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社會都離不開商業，籠統地說政商關系難免會成為對政府經濟政策的討論。本文所稱的政商關系主要是指政府與大商人的關系，它與政府同小商人、小商業的關系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與這個概念緊密相伴是資產階級革命。教科書上說，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巨大的先進意義，帶來諸多社會價值觀的進步和革命。因此，當今中國的政商關系在這種理論的背景下，既顯得指向明確，也顯得欲言又止。這并不妨礙我們從一些歷史片段來考察這一現象。
范蠡是中國歷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2500年前，他背叛楚國，投奔越國，輔助越王勾踐，最終滅了吳國，替臥薪嘗膽的勾踐報仇雪恥。范蠡之所以背叛楚國，是因為當時的楚國不允許非貴族當官。范蠡雖然博學智慧，但出身貧賤，在楚國沒有當官的發展前途，便來到了越國。范蠡在越國最初并不成功，他二十多歲便來到越國，越王勾踐兵敗會稽山那年，范蠡已經四十二歲。第二年，他陪同勾踐來到吳國為奴。在吳國三年期間，吳王夫差曾經勸范蠡離開越王勾踐，轉而為吳國服務，但是范蠡拒絕了。等到越國徹底滅掉吳國，吳王夫差自殺時，范蠡已經六十三歲。也就是說，范蠡一生最寶貴的時間都交給了越國，按理說他能得到很高的回報，功成名就之后，哪怕在官位上順便做點生意、搞點舞弊發點財，應該也沒多大的問題。但是，范蠡因為擔心勾踐會卸磨殺驢而離開了越國。
范蠡是否帶著美女西施一起離開，這無關緊要。最關鍵的是，范蠡此后做了商人，并成為巨富。傳說范蠡晚年三次主動散盡家財，又重新發財，即所謂“三聚三散”，顯示了高超的經商才能。他的名號“陶朱公”也因此被尊為“儒商”鼻祖。那么，范蠡的發財與他做官有關系嗎?傳說范蠡離開越國后改了名字到齊國發了財，齊國國王又請他做官，他便離開了，同時散盡家財，也就是“二聚二散”。此后他又第三次發財，又為救兒子的命再次散財。換句話說，范蠡的經商才能非同一般。他之所以改名，也是不想讓人知道他的過去。憑他的經商才能，當年若不離開楚國，想必也能發財，只是不能做官。因此，范蠡前大半輩子只想做官，并不想發財。否則在越王勾踐落魄之時，面對吳王夫差的誘惑，他沒理由拒絕，依然跟著勾踐受難。所以，范蠡作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謀略家和成功的商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聯想集團老總柳傳志所說的“在商言商”，即政商分離：做官不講發財，發財與政治保持距離。
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名重要人物呂不韋曾經也是一個大商人。現在有人說，呂不韋一生中最大、最精彩的一筆投資就是讓秦始皇的父親繼位。當時秦始皇的父親子楚因為是庶出，被送到趙國當人質，子楚共有二十多個兄弟，能否立為太子，在常人看來勝算不大。呂不韋卻認定子楚“奇貨可居”，便花大錢供養子楚，并大把花錢讓秦國將子楚立為太子。傳說呂不韋自己有一個寵姬懷孕了，因子楚喜歡，便將寵姬送給子楚。以后該寵姬生下的兒子繼承了秦國的王位，此人便是秦始皇。也就是說，傳說認為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對于這一傳說的真偽我們可以分辨和討論，我是不太相信。但是，呂不韋的一系列做法，顯然與范蠡截然不同。如果說范蠡是嚴格遵守了“在商言商”的政商分離原則，那么，呂不韋就是把商業和政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至于呂不韋的最終結果，不同的人也許會有不同的答案。 從一個角度說，呂不韋把商業等同于政治的做法大獲成功，他甚至因此而獲得了秦國宰相的高位。發財與做官兩不誤，養門客三千，還出錢編撰了號稱“一字千金”的《呂氏春秋》。如此成功的商人，或者說把經商與做官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獲得巨大成功的人，在歷史上并不多見。然而，換一個角度說，很多人也認為呂不韋并不成功，或者說這一成功不值得。呂不韋因為感覺自己功勞奇大，或者覺得自己在秦王政長大后依然可以操縱政治，結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滿，最終不得不飲鴆自盡。因此，呂不韋的經歷雖然精彩，但他留給后人的教訓是，商人與政治過分緊密的結合，風險巨大。當然，從現代風險投資的概念說，高風險與高回報緊密相伴。然而，當這一風險是自己的生命時，是否還甘冒此風險，便是一個嚴肅的問題。當今很多成功的商人，在此問題上，我想也沒幾個愿意步呂不韋的后塵。
明朝的王崇古與上述兩人則又不同。王崇古進士出身，為官生涯卻與軍事有密切的關系，曾經執掌山西軍政大權。明朝雖然是在打敗蒙古以后建立的朝代，但蒙古勢力并沒有消失，當時的山西是防范蒙古的邊疆重鎮，可見王崇古地位的重要。王崇古歷史上留下的主要功績是力主“隆慶議和”。由于明朝立國之初的傳統，對于蒙古的主戰派始終有相當大的勢力。王崇古曾經同俞大猷一起抗倭，素有戰功，將他放在山西主持軍政，也是主戰的體現。但是，王崇古卻力主與蒙古議和，并堅持接受蒙古首領俺答提出的封貢要求。最后被明朝政府接受，從此結束了一直緊張的漢蒙關系。此后，王崇古歷任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單說王崇古的這段經歷，似乎看不到與政商關系的聯系。但深入一點就會有其他發現。