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評與瞎論——評李建軍之《重評》

　　【摘要】現(xiàn)在，在意識形態(tài)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動向。那就是，一些妖魔化毛澤東的妖魔者們，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思想上把毛澤東全面妖魔化后，又把妖魔化的魔爪伸向了毛澤東詩詞。

　　最近，《粵海風》2013年第3期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的一篇長達兩萬多言的全盤否定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毛澤東詩詞正確評價的文章，題目叫《毛澤東詩詞：諛評之后的重評》。借“重評”之名，對毛澤東詩詞進行了肆無忌憚的歪評和瞎論。

　　【關鍵詞】毛澤東 詩詞 正評 諛評 歪評

　　現(xiàn)在，在意識形態(tài)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動向。那就是，一些妖魔化毛澤東的妖魔者們，他們在政治上、軍事上、思想上、經(jīng)濟上等各個方面全盤否定毛澤東，并把毛澤東全面妖魔化后，又把妖魔化的魔爪伸向了毛澤東詩詞。

　　他們利用他們能夠掌控的報刊雜志，特別是網(wǎng)絡，對毛澤東詩詞的謾罵、誹謗、潑污、造謠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手段之下流，內容之荒謬，語言之惡毒，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了批判語言之極。他們對毛澤東詩詞的妖魔化，已經(jīng)到了徹頭徹尾，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實在令人發(fā)指。

　　網(wǎng)絡是個虛擬世界，也難以掌控，在上面出現(xiàn)一些妖魔化毛澤東及毛澤東詩詞的現(xiàn)象，不足為奇。但是，正規(guī)的報刊雜志，都是經(jīng)過審核批準的，并且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掌控和監(jiān)管之下，它們上面也出現(xiàn)了這種妖魔化現(xiàn)象，就令人費解了。

　　前不久，福建華僑大學文學院教授毛翰發(fā)表了一篇長文《從頭品讀毛澤東詩詞》。借品讀之名，對毛澤東的所有詩詞，從頭到尾，逐一進行了全盤否定式的品讀。最近，《粵海風》2013年第3期又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的一篇長達兩萬多言的全盤否定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毛澤東詩詞正確評價的文章，題目叫《毛澤東詩詞：諛評之后的重評》(以下簡稱《重評》)。一個全盤否定了毛澤東詩詞，一個全盤否定了對毛澤東詩詞的正確評價。一毛一李，一南一北，一前一后，一品一評，一唱一和，遙相呼應，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一出絕妙的非毛二人轉!對毛翰全盤否定毛澤東詩詞的文章，江蘇的季世昌、盧守衡二人已經(jīng)發(fā)表文章 ，對此進行了批判。本人在看完《重評》之后，忍不住義憤填膺，怒發(fā)沖冠，奮筆疾書，一氣呵成，寫下《評李建軍之<重評>》一文，予以回擊。

　　一

　　《重評》文中說：“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與權力糾結在一起的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美學問題和詩學問題。”這個評價既不符合客觀事實，在理論上也站不住腳。

　　如果說，毛澤東在世時，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也許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一個有可能與權力糾結在一起的政治問題。但是，在毛澤東去世以后，特別在毛澤東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與權力糾結在一起的政治問題。本人從1993年開始研究毛澤東詩詞，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年來，我從沒有把毛澤東詩詞當作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詩詞來研究的，我只是把他作為一位詩人毛澤東的詩詞來研究的。就如同我們以前研究李白、杜甫的詩詞一樣，把它當作一個純學術性的問題。現(xiàn)在，在看了許多網(wǎng)絡上的妖魔化毛澤東詩詞的文章、帖子，以及毛翰、李建軍等人的反毛詩文章以后，我倒反而覺得，出于某種政治目的，毛翰、李建軍等人對毛澤東詩詞的所謂評價，恰恰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美學問題和詩學問題”，而是一個與妖魔化毛澤東糾結在一起的政治問題。如果說，我的這篇文章也帶有政治問題，那也是被“逼上梁山”，那也是被那些毛澤東的政敵，那些妖魔者們硬拉上政治斗爭的舞臺的。

