原來在蘇南地區以前也種棉花，但現在已絕種了。這只是反映了一個方面，在整個社會在生產過程中，這種“資本”不僅是指貨幣，也包括生產資料。這種“資本性的區域性分工”在競爭中不斷出現強弱分化，形成地區差異和差別。

　　私有制的經濟快速發展推高了物價，背后就是利潤的最大化。按照價值規律，經濟發展了，生產力和生產水平的提高，應該使商品價格降下來，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提高土地的使用率也應該使價格降下來，但卻是不降反漲。這正說明，私有制經濟發展的正直目的實質是對利潤的追求，而不是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此外，生產效率的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勞動成本也應該是降低，為什么勞動力價格也上漲呢?是因為維持勞動力生存的成本在上漲，而且是勞動力生存成本的上漲大于生產效率提高而降低的成本。貨幣貶值，工資增加并不等于能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勞動力成本受到“恩格爾系數”的影響，同時還涉及到了社會生產關系和分配制度。

　　影響價格的還有國際熱錢與“外匯占款”，它們都是畸形生產方式的產物。熱錢首先是富余資金，而且是追求高額利潤回報的資金。熱錢進入的是流通領域，并沒有進入生產領域，這就意味著它增加的不是社會財富的價值，而是抬升了商品的價格。社會生產與社會總需求應基本保持平衡，當熱錢流向某些領域，就會造成局部產業過熱，這就形成畸形的供求關系，必然造成價格的大幅起落。同樣，在國際貿易中，出口的產品與進口的商品保持平衡，才能保持社會總財富的基本不變。當出口的商品換來的是外匯貨幣，需要兌換成本國流通貨幣，那么，“外匯占款”就要由國家銀行發放本國貨幣滿足貨幣的流通需要，這樣意味著出口了多少的商品在本國減少了同等的財富量，還增加了本國相應的貨幣量。財富量與貨幣量的失衡導致了物價的進一步上漲。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貨幣的貶值是一種財富的掠奪過程，是轉嫁經濟危機的過程。這就回答了為什么美國要通過貨幣寬松政策應對經濟危機的問題了。

　　2、消費與養老保障

　　消費就是對社會物質財富和資源的消耗，要通過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畸形產物。對于普通百姓而言，要消費首先要有消費的能力，這種消費能力需要以物質基礎為后盾的足夠的貨幣資本為保障。人要維持作為生命體的存在，必然需要最基本的物質消費，人作為勞動力，在其一生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創造財富的勞動過程中的成本付出，另一部分是維持生命存在，包括養老和醫療及個人發展的積累部分，也可以概括為勞動時間與勞動積累兩個部分。

　　養老問題也是關于生存的問題，養老方式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養老是要消耗財富的，這個財富恰恰是要靠積累的。即使以中國傳統“養兒防老”，實質是一種勞動的預支性轉移，就是先由父母輩養子女輩，待老后由子女養父母，從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況看，實質就是自己養自己。在養老的循環過程中，“養兒防老”既是義務，也是權利。

　　一個人從剛出生開始，他需要大人的哺養，同時其沒有勞動能力，是一個凈消耗財富的階段，這也是享受權利的階段。隨著逐漸長大，對大人的依賴性越來越小，同時所要承擔的義務也越來越大，勞動能力越來越強。人從十八周歲成年起，具有了承擔勞動義務的能力。按大學畢業的普遍年齡22歲起開始工作，那么，如果按照退休年齡為男60、女55歲算，一個人一生的工作時間即創造財富的時間為：

　　男：60-22=38年;女：55-22=33年。

　　根據社會平等壽命減去退休年齡，就是養老的時間。以中國人的平均壽命73歲計算為：

　　男：73-60=13年;女：73-55=18年。

　　那么，人的成長年齡加上養老年齡，是一個人凈消耗財富的時間，即：男35年，女40年。在總體上，人一生創造財富和消耗財富的時間基本相等，換而言之，一個人一生要至少創造高于消耗量二倍的財富才能滿足養老條件。這也說明了一個現實的問題，那就是養老需要有積累。對于社會而言也是這樣，只有個人為國家創造足夠的積累，換句話說，就是國家要有足夠的積累，才能支付個人的養老，國家沒有積累也就不能養老。

　　養老對于主權國家是一個關于民生問題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是實行的低工資高積累，這被私有化認為是“貧窮的社會主義”。那么，私有化后，中國的社會積累去了哪里呢?最大的積累是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在轉制中被賤賣了，把全民的積累變成了個人的財富。讓職工下崗，提早退休，不僅沒有為國家積累，還額外消耗了國家積累。如果中國的養老金出現問題了，首要原因就是揮霍祖產，坐吃山空，它與“人口老齡化”沒有關系，因為在公有制社會，老人都是有養老的財富積累。在私有化下出現的“養老危機”，是這個社會生產方式所產生的消費式“無底洞”造成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就是生產和消費的過程，這是社會財富的對沖過程，也是私有制社會財富的掠奪過程。一些國家在經濟危機后推行“延遲退休”，就意味著勞動者被延長了被剝削的時間，權貴階層和剝削階級延長了“啃老”和掠奪的時間。

　　3、人口與就業問題

　　人是社會的主體，人口問題本身就是復雜的社會問題，包括人口的數量、結構、分布等與經濟、資源、環境、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經濟基礎是人口問題的核心問題。

　　人口是生產力來源的主體，是社會的人力資源，沒有人就沒有人類社會，沒有勞動力也就談不上有生產力。人口規模與人口素質是生產力的一個方面，在社會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則需要足夠的人口數量。但人口數量越增加，就意味著對資源的需求和消費也就越多，尤其是人口的快速擴張，對環境的破壞也是空前的。反映人口數量的另一問題是人口分布問題，一方面在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數量過快擴張，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另一方面是農村和落后地區人口減少，影響了當地的發展。中國在城鎮化的發展中，大批失地農民成為富余勞動力流向了城市，而兒童、老人留守在了農村，成為了新的社會問題。

　　人要生存，就業是人生存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業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的民生問題，兩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轉換。經濟的發展和增長需要勞動力，從而擴大就業率。當經濟萎縮時，就業率會下降。作為經濟來源，收入分配受社會生產關系的支配。在生產制造領域，隨著產業升級和調整，會產生勞動力的結構問題，即從事原有傳統產業的勞動力變為富余勞動力，而新興產業因技術要求和人才問題又缺少勞動力，這就出現一邊勞動者找不到工作，一邊企業缺乏勞動力的現象。科學技術的進步，勞動效率的提高，也使企業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勞動就業問題實質是源于勞動力與生產資料比例關系的失調所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為追求利潤必然把富余勞動力推向社會，造成失業人員的增加，就業問題和生存壓力會誘發社會動蕩和犯罪。因此，勞動力既有社會創造力，但勞動力問題也能產生社會破壞力。

　　中國是人口大國，控制人口增長，實施“計劃生育”是長期的基本國策。但是，在貧困和農村地區超生現象想當嚴重，這不只是觀念上的問題，也有現實的問題。新中國建國之初人口約6億多，在建設需要大量勞動力多生多育的情況下，到1978年時中國人口才8億多，增長了約33%。而從私有化改革以來，在相同的時間里人口增長到13億多，且還是實施計劃生育的情況下，人口增長約63%，說明人口快速增長的原因，恰恰是因為私有化的改革，使家庭需要勞動力。同時，“養兒防老”更顯得重要，所以才提高了人們尤其是農村的生育欲望和需要。

　　人口壓力導致就業壓力，因此，提出了所為發展服務業來擴大就業，但這卻是非常之片面。生產如同打仗，前線一個士兵，后面需要多個人員在作保障。生產的“前線”是作為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它以第一產業為基礎，第一第二產業相互依存，直接參與社會財富的產業。第三產業為服務性產業，其規模應與第一第二產業相適應。片面擴大第三產業，而制造業卻在萎縮，就會造成因服務對象的不足而產生新的產能過剩。此外，服務業是消費行業，沒有了財富的創造就失去了消費的物質條件，社會失業率的增加導致社會消費能力的下降，從而減少對服務業的需求。讓“失業大軍”都去創業是不現實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僅創造著滿足社會基本需要的物質財富，也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又恰恰是利潤率最低的行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自然成為被淘汰的對象。從中可以理解在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時代，國有勞動密集型企業存在的價值，它還承擔了社會初次分配的職能。同時，還能正確認識到國有企業一直被指責所為效益低下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國有企業還承擔了養老等更多的社會責任。