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父親王瑤和伯父王現都是商人，王崇古家族的同輩和晚輩中也有不少商人。王崇古的舅舅、姐夫是當時山西著名的經商世家。王崇古在朝廷中的政治支持者之一名叫張四維，曾任吏部侍郎，后官至內閣首輔。從私人關系說，王崇古是張四維的舅舅。從社會關系說，張四維家族也是山西著名的經商世家。因此，王崇古和張四維政治上互為倚重的背后，是明朝朝廷重臣與商人世家緊密的官商網絡。而王崇古、張四維力主的“隆慶議和”導致的結果之一是，明朝與蒙古開邊互市。如今被人們熟知的晉商，在原先基礎上，從此有了更大的發展，并一直延續到清朝終結之后。在這些晉商中，毫無疑問就有王張兩大家族。換句話說，王崇古、張四維力主與蒙古議和、開邊互市，實際上對他們的家族生意是有很大好處的。他們運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鞏固和擴大了各自家族的商業利益。
然而，王崇古所體現的政商關系不能簡單冠以官商勾結的帽子。從國家利益上說，明朝實現與蒙古的議和，有助于民族團結，也有助于不同民族群眾的安居樂業。開邊互市則有助于發展經濟，給漢蒙民族都帶來好處。因此，王崇古的商人家族背景并不是商人主導國家政策，而是商人借助國家一項良好政策得到巨大的發展。這一政商關系既不同于范蠡的“在商言商”，也不同于呂不韋的由商業主導政治，而是商業服從政治，積極順應政治趨勢，從而得到巨大發展。就晉商而言，明朝時期王崇古等人主導的與蒙古議和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到了清朝，中俄“尼布楚條約”導致的恰克圖通商，是又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換句話說，晉商幾百年的歷史及成就，與政治密切相關。必須指出，這種密切的關系不是商人主導，而是政治主導，商人服務于政治。
清朝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商人，尤其是經歷了鴉片戰爭的清朝中晚期。例如號稱“紅頂商人”的胡雪巖，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廣州十三行里成為當時世界首富的買辦伍秉鑒，狀元出身卻離開官場大力興辦實業的張謇等等。雖然他們的結局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商業為政治服務。即便其中有貌似“在商言商”的，事實上也是順應政治潮流。因此，總的來說，商人要獲得高速發展，例如像胡雪巖那樣從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人變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為政治服務。當然，從呂不韋時代人們就看到商人與政治過于緊密的風險，因此，有些商人為了規避這類風險，也會提出“在商言商”，似乎要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事實上依然在順應政治，否則，很難成為迅速崛起的成功商人。
這種局面不僅在中國存在，在西方國家同樣存在。歷史上著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很明確就是為政治服務的，在它那里，政治就是商業，商業就是政治。其他還有引發社會危機的南海公司等。現代美國社會最著名的成功商人，例如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IT精英們，表面上看似乎像“在商言商”，與政治沒什么關系。事實上，美國整個硅谷爆發產生的一系列新企業和一批成功商人，本質上都順應了美國從傳統產業向高技術產生轉變、以信息技術替代傳統工業的戰略大趨勢。因而，他們同樣是與政治掛鉤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反對政府、要求革命的商人有沒有？應該說也有。例如當年資助孫中山的很多海外華僑。但是，商人們這種反對政府的背后，實際上是支持另一個政府，本質上仍然是服務政治或順應政治。其中以陳嘉庚為代表的一批商人在政治上表現出鮮明的支持與反對立場，幾乎都與民族利益、愛國主義有緊密的關聯。換句話說，這些商人更多是在愛國主義立場上，義無反顧地明確表達政治訴求，尤其在八國聯軍、抗日戰爭背景下，他們不惜像文天祥一樣毀家紓難。反過來說，在和平年代挑戰政治根本的大商人，細細想來并不多見。即便有，結局大都難以善終。
當今有一些人在“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概念下，完全從書面文字理解出發，希望當今中國的商人們起來對政府革命、做烈士，或者支持反對政府的革命、做斗士，這是非常幼稚的。當然，這種幼稚可能不僅僅存在與某些書呆子或別有用心的人那里，個別商人也會受此幼稚觀點的影響，公開或暗中支持反對政府的言行。我認為，他們終難成氣候。事實上，從中國古代歷史上看，各種各樣的政商關系都有鮮明的案例，受西方思維影響的某些人如今還在糾纏于此，只能說明西方的后發達，在此問題上還在摸索、探討，缺乏成功和失敗的完整經驗。因此，當今中國的某些人在探討這個問題時，只要多看看中國歷史，應該就會有答案。如果純粹從西方歷史和西方理論出發，要么是想當然，要么是誤打誤撞。當然，如果有人不顧中國的歷史經驗，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撞南墻不回頭，我們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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