　　李建軍認為，毛澤東不過是一個“業(yè)余詩人”。就依李建軍所說，毛澤東是一個“業(yè)余詩人”。那么，毛澤東的主業(yè)是什么呢?毛澤東的主業(yè)是革命，是政治。因為，毛澤東不僅僅是一個“業(yè)余詩人”，他更是一位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戰(zhàn)略家、思想家。存在決定意識。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所寫之詩詞，怎么可能跟他的革命無關呢?怎么可能跟政治無關呢?這正如《重評》中所寫的“這與毛澤東詩歌的客觀性質有著很大的關系。”既然毛澤東詩詞的內容跟政治有關，那么，對他詩詞的研究，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政治問題，就不可能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美學問題和詩學問題。”文學首先是人學。不單毛澤東的詩詞如此。任何一個文學作品，都是由生活在一定政治背景下的社會人所寫的。不管作者的主觀愿望如何，他的作品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打上時代的政治烙印，只不過這烙印有深有淺罷了。純粹意義上的美學問題和詩學問題是不存在的，是“純粹”不起來的。

　　毛澤東作為“業(yè)余詩人”是如此。也作為“業(yè)余詩人”的劉邦、曹操、岳飛，也是如此。而作為專業(yè)詩人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陸游、辛棄疾，以及邊塞詩人等，他們的詩，大多都跟政治有關。就是那些山水田園詩人的作品，也不是跟政治完全沒有關系的。就是那《紅樓夢》的《護身符》、《好了歌》等，都不能說跟政治無關，或者說沒有政治含義。

　　所以，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既是美學問題和詩學問題，也包括政治問題。詩詞創(chuàng)作帶有政治傾向，詩詞評論就必然帶有政治傾向。《重評》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非毛化政治傾向。自己的評論都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卻批評、指責別人的評論帶有政治傾向。是你李建軍把不是政治問題的毛澤東詩詞研究變成了政治問題，卻還批評別人把毛澤東詩詞研究當作政治問題。這是什么道理?這合理嗎?這公平嗎?

　　《重評》在批評別人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是一個政治問題的時候，又說是一個與權力糾結在一起的政治問題。這就更不符合客觀事實了。如果說跟個人崇拜糾結在一起，也許還有一點說得過去。雖然個人崇拜跟權力有一定的關系，但也不一定有必然的關系。那些崇拜歌星、舞星、球星、影星等的個人崇拜跟權力有關系嗎?如果說，毛澤東在世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跟毛澤東的權力有關系。那么，在毛澤東去世幾十年后，這種崇拜還跟毛澤東的權力有關系嗎?如果有，請問，毛澤東的權力現(xiàn)在在哪里?現(xiàn)在，有許多毛澤東的崇拜者就出生在毛澤東去世以后，他們的崇拜跟毛澤東的權力有關系嗎?那些崇拜毛澤東的外國政要、學者，他們跟毛澤東的權力有關系嗎?他們受制于毛澤東的權力了嗎?

　　二

　　《重評》中寫到：“毛澤東《沁園春·雪》的寫作時間，也是一樁懸案。現(xiàn)在流行的版本都注明這首詞寫于1936年2月，但是，據(jù)美國著名作家、詩人羅伯特.佩恩在《毛澤東》一書中說，1946年毛曾親自跟他談過這首詞：啊，那是一首好詩。在飛機里寫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時候的事......如此說來，此詩的寫作準確時間應該是1945年8月28日。”李建軍的這個判斷真是太武斷，太荒謬了。從事實上講，李建軍引用的這段話里(請大家注意，李建軍在引用這段話時是用的間接引用，沒有用引號。)本身就沒有一句明確說明這首詞是寫于1945年8月28日，這個所謂的準確時間是李建軍主觀臆斷出來的，是毫無根據(jù)的編造或捏造。僅僅憑一句憑空捏造的話來否定幾十年來已成定論東西，這種所謂的《重評》水平真是太“高”了。從理論上講，即使羅伯特.佩恩的《毛澤東》里寫明了這個具體時間，也不足為據(jù)。因為，傳記文學，它首先是文學，只能當做文學欣賞而已，決不可以作為嚴肅的歷史考據(jù)。更何況，它還是一個由外國人寫的中國人的傳記，就更不足為據(jù)了。再退一步講，哪怕這個所謂的準確時間是一個中國人寫的，也不足為據(jù)，因為，一個人的論證是孤證，孤證是無效的。以主觀臆斷代替客觀事實，以傳記代替史料，以外國人否定中國人，以一個人否定絕大多數(shù)人。這就是一個教授，一個研究員應有的嚴謹?shù)目蒲凶黠L?難道他的其它科研成果就是用這種方法科研出來的?