　　4、住房改革與土地經濟

　　中國初試住房改革自上世紀80年代，從國家分配到個人、單位、和政府三方共同分擔的方式。到90年代，土地經濟的出現，實現了從福利分房轉變為住房商品化。住房問題是關系人們住有所居的民生問題，但住房商品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國家負擔變為居民個人負擔。住房就其價值占居民家庭財產的重要部分，獲得住房的首要條件是居民能否買得起房。但住房價格的連年上漲已遠遠超過居民的實際收入的增幅。不僅如此，住房作為一種固定資產有一個折舊過程，可是在房價上漲的過程中，這種折舊不但沒有出現，反而是二手房在跟隨著樓市價格的不斷上漲。其原因在于住房已不再僅是生活的必須品，而是作為財富保值和獲得高額利潤回報的商品和資本。它的保值與增值是在于貨幣的不斷貶值，它的利潤回報是在于作為商品在流通過程中成為了資本。但房價上漲并不等于居民家庭財產的實際增長，因為對于有實際需求的居民來講，即使住房的磚頭成了“黃金價”也是沒有任何意義，只有作為資本參與商品流通才能實現利潤。

　　房價上漲的另一原因，是社會游資進入房屋市場，因為資本總是流向利潤高的領域，當房價出出暴利的時候，資本也就興風作浪，進一步炒熱房市，炒高房價。住房作為商品與其它商品有根本在于它是不可移動的資產，房價的上漲還帶動了房屋下面的土地，兩者不可分割，共同推高了房價。

　　公有制下的土地歸全民所有，在私有化改革后，實質是把全民對土地的權利被剝奪了，地方政府把出讓土地全用權作為主要財政來源，于是，“土地經濟”一發而不可收。從此，住房的價格已不只是房屋的本身，還包含更重要的部分就是房屋所占有的土地的價格。這就相當于原來國民享有的土地使用權被剝奪，并在買房過程中作為房價的一部分買下原本應有的土地使用權。土地是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和生產資料，不論用何種手段征得土地，實際就是剝奪個人土地使用權再賣給個人。

　　住房作為商品進行市場買賣本是經濟活動，但房價的上漲還演變為政治問題，那里因為房市撼動了社會的經濟基礎和引發了社會的普遍民怨。如果說為保障和改善居民居住條件，這完全可以有預期，但當房屋的職能不只是用于居住，而是作為獲取利潤的資本，其性質發生了改變，這就回答了為什么房屋越造越多、越造越高，卻還是有很多人買不起房、住不到房的問題。因為房價離人們的預期價格和購買能力越來越遠，也使一部分人不得已提前入市購買，通過“今天用明天的錢”貸款淪為“房奴”。高房價透支了社會資本，使整個社會購買能力和消費能力下降，過熱的房產行業一方獨大，影響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均衡發展，還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因此，中央政府才會對號稱自由公平的市場出手干預，嚴控房價快速上漲，然而這又引發了開發商、地方政府、和整個產業鏈的利益博弈，這正證明了市場經濟所為的自由、公平的虛偽和貪婪。

　　5、加入WTO與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正確的講是各國經濟的相互滲透，相互依存。自中國經濟私有化改革和對外開放以來，所有制主體出現了多樣化，除了有民營企業，還有中外合資、中外合作與外商獨資企業等。所有制的多樣性，也意味著利益主體的多樣性和利益分配的多樣性。而中國經濟走向全球化的里程碑當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即WTO。

　　WTO是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由帝國主義超級霸主——美國的主導下建立的，并于1995年1月1日正式開始運作，它的前身是關貿總協定。蘇聯解體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重大勝利，帝國主義需要重新安排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經濟格局，為推行貿易自由化而誕生了世界貿易組織。加入WTO的目的為了在這個組織中獲得話語權，打開與西方開展自由貿易的局面。但加入這個組織也是有條件的，需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就有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制。在國企轉制中，以紡紗行業為列，作為當年的支柱產業采取了“限產壓錠”，工人含淚砸機器也只是自動放棄“武裝”，但事實是大量的淘汰機器被廉價“轉”到了私營企業，這真是武裝了公有制的反對派，到頭來為國企掘墓了。國企是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為了改制說成是為政府“減負”，為產業“轉型”。實質就是甩下“為人民服務”的包袱，把國企向民營轉型，輕裝為資本利潤服務。但是，中國的坦誠與不設防，并沒有換來所為的貿易平等和自由，直至今天，還仍然堅持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中國也從來沒有學到高端技術。而中國人在國際市場中賺的錢都是血汗錢，出口八億件襯衫才換來一架波音飛機。中國的外貿加工都被國際資本把利潤盤剝得精光。除此還不算，中國賺取的巨額外匯，在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和“次貸危機”中大量縮水，損失慘痛。然而，即使這樣，資本主義國家還接踵而來對中國興起了反傾銷的大棒，在這個宣揚“自由貿易”的組織中，對中國的貿易爭端頻頻不斷。由此可見，和資本主義“與狼共舞”，要么被吃掉，要么變野獸。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種資源具有相互聯系性，但并不等于貿易的全球化。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達與落后，如同大陸與大海，高者可入云，深則不可及底，貿易全球化，對于經濟落后的國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即使不被淹死，也會被摔得傷痕累累。所為的自由貿易，就是狼對羊的自由，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做貿易，不會有真正的貿易公平。國際資本對中國的掠奪是前所未有的，一是剝削勞動力，在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創造高額利潤的同時，把對環境的污染也留給了中國。二是利用中國企業缺乏資金，通過合資控制中國的資源和有發展潛力的產業，甚至利用資本優勢先搞垮企業，再從中方手中接過企業，壟斷產業，同時還得到了免費的技術，中國食有油市場大多被外資企業所控制，中國的大飛機制造就是在合資中被搞垮的。三是制造貿易陷阱，通過控制核心技術控制中國產業，中國是使用互聯網規模最大的，但互聯網設備大都源自美國。中國的光伏產業大規模上馬，但生產設備和原材料都來自國外，結果在與國外光伏產業爭端中欲罷不能。四是傾銷技術控制專利，一些農產品的種子產量高，抗病能力強，但技術專利卻掌握在國外種子企業手中，中國的本土大豆遭到沖擊，專基因作物不只是存在安全風險，同樣存在著經濟風險。五是通過買辦和代理人為他們在中國謀取利益。

　　從絲綢之路到鄭和下西洋，中國的對外貿易增進了國際交流和文化的傳播，但從來沒有以犧牲本國的核心利益為代價，清王朝的通商大門是被列強用艦船利炮轟開的，唯中國私有化改革能以犧牲全民利益為代價自己向世界洞開大門。在繁華奢靡的經濟生活背后，終于發現，中國的私有化發展，是掠奪人民經濟利益的發展。

　　第三節、教育產業化與教育現象

　　教育是人類生存發展與繁衍的重要手段，人類一切的知識技能和思想文化，都是通過教育來傳承的，人類的智力、體力及創造精神也都是通過教育來發展和完善的。在人類的發展進程中，教育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因此，教育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現象，是人類在生存與發展中永恒的、不可推卸和不可替代的社會責任。在階級社會里，教育也成為了階級服務的工具。因此，教育的職能就是：促進個人的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為社會開發人力資源，為階級培養接班人。在不同的社會時期，教育的目的、內容、手段和方法也有不同;教育是科學，終有其自身的規律，不論什么時期，遵循教育和教學規律就是尊重科學。教育可以興國，但教育不能救國，中國有位教育家陶行知就致力于教育救國，但歷史的實踐證明了這是失敗的。教育是上層建筑，但教育無法改變經濟基礎，更主導不了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出了問題，上層建筑必然也要出問題，在中國私有化進程中，不僅改變了教育的職能，而且還有違了教育的規律。教育也可能誤國，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是私有化改革以來長期形成的，教育的問題歸究為教育的“四化”，即：教育產業化、教育功利化、教育去意識形態化、教育娛樂化。

