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頗有感觸。習近平總書記對黨政領導干部提出要“照照鏡子”，對文學批評家來說，李希凡正是這樣一面很好的“鏡子”。
作為上世紀50年代初第一個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小人物”和著名的紅學家、文學批評家，李希凡可謂中國文藝界(包括紅學界)的歷史親歷者和見證人。在“回眸”中，他沒有局限于對一些史實的直陳和披露，而是對一些至今仍比較敏感的話題直言不諱，對當前一些紅學家、文藝史家解讀歷史的錯誤視角和研究方法、理論進行批評，對目前紅學界存在的不正之風直面叫板，對其惡劣根源進行深刻反思和挖掘。且不論李希凡的批評是否正確并被人們認同，單論這種敢于堅持真理、不隨風倒、無所畏懼的理論操守和思想信念，就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并敬重。
比如，針對當代一些史學家強調學術問題應該通過平等的學術討論來解決，不應過多干預或搞“大批判”等問題，李先生回應道，對俞平伯的批評雖有毛病，但是，對胡適的批判則不然，對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本身就是一場政治斗爭，不是什么“純學術討論”。針對當前一些史學家片面強調當年一些文章的偏差和簡單化問題，并借此夸大“批俞”的負面影響，李希凡指出，要全面、辯證、歷史地看待當年出現的一些簡單粗暴的批評文章，并且用自身的事實證明，中央是隨時注意糾正批判時出現的偏差，并注意政策調整的。
值得一提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周汝昌的“曹雪芹家史”說和探軼學一直走紅。李希凡回憶當年奉命著文，批評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的錯誤同時又保護其過關的往事，不僅仍堅持當年的立場觀點，還尖銳地指出，周汝昌錯誤的研究方法在今天依然影響惡劣，而現在被一些著名媒體捧紅的紅學“研究新成果”，其實是把曹雪芹家事和魯迅曾批評過的“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混在一起的陳腐理論，貽害甚深。而關于文學理論中的“典型”、“典型性”、“共鳴說”問題，以及“十七年”的文藝成績和問題應如何看待等，李希凡也都旗幟鮮明地做出自己的回應，或商榷，或批評，或認同，毫不含糊。
總之，這些被認為不能碰的、應該回避的問題，統統被這位年近九十高齡的文藝理論家坦率而勇敢地全面觸及，并給予旗幟鮮明地回應，這無疑為當前文藝評論界(包括紅學界)吹進一股清風。
當前，人們對文藝批評的現狀不滿意，有人提出“重構”文藝理論和文藝理論批評。其實，真正需要“重構”的不是文藝理論，而是文藝理論家自身。有些文藝理論家好像得了軟骨病，要么依附于金錢，要么依附于某種“友情”，而缺乏李希凡那種清貧樂道、堅持真理的高貴品格，缺乏那種敢于追求真理、堅持信仰的思想操守和理論信念。
（作者系大連市中山區委宣傳部原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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