　　是凡搞文學的人都知道，文學源于生活，靈感來源于觸景生情。那么，請問李建軍，8月28日，在中國何雪之有?在延安飛往重慶的飛機上，毛澤東又怎么能夠觸雪景生詩情?

　　1957年1月，《詩刊》第一次正式公開發(fā)表了毛澤東《舊體詩十九首》，其中就包括《沁園春·雪》。而這十九首詩詞在發(fā)表之前，都呈送給毛澤東，經(jīng)毛澤東親自審閱定稿的，所署時間就是1936年2月。這首詞，現(xiàn)在所見有十一件毛澤東手書。其中一件，標題為《沁園春》，詞末有落款“毛澤東二月七日”字樣。這件手書，從字跡看，約寫于20世紀40年代。這件手書較早見于《毛主席手書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政治學校“紅四野”編印，1968年10月出版)，又見于《毛主席詩詞手稿十五首》(上海東方紅書畫社1971年9月第一版)，后又見于《毛主席手書選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毛澤東詩詞墨跡選》、《毛澤東詩詞手跡》等。

　　《沁園春·雪》的具體寫作時間是1936年2月7日，還有事實依據(jù)。197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延安領導中國革命紀念館》陳列室在寫給安徽大學、安徽師范大學、安徽勞動大學中文系《毛主席詩詞注解》協(xié)作編寫組的復信中說：“據(jù)我館同志與毛主席警衛(wèi)員賀清華、白海山同志1971年聯(lián)合調查材料，史實如下：1936年1月26日，毛主席率領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從瓦窯堡(今子長縣)動身，經(jīng)延川、延長、清澗于2月23日渡過黃河東征。2月5日，毛主席到達離黃河 約20里的清澗縣袁家溝，在此居住約15天，其時正下大雪。2月7日，毛主席在這里創(chuàng)作了詞《沁園春·雪》。”

　　此外，還有其他手稿、史料和回憶錄可以印證。柳亞子和作小序所說的“毛潤之初行陜北看大雪之作”也可以佐證。

　　一個由作者親自審閱并署明的寫作時間，一個由無數(shù)人證明了的寫作時間，你李建軍為什么就拼命不信?你又憑什么叫大家不相信?一個由外國人寫的傳記里的莫須有的寫作時間，你為什么又拼命相信，并拿來作為你做學問的唯一依據(jù)?你又憑什么叫大家相信你杜撰的時間?你的所謂《重評》又憑什么站得住腳?

　　本來一首詞的寫作時間，對讀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詩經(jīng)》、《楚辭》、唐詩、宋詞等，數(shù)千年來，數(shù)萬首詩詞，我們又知道幾首它們的具體寫作時間呢?還有好多無名氏的作品，我們不但不知道它們具體的寫作時間，連它們的作者是誰，我們都不知道。可是它們卻照樣流傳數(shù)千年，從沒有影響人們對它們的傳承和發(fā)揚光大。李建軍在毛澤東《雪》詞的具體寫作時間上如此地大做文章，大做手腳，究竟是何居心呢?