　　1、教育產業化開人類腐朽之先河

　　教育能使受教育者受益，但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這個社會，教育是社會責任，也是政府的責任。教育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但教育本身不是經濟，更不是商品，所以教育的責任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國在1999年6月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首先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它表現了政府對教育的“甩包袱和不作為。教育事業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事業，教育的周期性長，教育的投入大見效慢，效益要若干年后才能顯現。而教育產業化就是把教育作為商品，要讓教育在最短的時間內產生了經濟效益，教育產業化的逐利使之迅速蔓延到了基礎教育，整個教育的目的就此產生了異化。

　　教育成為商品，就需要通過市場實現價值，為了培育教育市場，人為制造學校差距，摧生了“擇校熱”，因此也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為了教育逐利，出現了學校“公有民辦”，把學校辦成了“學店”，就是拿全民的教育資源賺全民的錢。民辦學校也像雨后春筍般地興起，把教育辦成了斂財的工具。教育同司法、公安、軍隊一樣，都是社會的上層建筑，把社會上層建筑產業化，必然產生司法腐敗、官僚腐敗、軍隊腐敗，教育產業化不僅使教育產生腐敗，而且更使教育腐敗合法化。教育改變不了人的命運，在私有制的社會生產關系中，教育目的的異化，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經濟地位不平等，加劇了教育機會也不會平等，結果就是讓多數人“陪太子讀書”。在充滿剝削的私有化社會中，剝削者需要教育培養高技能的勞動力，從而為其提高勞動效率，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剝削者還要提高自身的水平，以便能更大程度地駕馭勞動者。此外，用人制度是一種社會權力，所有制起著決定作用，必然影響培養目標和教育制度。只要有階級的不平等，即使教育是公平的，但受教育者要回到不公平的社會，教育依舊不是公平的教育。教育產業化造就了貴族式的教育，必將導致社會階層的分化，使貧富差距更加擴大而加劇社會矛盾，使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和對立。教育產業化不僅為這種教育制度培養了掘墓人，也為社會變革培養了新的掘墓人。所以，教育產業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腐朽的教育。

　　教育產業化激發了大學的擴招熱情，擴招既為大學增加了經濟效益，也滿足了更多學子的大學夢想。但是，擴招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教學質量和畢業生質量的下降，培養的大學生數量超過了社會的實際需求，造成教育的浪費和大學生的就業困難。在培育教育市場的同時，也改變了社會的人才觀，大學文憑原本只是學歷的證明，卻成為了就業必須的“敲門磚”，它成為人生發展必須的“門檻”。在殘酷激烈的高考競爭中，一些學子另辟蹊徑，選擇了出國留學，所以，留學熱實質是在這個社會環境中，一場人生的逃亡，無奈的選擇。

　　2、教育目的異化與去意識形態化

　　教育要發展生產力，教育就必須為生產勞動服務，教育內容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階級的立場上，教育就必須為工農大眾服務。教育的改革讓教育變得更加功利化，學生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進名校，上名牌大學，所為“教育改變人生”就是要遠離社會的生產勞動，不愿當工人和農民。這是教育改革以來，教育目的最根本的異化，人為制造了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地位的不平等，更加劇了學生遠離職業教育，也導致社會一方面就業困難，一方面缺乏勞動技能型人才。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在人的發展中存在嚴重的不平等，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公務員招聘都是面向高等教育畢業生，這意味著高等教育畢業生比職業教育畢業生的發展空間更廣闊。教育的功利化還讓教育管理變得媚俗，工作作風浮夸，本位主義、形式主義盛行，偏面追求教育的政績和形象。

　　伴隨著教育產業化、功利化，還出現了教育去意識形態化。教育去意識形態化本身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教育是人類的社會現象，教育的主體都具有意識形態的人，教育的內容都是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能去反映。去意識形態化的言論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其實質是用一種意識形態代替另一種意識形態的謊言。提出教育去意識形態化有一定的社會背景，是在經濟私有化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前提下，為達到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在社會上層建筑領域發起進攻的一個方面。去意識形態化是構筑在全盤西化，全面否定中國歷史和傳統價值觀，尤其是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修改教科書的內容。因此，去意識形態化的本質，就是要社會主義放下思想武器，用資本主義思想爭奪接班人。教育去意識形態化必然導致思想和道德教育的缺失，在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階段出現教育空白，從而導致信仰缺失。人的思想蛻變，人性的變節，都是先從意識形態開始的。因此，去意識形態化是在標榜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西方意識形態蠱惑下，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進攻的產物。思想的蛻變，價值觀的質變，使的生活腐朽化，文化庸俗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盛行，性自由、性解放成風，教育被全面的娛樂化。請記住：沒有意識形態的教育，只是動物的教育！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的主陣地，如果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動放棄思想陣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必然來填補空缺。

　　3、應試教育與教育市場

　　應試教育是以考試為中心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某種考試。教育功利化使教學和學習的目的發生了質的改變，教學追求分數，教育追求升學率，通過考試成為了教育的最終目標。 “考試本來是檢驗教學效果，衡量教學工作利弊得失的一種手段，現在卻異化為千家萬戶、千軍萬馬奮斗追求的目的。教與學的目的，變成最終是為了通過一場高難度的考試，而學會做人，學會求知，學會辦事，學會健體，學會審美，學會創造等為學生發展同時也是為社會發展打基礎的素質培養任務卻被丟到一邊去了。”(——柳斌)應試教育讓分數變成評價領導政績的標志、衡量教師成績的要求，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使教育充滿了濃濃的功利色彩，用被異化和扭曲的教育，用靠犧牲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換取教育市場的繁榮與輝煌，把教育變成坑人的教育，它坑苦了家長、坑累了教師、坑害了學生。應試教育抹殺了人的個性發展，否定了人的能力差異，用統一的考試否定了人發展的多樣性。應試教育喪失了人文關懷，對學生情感和價值觀關懷的缺失，導致學生心理扭曲和不健康。應試教育加重了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嚴重影響了學生的生長發育和身心健康，導致學生的身體素質全面下降。

　　應試教育摧熱了教育市場，導致了補課熱、培訓熱和教材熱。教育產業化給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教育產業化所引發的教育市場的競爭也是深遠的。在擇校、升學、招生等方面，教育的競爭是一種排他性的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的不擇手段和沒有道德，同樣滲透的教育市場，讓原本純潔的教育圣地變得骯臟不堪，它證明了腐朽的經濟基礎必然導致上層建筑的腐朽。

　　“奧數”內容是基礎教育大綱之外的內容，當“奧數”被作為教學內容追捧的時候，其意義已不在于“奧數”內容的本身，而是成為人生成長階段的淘汰賽項目，兒童的情趣和心態在“更多、更難、更深”的挑戰中被扭曲，拔苗助長式的教育違背了兒童成長的認知規律。由“奧數”摧生的以通過考試為目的的教學輔導班應運而生，且越來越火爆，隨之是教輔材料在市場的熱銷，一條教育的產業鏈在人生的豪賭與市場的貪婪逐利，在相互碰撞中形成，使教材熱、辦班熱、輔導熱，奧數熱成為不公平教育的掠財工具。

　　在教育改革的名義下，教材亂象的背后是利益。教材內容是根據國家教育方針和教育大綱編寫的，它具有權威性、嚴肅性和穩定性。然而，在教育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地方性的教材，表面是教材豐富，實質是教材泛濫。教材年年變，每變一次就是大量有限教育經費和社會資源的浪費。教材為什么要年年變，一是說明原來的教材年年有問題，和教材編寫的隨意性。二是更換教材背后，是大量教輔材料的重新出版和豐厚的利潤。因此，在私有化下的教育改革是腐敗逐利的改革。

　　4、義務教育與生存壓力

　　義務教育就是根據國家的法律規定，所有適齡兒童和青少年都必須接受規定時間的國民教育，國家、社會、家庭必須予以保證。中國規定對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實行，在基礎教育階段實質九年制義務教育。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免費性、普及性的特點。但是，在中國私有化進程中，這項法律規定的義務教育在落實過程中存在了很多的問題。

　　義務教育的強制性問題。中國地緣廣闊，各地發展極不平衡，貧富差距極為懸殊，各種情況也很復雜，出現了輟學現象。一是經濟問題，因家庭生活困難，無錢供養上學，也有因為要讓孩子去做工爭錢，無法上學。在私有化過程中，農民和城市居民都成為了獨立的經濟體，失去了社會的經濟歸屬，爭錢是為了生存，上學是法律規定的義務，也是個人的發展。但是，在吃飯和溫飽都有困難的情況下，需要對生存與發展、生存與法律義務之間必須做出選擇的時候，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二是父母背井離鄉需要外出打工的時候，孩子無人照顧和無法照顧的情況下，被迫輟學，這是因為生存的無奈，法律連生存都無法保障，說明法律對生存問題是無能的。

　　義務教育的免費性問題。在教育產業化之際，教育就沒有免費過，相反是上不起學的現象卻很突出。隨著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中央政府逐漸推行“免費上學”，但是，這個“免費”也是有限制和有范圍的，教育產業化之后的深遠影響仍然存在，家庭仍然需要支付一定的教育開支，因此而上不起學的情況依然存在，否則百姓就不會有“上學貴”的抱怨了。除此還有上學難的問題，教育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在廢除教育產業化之后，教育對于地方政府的財政而言是“燙手的山芋”，財政的負擔，教育資源的巨大差距和不足，使得“上學難”的問題非常突出。在經濟落后地區的學校，連最基本的設施條件都難以滿足，在義務教育的國家法律規定之下，存在著教育的嚴重不平等。可見，義務教育是國家給予國民的基本福利卻難以保障，說明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剝奪百姓社會福利的改革。

　　第四節、醫療改革與健康保障

　　醫療保健事業是對社會勞動力的保障，也是對社會生產力的保障，它具有社會職能。在剝削社會中，保障勞動力就是保障剝削的資源，以所，即使是在落后的封建社會，當出現瘟疫和重大自然災害時，統治階級也會根據國力進行震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醫療福利的目的，也是為了保障社會勞動力，為社會保障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問題關鍵在于經濟基礎問題和生產關系的問題。經濟基礎問題是指社會所能為醫療保障提供的物質條件、技術條件。生產關系問題是指醫療資源為歸誰所有，為誰服務的問題。

　　在建國之初的中國，從一窮二白、一無所有的狀況下，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構建了基本完備的經濟體系，同時也構建了相對完善的醫療體系，盡管物質條件有限，技術條件落后，但還是能做到城市免費醫療，農村合作醫療。同時，還建立了一支想當規模的“赤腳醫生隊伍”，把初步的醫療保障服務送到農業生產的第一線，送到田間和農民家中，對當時農村的醫療保障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醫療改革是中國私有化改革的重要方面，醫療改革就是由國家保障變為社會保障，由政府承擔變為個人承擔。醫療市場化使社會醫療保障的目的發生了質的改變，醫療事業成為了獲取利潤的產業，其影響到三個方面，即醫藥行業、醫療機構和醫生。

　　1、醫藥企業的所有制改革

　　醫藥企業是藥品、醫療器材和設備等醫療資源的保障，誰掌握醫藥企業就掌握了醫療資源。所有制決定了醫療資源的分配。公有制醫藥企業為全民所有，其生產目的就是為保障全民的健康服務。私有制下的醫藥企業，其生產就是以營利為目的，這與公有制下的醫藥生產目的有著本質區別。私有制下的醫藥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必然逐利。醫藥商品與其它商品有根本的不同，人們擴大消費都是了滿足和改善生活的需要，而醫藥商品恰恰是人們最不愿意消費的商品。病人是醫藥產品消費的主體，是醫藥企業獲得利潤的根本來源，生產商和消費者在這一個醫療領域有著特殊的關系，構成了利潤與健康之間的畸形關系。

　　在追求利潤的驅使下，藥品企業的生產是以利潤越高的產品為首選，而不是把生產病人最急需的藥品放在首位。很多家庭因病致貧，藥品的價格沒有因患者買不起而降低，倒是換著方式抬高藥價，謀取暴利。為了擴大藥品銷量，企業與醫療機構相互勾結，向醫生行賄，利用醫療機構的特殊身份和醫生的職業便利，向患者推銷藥品。

　　2、醫療機構改革與醫生職業道德

　　醫療機構市場化，成為自負盈虧獨立的經濟體。醫院為了適應市場競爭，盲目上馬新的醫療設備，包括高端進口設備，這些設備的投入和運行支出都是醫院運行的成本，必然要通過醫療服務轉嫁給患者，由患者來承擔。所以，在診療過程中對患者過度檢查，增加了患者的診療開支。過度使用診療設備還導致醫生過度依賴設備，影響了醫生對自身臨床診療水平的提高。醫院為了提高經濟效益，通過“以藥養醫”，提高藥品加價獲取利潤。這樣，醫院和醫藥企業成為了利益共同體，患者就是他們共同逐利的對象。讓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小病不去醫，大病無錢醫，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必然結果。

　　看病難是醫療改革之后出現的另一個問題，醫療服務作為商品，患者需要選擇優質的醫療服務，醫療資源的不平衡，造成優質醫療資源的相對不足，導致了看病難的問題想當突出。中國在公有制條件下，為農村培養了大批“赤腳醫生”，雖然不是優質的醫療資源，卻能給農民提供最基本和方便的醫療服務，在一些貧困落后的山村，“赤腳醫生”給村民帶來的好處，三十年后仍然發揮著作用。在城市，大中型國有企業都設有服務職工的廠立醫院，且基本的設施設備齊全，能基本保障職工及其家屬的醫療服務需要。因此，公有制下的醫療服務是面向全民的服務。但是，在私有化以后，隨著國有企業的轉制，企業醫療都被撤銷了，使社會醫療資源總量減少，無疑增加了社會醫療機構的服務壓力。

　　醫生的本職是救死扶傷，保障人們健康，讓病人越少越好才是醫生的愿望。但隨著醫療機構的市場化，醫院要生存，醫生要賺錢，醫生成了醫商，病人成了醫院和醫生的財源。醫療市場的流通需要醫療消費，為了獲得利潤，醫商所作用的生產對象就是病人，當然希望病人越多越好，甚至是讓健康人消費醫療服務。醫生利用職務之便，給病人過度用藥，過度治療，以獲取醫藥回扣，在治療過程中還收受病人“紅包”。這些都讓病人雪上加霜，市場化也讓醫生扭曲了人性，喪失了職業道德。醫院除了有醫療條件和醫療水平的差距外，還有與所有制相關系的用人制度的差別，導致醫生收入差距和勞動差別，醫院的人才流失也導致看病難的問題。看一次病可能只是幾分鐘，患者可能要排隊幾個小時，甚至是預約后看病還很有困難。因此，這證明了摧毀社會保障體系的中國私有化發展，是犧牲人民利益的發展。

　　第五節、文化現象與社會意識形態

　　文化現象是人們在社會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方面的反映，是人們的意識形態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表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科技一打就垮，而沒有文化不打自垮。一個社會，沒有信仰，文化必然思想缺位。文化現象的混亂是意識形態的混亂，意識形態的墮落，文化現象必然腐朽。在階級社會里，階級的斗爭不僅是在政治上，階級的矛盾不只是經濟上，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同樣存在著激烈復雜的斗爭。“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一定要去占領，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是要做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澤東)意識形態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相對顯得直接、尖銳，而文化領域的斗爭卻在方方面面，且相對具有隱蔽性、欺騙性、滲透性和長期性。

　　1、審美標準與文化“三俗”