　　是何居心，李建軍還是赤裸裸地告訴了我們。李建軍在《重評》中說道：“如果佩恩的說法屬實，就有了一個新的解讀語境和闡述空間。”這個“新的解讀語境和闡述空間”是什么呢?李建軍告訴了我們：“那么，所謂‘今朝’的‘風流人物’，便極有可能是指那個‘我們信任’的‘大元帥’(指重慶談判時的蔣介石)而言的，至少是將他也包括在里頭的。”原來李建軍千方百計地要說明《雪》詞的具體寫作時間是1945年8月28日，目的是為了將蔣介石“重評”為“風流人物”，至少是將蔣介石硬塞進“風流人物”當中去。

　　如果“風流人物”果真如李建軍所解讀和闡述的“極有可能是指那個‘我們信任’的‘大元帥’而言的”。那么，請問李建軍，當時蔣介石就一點也沒有品讀出來嗎?蔣介石的那么多的御用文人，就沒有一個人品讀出來了嗎?如果他們都品讀出來了，為何在當時“以《沁園春》詞牌為唱和形式進行的這場文壇大戰(zhàn)，堪稱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史和文學史上一大奇觀”會發(fā)生嗎?要是當時有你能為蔣介石解讀這首《雪》詞，那這“一大奇觀”就不會發(fā)生了，你就會成為蔣介石的首席文秘了，恐怕連陳布雷也要屈居你下位呀。只可惜你生不逢時呀。你生錯了時代，投錯了胎。只可惜，你這一片赤膽忠心，蔣介石在天之靈也不會感知的呀。可惜呀，可惜，實在是可惜!

　　三

　　李建軍在《重評》中說：“對毛澤東詩詞的蔚然成風的‘諛評’，始于上世紀50年代，而開其端緒者與引領風氣者，則非‘從龍之士’、‘文壇領袖’郭沫若莫屬。”“在郭沫若的影響下，一些從‘舊社會’過來的專家和教授，也加入到了‘諛評’毛詩的行列。”那些專家和教授有哪些呢?李建軍在文中一一指名道姓地批判了顧隨、高亨、臧克家、趙姓詩人、姚雪垠、冰心、蕭滌非、周振甫、徐四海、良石、蔡清富、黃輝映、公木、日本學者竹內實等國內外著名大師們的所謂“諛評”。真可謂是實實在在地打擊了一大片。打擊面真是大得不能再大了。看樣子李建軍不是要以天下為公，而是要與天下為敵了。決心真大呀，胃口真大呀，大得目空一切了，大得目中無人了。這種輕狂之徒，真是人間少見，世上僅有。

　　李建軍真的目中無人了嗎?沒有，完全沒有。他的目中還是有人的。這個人是誰?這個人就是胡適。《重評》文中，胡適是被李建軍認為是唯一沒有對毛澤東詩詞“諛評”的人。真不知道，到底是胡適是李建軍的知音呢，還是李建軍是胡適的知音呢?總之，胡適是不知道他有李建軍這個知音的。不然的話，他們早就會成為忘年交的，早就會義結金蘭的。

　　李建軍為了使他的《重評》更有說服力，他還運用了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手法。毛澤東那么多詩詞，他一首也不欣賞，而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詩人虛懷若谷的自謙詩論，卻被他李建軍拿來作為貶低毛澤東詩詞的“有力武器”。于是乎，他就說：“毛自己對中國古典詩詞的偉大成就是了解的，所以，他對自己的詩，并不十分自信，評價也不很高。”于是乎，他就認為：“對毛澤東這種‘業(yè)余詩人’來講，寫詩的確不易，種種錯誤，在所難免。”于是乎，他就列舉毛澤東詩詞中“在所難免”的“種種錯誤”從而得出“毛澤東的詩詞，只可被歸入‘中品’，而很難被列入‘上品’。”的結論。還好，李建軍還算手下留情，沒有把毛澤東詩詞歸入“下品”。李建軍的這種手法高明乎?卑鄙乎?