　　審美標準影響著文化發展的方向，也影響著文藝作品的發展走向。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審美需求，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文藝作品，有不同的審美要求和審美標準。什么樣的審美標準，決定了文藝的內容和服務的對象。反映在文藝工作者身上，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就是為誰服務，怎樣服務的問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審美標準，其文藝作品必然粉飾和美化剝削制度，宣揚腐朽生活。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審美標準，其文藝作品必然反映工農大眾的勞動生活與情操。社會文化現象的“三俗”化，即庸俗、低俗、媚俗，是審美標準質的變化，它是伴隨的意識形態的斗爭，在文化領域長期滲透的結果，是私有化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產物。

　　私有化下的文化現象，反映在社會生活中，就是鼓吹金錢至上，粉飾剝削有理，追求奢靡生活，宣揚淫穢色情。私有化下的文藝作品必須為資本所操縱，追求商業利益，迎合社會的低俗要求，一味追求娛樂性，為滿足觀眾的感官刺激，充斥色情暴力，文藝節目和影視作品也是一味追求收視率或票房收入，粗制濫造，情節空洞，內容下作。在私有化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下，一些文藝工作者背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作品創作追求功利，創造內容一味媚俗。因此，建立在私有化基礎上的社會文化，沒有藝術，只有庸俗，不會有感染人、鼓舞人、激勵人史詩巨著。

　　2、戲說歷史與惡搞名著

　　歷史有其客觀存在性，歷史人物有其歷史認同性，幾百上千年來對人們產生著不同的影響。然而社會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打著文藝創新和開拓文化市場的幌子，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所為的“戲說”、“大話”形式進行編撰，使文化失去了嚴肅性，讓歷史失去了真實性，不斷通過文藝作品顛覆人們對歷史的認知。藝術本身來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藝術作品對歷史的加工不能違背歷史事實，不能隨意顛覆歷史真相。

　　文藝的另一種現象就是惡搞文學名著。中國的文學名著有著廣泛的社會認同感，作為影視藝術，在表現方法和形式上作些改變并不違反文藝創造的規律，但對文學名著的改變應該尊重原作原貌。然而，一些文藝商人打著創新的旗號，以古今穿越式、中西合璧式、不同名著的人物合并式、人物臺詞調侃式，古代人物現代職業式等，胡編亂造，無奇不有。

　　戲說歷史和惡搞名著，都不是對文化的發展，而是對文化的褻瀆，對社會文化具有極大的殺傷力。篡改歷史和名著，顛覆了人們對歷史和文學名著的認同感，甚至是挑戰了人民對歷史認同的底線。篡改歷史和名著，混淆了公眾視聽，讓人們誤解了歷史，不知道哪一段歷史是真實的，不知道那一段歷史是怎樣的真實;讓人們誤讀了名著，不知道名著所描寫的真實內容，不理解名著所表現的怎樣的社會生活和歷史背景。篡改歷史和名著，顛覆了社會的審美標準，更影響了學生的鑒別能力和審美情趣。篡改歷史和名著，是文化商人為了商業利益，昧著良心生產文化垃圾和糟粕文化，它傷害了傳播媒體的公信力。

　　文藝作品出現戲說歷史和惡搞名著的現象，有其產生的社會背景，一是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缺失，意識形態的混亂，導致文藝作品內容的混亂，以及文藝作品內容反映了社會的亂象。二是文藝創造脫離了工農大眾的生活基礎，失去了創造的源泉，通過老戲新拍創作新的內容。三是出于競爭壓力和生存壓力，放棄了創作原則，用“三俗”作品迎合觀眾。四是為了追求商業利益，制造新奇熱點，嘩眾取寵。所以，社會墮落必然產生腐朽的作品。

　　3、瘋狂追星與文化炒作

　　社會文化的多元化，使得文化現象魚龍混雜，明星效應和“追星”狂潮成為私有化以來新的社會現象。與公有制下不同的是，明星不再是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而是娛樂明星和體育。追星對象的改變，是社會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改變的結果。社會鄙視勞動，工農社會地位的失去，勞動模范被冷落，是社會生產關系根本改變的結果。青少年追捧明星，妄想一夜成名，一日暴富，是畸形的社會生產關系扭曲了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各類選秀節目層出不窮，不僅沒有讓青少年得到教育熏陶，還制造了垃圾文化，說明社會的宣傳陣地和輿論媒體喪失了自己的原則和對社會的責任。追星的還有政府部門，政府利用明星效應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其目的是為了擴大社會知名度，通過文化搭臺唱經濟戲，以謀取政績，實質是金錢收買了文化與精神。

　　社會追求名利，個人為了出名，為了吸引公眾的視線和社會的注意，炒作之風盛行。在對外開放的同時，中國的性開放也是史無前例的，性和色情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處不在。性也成為炒作的話題，炒作明星隱私生活，制造桃色新聞、花邊新聞，爆料明星緋聞，以提高大眾的關注度。炒了明星炒自己，有人為了自己出名，不論是好名聲還是壞名聲，不惜裸體、裸奔，毫無節操地把自己曝光于公眾的目光之下。這充分反映了這個社會人們精神的空虛和靈魂的失落，也反映了人性的墮落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腐朽。

　　在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斗爭尖銳和復雜的環境中，文化領域也是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文化炒作的背后常隱藏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篡改歷史炒作明星的同時，也有人居心叵測，把黑手伸向被大眾廣泛認同的英雄人物，他們以所為的“解密歷史”、“還歷史真相”之名，給雷鋒、黃繼光、董存瑞、邱少云、劉胡蘭等人民心中的英雄偶像抹黑，拼命否定他們的事跡。甚至還否定岳飛，指責魯訊，以此為秦檜和汪精衛辯護，為地主漢奸翻案，歪曲歷史，顛倒黑白，不斷挑戰了社會價值觀和公眾的道德底線。這些抹黑者目的險惡，目標明確。英雄人物都是有階級立場的，雷鋒和雷鋒精神都植根于社會主義的土壤和集體主義的根基。私有制是一切社會丑惡現象的沃土，一切向錢看的年代，必然道德淪喪，精神頹廢，泯滅了人性的良知。顯然，對歷史人物的態度，代表了不同的階級立場所表達的不同觀點，它說明了當今中國兩個階級之間，階級立場的對立性，文化斗爭的尖銳性，政治斗爭的復雜性。無產階級必然明白，階級斗爭在各個領域無處不在，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

　　4、文化復古與信仰危機

　　禮樂制度是二千多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現象，它在調和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有一定的輔助作用，但從禮樂制度誕生之日起，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幾千年來積淀的人文精華，也有長期的封建社會留下的糟粕。禮樂制度源于西周，卻也毀于西周，摧毀這個制度的根本在于經濟制度，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政治結構的改變。因此，禮樂敗壞也是社會政治質變的征兆性反映。因為社會禮崩樂壞，為了恢復社會秩序，所以才會倡導“克己復禮”，以服務于統治者的政治需要。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于去糟粕承精華，需要除弊興利，批判地發展，并賦予時代新的內容。然而，中國社會出現了全面復古之風，這正是在社會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情況下出現的社會現象。“拿來主義”的全面復古，說明了現實社人文思想的混亂和核心價值觀的缺失，導致文化發展沒有明確方向，文化內容用古代的文化來填補現實的空白。然而，現實文化思想的空白還與傳統文化的消失，如同正在快速消失的環境資源一樣，對社會的影響不斷顯現。自開放以來，對原來思想文化的否定導致了思想領域的空白，面對外來文化和思想形態的沖擊，崇洋媚外的思潮相當普遍，全盤西化和對過去的徹底否定，動搖了中國大眾的思想基石。“一切向錢看”，用靈魂換效益，使傳統價值觀徹底崩塌，這是中國大眾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