　　李建軍的這種手法，使我不由得想起網(wǎng)絡上那些公知們鼓吹西方民主、憲政的手法。那就是他們經(jīng)常翻出共產(chǎn)黨1949年執(zhí)政之前的反對蔣介石獨裁政府，反對專制，提倡民主的等等言論來含沙射影地攻擊今天的共產(chǎn)黨的所謂的“專制”、“獨裁”等等。他們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道相同，只相為謀啊。由此，又讓我不由得想起李建軍《重評》的深層用意，那就是配合社會上顛覆、滲透勢力，在文化界，在借妖魔化毛澤東詩詞，進而妖魔化毛澤東，再進而妖魔化毛澤東所創(chuàng)建的黨、軍隊和國家。毛翰、李建軍不愧為顛覆、滲透勢力在文化界的急先鋒。

　　寫到這里，又想起兩個問題要請教李建軍：1、“一些從‘舊社會’過來的專家和教授”在1949年蔣介石潰逃臺灣時，理應跟隨蔣介石一起到臺灣去，而他們?yōu)槭裁床桓S蔣介石一起到臺灣去，而要留在大陸跟隨毛澤東，并還要“諛評”毛澤東詩詞呢?2、毛澤東的詩詞被你李建軍“歸入‘中品’”，我們不從理論上跟你爭辯，我們只請你回答一個現(xiàn)實問題，那就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期間，“以《沁園春》詞牌為唱和形式進行的這場文壇大戰(zhàn)，堪稱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史和文學史上一大奇觀。”在“這場文壇大戰(zhàn)”中，重慶，以及整個國統(tǒng)區(qū)，為什么就沒有一個人能“戰(zhàn)”得過毛澤東?為什么就沒有一首詞能超過《雪》詞?難道整個中國就沒有一首“上品”?

　　忠厚老實的知識分子們，你們別以為李建軍的《重評》只是在談學問，他是在借談學問之名，而大談特談其政治。只不過，他的猙獰面貌偽裝得很好。請看他的廬山真面貌：“文學界和藝術界的名宿和大佬、、、、、、在鑒賞毛詩的時候，便借機發(fā)泄憤怒和不滿，——譴責所謂‘自由化’者有之，渲染所謂‘和平演變’者有之，故作姿態(tài)，危言聳聽，字里行間充滿刺鼻的火藥味。”這是他李建軍的自供狀。原來他是為“自由化者”和“和平演變者”的需要而“重評”毛澤東詩詞的。怎么樣，大家終于知道了李建軍《重評》所謂“諛評”的真正用意和目的了吧!如今，我們就是要重新拿起毛澤東思想這個顯微鏡、照妖鏡，深刻地揭露他們，剝開畫皮見本質，讓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讓全國人民共討之，共誅之，使他們的陰謀永遠不能得逞。

　　四

　　李建軍說別人“諛評”毛澤東詩詞，品德差，水平低。那么，他李建軍是如何“正評”毛澤東詩詞的呢?我們且只看他在《重評》里的一個“正評”之例吧。

　　“寫于1959年6月的《七律·到韶》里有這樣一聯(lián)：‘紅旗卷起農奴戟，黑主高懸霸主鞭。’本來，這兩句詩的意思非常顯豁，那就是歌頌起來造反的農民，歌頌他們通過武裝斗爭奪取了政權，‘翻身’做了‘主人’，成了‘霸主’。從語意和邏輯來看，前后兩句屬于順承性的因果關系，正因為有了‘紅旗卷起農奴戟’所以才有了‘黑主高懸霸主鞭’。”

　　他李建軍批評毛澤東詩詞時，左一個不合格律，又一個不合格律。而這里，為了達到他的歪評目的，他卻不從格律的角度去說了。作為七律的格律，二、三兩聯(lián)必須對仗。對仗的種類很多，主要有工對、寬對、流水對、當句對、隔句對等。李建軍所說的“前后兩句屬于順承性的因果關系”，應該屬于對仗的流水對的概念。流水對，即上下句語意連貫而下，邏輯上有因果關系，不能顛倒的對仗。普通的對仗，可以互換位置而意義不變，上下句有相對獨立性。流水對則如流水自上而下連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位置互換則意義不通，勉強獨立則語義不全。如“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lián)Q新天”，“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而“紅旗舉起農奴戟，黑主高懸霸主鞭”這兩句的位置是可以互換而意義不變，上下兩句又有相對獨立性。“紅旗舉起農奴戟，黑主高懸霸主鞭”中“黑主”對“紅旗”，“霸主”對“農奴”，“鞭”對“戟”，“高懸”與“卷起”不太對仗。因此，此二句應該屬于對仗句中的寬對，而不是流水對，前后兩句沒有“順承性的因果關系”。如果說有因果關系，也不是如李建軍所說的“正因為有了‘紅旗舉起農奴戟’，所以才有了‘黑主高懸霸主鞭’。”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是正因為有了“黑主高懸霸主鞭”這樣的階級壓迫，所以才會有“紅旗舉起農奴戟”這樣的階級反抗。