　　當今中國的另一個文化現象，就是在保護文化和發展經濟的名義下，刮起了重修古跡，興建廟宇之風。在中國快速的經濟擴張和對環境資源破壞性的開發，在城鎮化和對土地資源掠奪性的征用，一些文化資源也慘遭前所未有的破壞。在文化復古和旅游熱的推動下，用公權力造“新古跡”、“假文物”，這種沒有文化內涵的歷史“文化贗品”，能給當地留下了暫時的形象工程，但卻是對歷史的褻瀆和不負責任，也是對公民的欺騙，實質就是沒有文化。在經濟方面就是為了借此賺錢，而不是為了保護和發展文化，甚至是在糟蹋文化，為征地不惜拆毀文物，足以說明這個社會文化與利益的現實關系。在歷史上人們一直公認的地痞、惡棍之類的人所居住地方，也被一些地方以“名人故居”挖掘出來進行炒作，可見社會的道德標準、審美標準、文化標準是多么的混亂。

　　宗教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文化現象，它不僅反映了社會的意識形態，還影響到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穩定。社會主義中國通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社會主義價值觀逐漸替代宗教文化。自從私有化以來，宗教文化又被盛行起來。一批廟宇被修復和重建，宗教儀式在民間盛行，它反映了人們的信仰危機和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無奈，需要用宗教文化來替代。這充分證明了一種意識形態的缺位，必然有另一種意識形態來填補。這種形象還反映在官僚機構，公祭現象在一些地方被追捧造勢，其實都是利益在作怪。尤其一些共產黨的官員更是不問蒼生信鬼神，求迷信問風水，迷信不是宗教，而正是信仰缺失，階級觀念淡漠和思想發生質變的體現。

　　5、體育精神與比賽經濟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這是中國公有制下的體育目標，也是體育工作的核心內容。體育競賽追求體育精神，勇于拼搏，超越自我，在競賽中更強調團結協作，堅強不屈，共同促進，倡導“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是中國人用自己的傳統文化對奧運精神新的詮釋。

　　當體育與金錢結合在了一起，精神被扭曲了，體育競賽成為了“比賽經濟”。所為“比賽經濟”，就是把體育作為產業，把比賽作為獲取利益的手段。當體育成為一種職業就意味著金錢，當這個體育項目越發達，獲得的利益和收入也就越高。同樣，某個體育項目與金錢結合得越緊密，它與體育精神離得越遠。足球比賽是中國體育最典型的例證，是職業化最早、投入金錢最多，球員工資最高的項目之一，但足球水平終沒有提高，且賭球、假球和腐敗現象頻遭國人痛批痛罵。

　　體育能帶來榮譽，雖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而與體育精神已背道而馳。金錢的投入能提高成績，但卻沒有必然的聯系，中國的足球就是例子。得冠軍能帶來榮耀，能得到政府和商人的重賞。顯然，這種對冠軍的重賞并不是對體育重視與支持，更主要的是冠軍帶來的廣告效應，其根本目的還是經濟利益。

　　6、網絡“水軍”與文化斗爭

　　科技的進步不僅改變了生活，也改變了文化的傳遞方式。網絡的傳遞速度和傳播范圍是有史以來最快最廣泛的，但科技都是雙刃劍，它可以傳播優秀文化，也可以傳播腐朽文化。用什么樣的文化引導人，用什么樣的文化武裝人，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網絡就是全新的戰斗陣地。當今社會，丟棄了網絡陣地，就失去了社會輿論的主動權和主導權。

　　網絡“水軍”大多受雇于某些利益集團或網絡公關公司，為他們通過發帖回帖進行造勢的網絡人員，也有為自己服務的利益集團充當的寫手。網絡“水軍”通過巨量的發帖回帖為服務對象造勢，制造網絡主題事件，通過博取最廣大的“網民”關注，進而誤導社會輿論，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網絡“水軍”中還有一批網絡“打手”，通常用謾罵、誹謗和夸張的言語，攻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同樣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有“水軍”制造謠言，散布謊言，挑撥和制造網民間的矛盾，以達到其幕后的政治陰謀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敵對勢力同樣也為通過網絡進行文化滲透，收買網絡“水軍”開展各種意識形態領域的網絡戰爭。由于網絡的虛擬性、隱蔽性和分散性，以及其空間的相對無限性，網絡上的斗爭尤為復雜。站在階級斗爭的立場，無產階級必須擦亮眼睛，保持高度的警惕，用代表自己階級的理論分析問題，抓住網絡上的現象去揭開背后的本質。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思想創造的燦爛歷史，不僅是中華文明的寶貴財富，也是全世界的財富，任何構筑在歷史虛無主義和傳統文化廢墟上的所謂新思想、新觀念，都是無根之樹、無本之木的空中樓閣。任何脫離社會現實、脫離工農大眾的文化思想，都是無益社會發展前進的文化垃圾。在階級社會中，一切代表剝削階級利益和意志的思想文化，都是腐朽的文化。所以，中國的私有化發展，是顛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出賣靈魂的發展。

　　第六節、社會管理與社會矛盾

　　在現實生活中，會出現各種大大小小的事件，有突發性的事件，也有習以為常的事件。這些社會事件，有的屬于個別現象，有的卻是普遍性現象。各種社會事件，其實都是社會矛盾現象的具體表現，社會事件的特殊性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多樣性，社會事件的普遍性，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規律性，揭示社會事件起因和現象的性質，也就揭示了社會矛盾的根源和本質。在社會生活中，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會有不同的訪求，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會用不同的處理方法。從社會管理角度，如何處理和解決社會矛盾，反映了管理都的執政理念、為政立場、行政水平，也反映了權力為誰有、權力為誰用、利益為誰謀。

　　1、環境問題與社會矛盾

　　環境問題已成為世界性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初期制造了環境污染，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也破壞了環境，但這不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發展造成環境污染的必然性結果。在此就要重新認識什么是發展的問題，建設是發展，破壞也是發展，創造財富是發展，消耗資源也是發展。所以，發展的過程是能量的轉換過程，獲得財富的過程，實質是資源的轉化和財富的再分配過程。

　　中國環境污染問題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當時是鄉鎮企業發展時期，也是集體經濟逐步瓦解的時期。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多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也快速發展起來，環境污染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根據中國環保部《2012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介紹，中國環境形勢嚴峻：超過30%的河流和超過50%的地下水不達標;空氣質量方面，325個地級城市中，有59.1%的城市不符合新的空氣質量標準，113個環保重點城市的不達標率更是達到76.1%。此外，草原退化和土地荒漠化嚴重，河流枯竭，有1/6耕地重金屬污染，有3.6萬公頃土壤重金屬超標，超標率達12.1%;因環境污染導致了不少“癌癥村”，很多座城市缺水和受城市垃圾困擾，嚴重危及了人們的生活健康。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頻發，給社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

　　在農村，由于集體經濟的瓦解和包產到戶的實施，屬于公共設施的農村水利建設不僅沒有落實，而且原有的設施日益破敗，使應對自然災害和極端天氣的能力大大下降。大量農藥和化肥的使用，破壞了農村的生態系統，導致溝渠內魚蝦不見，農田間螃蟹絕跡，蛙聲匿嗚。農村在城鎮化的快速擴張過程中，城市管理的缺位和設施的不足，生活垃圾和生產垃圾困擾農村，加劇了環境污染的程度。

　　工業生產的發展，工業污染成為環境的最大破壞源。但是，在私有制下企業的屬地化管理，使其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因此，企業與地方政府也成為了“奶媽”與“乳子”的利益關系。然而，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用污染環境換取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這是私有制企業把風險和責任推給社會，把利益留給自己的典型特征。企業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被捆綁在了一起，所以才會有地方政府對企業排污治理不力，遮遮掩掩，對企業的違法行為故作不知，甚至在查處過程中通風報信，消極處理，相互勾結。在城市，地下水的過度開采使城市地基下層，林立密集的高樓導城市熱島效應，城市空氣污染、光污染、噪音污染都就吃到人們的健康，這是城市過度膨脹和缺乏規劃控制的結果。“諸侯經濟”在處置環境事件的過程中，存在地方保護主義和本位主義的行為，是利益在作怪。而權力的分散又導致各部門相互推諉，管理不力，這是逃避責任的不作為。

　　此外，掠奪性的生產是私有制下貪婪與競爭的結果，對資源竭盡所能，不擇手段地開采和開發，卻不加保護、節約和節制，導致資源的枯竭，我國東海漁業資源面臨無魚可捕的境地，長江的魚類資源數量和種類都在減少，有些物種正瀕臨滅絕。礦產和自然資源屬于全民共同擁有的財富，這種掠奪和破壞性的開采，就是對全民的掠奪和對全民利益的侵犯。城市化對土地的需要矛盾更加突出，于是把觸角伸向了城市之肺的湖泊、河流和濕地，改變了氣候狀況，使城市蓄水、排水能力下降。所以，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發展是破壞資源的罪魁禍首，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的發展，就是掠奪性的發展，也是破壞性的發展。

　　2、路權之爭與交通問題

　　陪著經濟的發展，盡管道路越做越寬，但公路交通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汽車越來越多，停車矛盾又成了新的社會問題。從“路權”的角度，人人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但現實卻是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的根源，仍然是經濟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所為“路權”，就是指人們的交通活動權利，它是一個法律范疇的概念。

　　交通的發展，其帶動的是多個產業，包括道路的基礎設施建設，它是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一部分;汽車工業，它一度成為支柱性的產業，與其相關的有鋼鐵、機械、零部件加工等配套產業;能源產業，中國正擠身洗車大國，汽車是能源的主要消費主體;服務業，為汽車運輸提供維修、保養、服務等相關的行業，還有保險、信貸、交易等衍生產業。因此，汽車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發展汽車工業對擴大就業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汽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帶動社會消費，消費也是市場經濟的關鍵環節。汽車消費能增加財稅收入，尤其對于“諸侯經濟”，它在經濟基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因汽車產生的社會矛盾主要包含二個方面，路權問題和車位問題。隨著馬路的不斷加寬，車道也越做越多，而人行道和非機動車道卻反而越來越窄，而且路況也差很多。行人過馬路困難，非機動車在正常直行時，常被右轉的汽車所阻擋，這說明紅綠燈的設置和交通規則是站在汽車的角度設置的，“以人為本”實質就是“以車為本”，在現實生活中可發現許許多多的地方，交通設置都不是站在行人的利益上設計的。因此，這是資本優先的一個反映。因為汽車的大量增加，停車難又導致停車位成為新的商業賣點，非機動車、人行道時常被機動車占用停車。城市繁華處的公共空地廣場，還有在小區內，消防通道、綠色草地都被侵占成為停車位，或成為一些部門用于謀取利益的資源。停車矛盾和路權的不平等，是以汽車為代表的經濟基礎的不平等所導致的。

　　汽車在為人類的生活提供方便、為生產勞動提高效率的同時，同樣在消耗自然資源，汽車數量的無限增加，導致了交通、能源和環境等問題，同時還占用了更多的社會公共資源。發展公共交通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然而，落實“公交優先”的“公交專用通道”，卻成為私家車主的質疑和覬覦的目標，這反映了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對公共資源的貪婪。同樣，限制汽車的增長，就限制了私有制社會的生產方式——消費，也限制了這個所有制的生存空間。因此，路權之爭的本質是背后的資本貪婪競爭，路權的不平等反映了社會的不平等，交通問題的根本是這種生產方式下的資本問題。占用公交專用車道、停車破壞小區綠地和改變小區土地用途等，本身是一種不道德，然而因涉及的人群比較廣，這種不道德被披上了“民意”的外衣形成必然的社會需要。所以，人的私欲把更多的人推向了不道德，同時，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把整個社會推向不道德。

　　3、臨時工的協官員與眾矢之的的城管員

　　協管員是當今中國出現的新群體，這類人群大多在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擔任工作，他們不屬工作單位的編內成員，以合同工或勞務派遣的形式進行用人單位，干著編內人員的活，卻拿著最低標準的工資。如交通協管員、保安員、城管員等，他們大都是在企業轉制后的下崗和失業人員。協官員是政府為了緩和因轉后失業人員大量增加所引發社會矛盾的產物，就是政府出錢買這些人的勞動，達到為自己做事和緩和就業壓力的目的。

　　在這些協管員中，城管與小販的沖突成為當今中國社會新的突出的矛盾問題。城管代表的是政府意志和政府形象，他們反映的是政府的執政理念、為政作風、行政水平。在城市管理中，城管員的地位處于十分尷尬的位置，在私有化的過程中生產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而管轄權、管理權、執法權的分散，產生了城市管理的許多無奈，于是產生了“城管”這個畸形的社會組織群體。他們有管理責任權卻沒有執法權，有管理的義務，卻沒有執行的能力。然而他們卻成為地方暴力工具的一部分，尤其在征地“強拆”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作為臨時工，他們還成為地方部門推卸責任的“替罪羊”。在城市管理中，與商販的暴力對抗頻頻發生，成為社會指責的對象。小販們占道經營，影響了城市的形象，但小販的攤位卻承載著家庭的生機，甚至是家庭全部的經濟來源和唯一的生存途徑。對于城管而言，雖然他們代表著政府進行管理執法，但大多數城管也是處于社會的低層，他們微薄的工資也許就是自己維持生機的基礎。可見，當城市形象成為小販與城管非此即彼的生存選擇時，必然引發沖突。這是文明與生存的沖突，生存問題就是生死問題，涉及生存問題的矛盾和沖突必然是尖銳和激烈的。

　　小販占道經營破壞城市秩序，但在這個激烈競爭且事實上是推行“叢林法則”的社會里，生存壓力和生活壓力，對于每一個掙扎在社會低層的人而言都是沉重的。當小販和城管都成為暴力攻擊的對象，反映了矛盾背后不僅是無奈與無助，也有自私與無賴。當他們都成為施暴者時，反映了社會管理的無奈和無方，也體現了野蠻與冷漠。那些施暴者，其實都是“流氓無產階級”的一分子。

　　4、窨井蓋的困擾與社會治安的惡化

　　在物欲橫流的社會，窨井蓋的價值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在城市中卻常常被盜，并引發安全隱患和事故。小小窨井蓋卻載著大問題。此外，還有偷盜城市景觀燈泡，以窨井蓋一樣，價值小，而且對象都是屬于公共設施，這種偷盜與其它職業偷盜不同的是，屬于“順手牽羊”和小偷小摸。盜竊窨井蓋的行為，因數目小而構不成犯罪，其性質被歸為道德范疇。道德體現了社會的行為準則，偷盜形象頻發反映了社會道德出現的問題，其根源在于社會的經濟生活。在失地、失業、無經濟來源，生活無著落的情形下，當一只窨井蓋能解決一天生機的時候，當生存與道德必須作出選擇的時候，道德顯然是脆弱的。這種偷盜行為放任其量的發展，跨越道德界限的質變，便是法律層面的犯罪。雖然這些人相對較少，但這是游走于法律刀尖上的群體，對社會的危害卻很大。

　　同樣還有一群人，表面風騷，實質悲慘。她們就是生活在城市黑暗角落的妓女，靠賣淫維持自己的生活。妓女與嫖娼是同時存在的，這是社會思想墮落，道德潰堤的產物。從良女變為妓女，首先是思想上的轉變，也是人生觀、價值觀的轉變，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競爭中，追求不勞而獲，夢想一夜暴富，貪圖奢靡生活。其次是要突破社會道德底線，當賣淫嫖娼大量存在的時候，甚至從暗自走向明處的時候，這個社會原有的道德底線已徹底崩潰。婦女要靠賣身來維持生活，她們的社會地位實質已經失去，在出賣肉體的同時，也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中國的妓女，政府打擊她，家庭不接納她、社會歧視她、嫖客凌辱她、老板剝削她，她們的權利是最得不到保護，她們是這個社會最悲慘的群體之一。社會存在的“潛規則”，也證明了“男女平等”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已是千瘡百孔。

　　一個以金錢為中心的社會，一個沒金錢難以生存的社會，必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為錢可以不擇手段，無需道德約束，無視法律存在，出現“碰瓷”、敲詐、盜竊、賭博等社會亂象，以及搶劫、綁票、拐賣兒童婦女、販毒、殺人、爆炸等嚴重社會治安和極端事件，都是社會腐朽的必然產物。當施救者反遭被救誣陷之時，即使是一件個案，卻對整個社會具有無窮的殺傷力，它可能摧毀社會的良知，甚至徹底摧毀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彼此信任。誣陷者的根本是要轉嫁損失，這有個人的道德因素，也有社會生存環境的壓力因素。出于轉嫁損失的原因，導致新的經濟糾紛和矛盾的不斷增加，諸如兒童溺水死亡，家長回避自己看護不力的責任，而向溺水地點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或經營者索取賠償。這些都證明了私有化下的資本主義競爭，摧毀了一部分人生存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正在摧毀人們的倫理、道德、思想和精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導致社會犯罪的罪魁禍首。所以，私有化的發展，就是社會道德淪喪的發展。

　　5、職業病與“被精神病”

　　職業病是勞動者長期受勞動環境和勞動強度對身體的影響和傷害，所形成的各種疾病。職業病產生行業范圍很廣，涉及人群多，患病數量大，而在中小企業中職業病危害更為嚴重;職業病具有隱匿性，不易及時發現或易被忽視，其危害具有流動性，其危害也易被轉移;職業病危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巨大，尤其對患者影響長遠，不僅使患者喪失一定的勞動能力，而且還給患者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身體的痛苦和精神的傷害。職業病的防治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其包括生產中的職業病防護，職業病的法律定位，對職業病鑒定的規定和機構，職業病的診療標準和要求，職業病的治療和求助等。如何落實職業病的防治工程，反映在企業是生產成本的問題，反映在社會是生產關系關系的問題。

　　在以追求利潤為生產目的社會環境中，職業病的防治必然進入生產成本，作為勞動者的利益，必然成為勞資雙方博弈的內容。在現實中，企業為了規避因職業病帶來的責任風險，利用職業病的隱匿性特點，不斷進行人員更換，以切斷可能導致職業病的聯系性，為職業病的維權制造困難。事實上，在私有化沒有道德的生產過程中，企業主為降低生產成本而沒有采取預防職業病的有效措施，甚至連最基本的防護條件都不具備。企業主對職工患職業病進行維權竭力逃避和推卸責任，農民工為證明自己串職業病要“開胸驗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這反映了以剝削為生存方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不會在乎職工死活的，它證明了以剝削為生產手段的企業都是“血汗工廠”。

　　還有更為嚴重的“黑磚窯”、 “黑煤窯”，私營企業主拐騙未成年人和殘障人員，通過控制他們的人生自由從事苦力勞動，他們像奴隸一樣沒有報酬，沒有勞動安全和健康保障。為什么會出現“黑磚窯”和“黑煤窯”，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為什么這樣的“黑暗工廠”和“奴隸工廠”能長期存在?那就是社會的私有化和資本綁架政治的結果。農民工的勞動得不到保障，常出現用極端方式討薪;受害人為了維權，卻被當作精神病人被強制送進醫院。一個打工患了塵肺病的人，卻不能證明得了職業病;一個沒病的人，卻被當作精神有病的人。這樣的社會決不會是社會主義，這個結論是由現實的社會生產關系宣布的。

　　6、知識產權與轉基因

　　“山寨貨”是一個新的名詞，指的是仿冒貨或冒牌貨。模仿是人類學習和進步的一種手段，是屬于人在知識和技能方面的認識范疇。在“市場經濟”中，“山寨貨”可能涉及到知識產權的問題。知識產權具有排它性，是資本主義在競爭中形成的普遍認可的規則。知識產權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它實質也代表了利益集團對相應范圍內利益的獨占。知識產權引發的糾紛，可能導致經濟政策的改變，其就演變成政治問題;可能引發的國際貿易糾紛，其就演變成外交問題。

　　“山寨貨”一方面有存在的市場需求，因為它便宜，甚至有與原裝產品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特性，它能滿足一定人群的需要;一方面它能獲得更多的利潤空間，通過冒用原裝品牌快速獲得市場份額。一個“山寨貨”，卻包含了兩個內容，一是代表產品的形象，一是追求的高額利潤。然而，從其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沒有道德，沒有合法性。物的問題歸根是人的問題，反映在人的身上就是功利問題。注重外表的人，可以通過整容改變形象;喜好名聲的人，可以通過炒作博取關注;追求金錢的人，可以不擇手段，這是社會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反映。人的發展更要內在修養，提高能力和培養自己的價值觀;社會的發展需要拓展物質空間，提高生產力水平，和諧社會生產關系。

　　轉基因技術是人類社會科技進步的成就，轉基因產品是另一種“山寨貨”，一是相對于它的自然作物產品，一是相對于轉基因引發的爭論。轉基因作物比其自然條件生產的作物，有產量高、抗病蟲、適應能力強，生產成本低等特點。但是，轉基因可能存在潛在的安全風險，不論是對人體，也對土壤和環境等潛在的影響，又因為沒有明確的定論，所以對推廣和抵制轉基因存在爭論。兩種爭論，都有其理由，也必然有一種是“山寨貨”。作為人類的科技成果，人們對使用轉基因產品有選擇的自由，可是，人們的知情權和選擇權被剝奪了。轉基因作物，尤其是轉基因大豆被悄悄推廣，還沒當人們完全了解的時候，轉基因大豆油已超半壁江山，“轉基因”的標識卻在產品上很少發現，而“非轉基因”卻成了賣點。當這個社會存在權貴“特供”產品的時候，權貴們都不吃的轉基因產品，其好處必然不會有說服力。因為轉基因也具有知識產權，它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利益空間和復雜的利益鏈。所以，關于轉基因的爭論和斗爭，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斗爭。

　　7、高貴的狗與下賤的人

　　養狗之風有史以來在當代中國最為盛行，在城市的各個地方都能見到狗，經常能聽到狗叫狂吠聲。人們對狗的認識和狗的地位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狗文化”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生活方式的本質。

　　狗對人的作用主要在二個方面，一是幫助人完成一些特殊的工作，二是陪伴主人滿足其一定的精神需要，又因為狗對主人的忠誠，使狗在人的心目中有特殊地位。于是這個社會出現了一種聲音，說愛狗是因為有“愛心”，在宣揚人權的社會又講起了“狗權”。然而在現實的生活中，這種愛心讓人大跌眼境。一些狗吃得比人好，花錢比人奢侈，有人愿意當“狗爸”和“狗媽”，甚至對狗的關心勝過對待父母，對狗的責任勝過對社會的責任。他們的狗在亂串亂叫時，卻從來沒有顧忌別人的感受;他們的狗在隨處拉屎撒尿的時候，卻從來沒有想起對環境的責任。有狗亂串馬路被車撞死的時候，竟然有人為狗下跪的奇聞，這是人的世道還是狗的世道?

　　狗是人的朋友，但也是大自然的一員，狗有生存的權利，但城市不是養狗的場所，作為動物，它們的家在自然狂野。用繩子套著狗的脖子說“狗權”，不如說是為了滿足人的私欲，是人心的野蠻。失去對生命的敬畏和對自然的尊重，這樣的“狗權”，人所不欲，又何施于狗?一個構建在對人的冷漠和內心孤獨基礎上的“愛心”，實質就是人心的虛偽，許多城市中的流浪狗，都是這種虛偽愛心的產物。

　　養狗帶動了一個產業，包括狗的繁殖與飼養、狗的交易、寵物醫院、狗的飲料、狗的用品和服務等，其本質都是為了利潤和金錢。這個扭曲的“愛心”和新興的產業，卻是人們精神空虛的具體表現，也是社會人文關懷缺失的真實寫照，更是這個社會生活腐朽的充分體現。這種產業不可能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但卻能為社會制造了畸形腐朽的精神污染和文化垃圾。

　　私有化產生的社會影響是深遠和廣泛的，它不僅在經濟的各個領域，也觸及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從社會的各種現象，都反映了私有制的發展，是瘋狂掠奪社會資源的破壞性發展，是剝奪勞動者社會地位的發展，是道德淪喪的發展。

　　二、國際矛盾現象與中國的現實挑戰

　　三、發展要求與評介標準

　　四、發展方向與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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