　　李建軍在《重評》中說：“然而，不知何故，1959年9月13日，毛澤東自己出來說話了，他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霸主指蔣介石’。”常識告訴我們，對于任何一首詩，最有解釋權的和擁有最終解釋權的，就是作者自己。如果作者自己沒有明確的解釋，那么，所有評論者都還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作者有了自己的明確解釋，那么，其他所有人的解釋都必須遵從原作者的解釋。正因為毛澤東自己親自做了解釋，所以“自此后，凡鑒賞此詩者，皆從此說”是正常的文學評論的規(guī)則和現(xiàn)象。李建軍難道連這點常識都不懂?

　　李建軍在批判了周振甫、徐四海、良石、蔡清富、黃輝映、臧克家以及日本學者竹內實以后說到“然而，所有這些鑒賞家似乎忽略了這樣一點，那就是，如果按照毛自己后來所提供的線索來解釋，那么，這兩句詩不僅對仗不夠工整，邏輯關聯(lián)則顯得松散游離，不夠密切。”其實，要么就是李建軍班門弄斧，自己不懂格律，誤把寬對當成流水對;要么就是他故意混淆視聽，賣弄所謂的邏輯知識，用所謂的邏輯來否定毛詩的正確解釋。大家都知道，詩無達詁，詩強調的是形象思維，而不是邏輯思維。過分強調，刻意追求地用邏輯的標準來衡量詩的高低，顯然是不符合詩歌評論的規(guī)則的，也不符合李建軍自己提出的“純粹意義上的美學問題和詩學問題。”邏輯，作為一種批評工具，主要用于議論文。而用邏輯來批評詩歌，是用錯了批評工具。李建軍自己說：“是的，詩是有尊嚴的。它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尺度。”請問李建軍，詩的“自己獨立的價值尺度”是形象思維還是邏輯思維?你為什么不用形象思維的尺度來評價毛澤東詩詞，而一味地用邏輯思維的尺度來評價毛澤東詩詞呢?你是在維護詩的尊嚴，還是在踐踏詩的尊嚴?

　　作為一個教授，作為一個文學研究員，他不是不懂這些，否則，他就不配教授和研究員這兩個頭銜。他是大智若愚，為了達到他非毛的政治目的，他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地只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如果說，毛澤東把“黑手”比作蔣介石，那么，對應的“紅旗”就是比喻他毛澤東了。現(xiàn)在回顧歷史，這兩個比喻都是和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的現(xiàn)代史，就國內斗爭而言，不就是國共兩黨的斗爭嗎?不就是蔣毛兩人的斗爭嗎，不就是現(xiàn)代版的“楚漢之爭”嗎?這樣的解釋，既符合歷史事實，又符合邏輯關系。那么，李建軍為什么要如此《重評》呢?并且還要打擊一大片國內外的著名詩人和學者呢?從觀點和立場的角度看，李建軍不贊同，不承認毛澤東解釋的“黑手”指蔣介石，同他“重評”《沁園春》的觀點、立場一樣。在他“重評”《沁園春》時硬是把蔣介石評成了“風流人物”，在“重評”《到韶山》時他當然不肯把蔣介石評成“黑手”了，他當然不肯承認毛澤東的解釋了，他當然不肯承認眾多的詩人和學者的正確評價了。

　　一個反對把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與權力糾結在一起的人，卻在“重評”毛澤東詩詞時，把自己與另一個權力蔣介石糾結在了一起。這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

　　李建軍在《重評》的最后一節(jié)說：“毛澤東的詩詞，只可被歸入‘中品’，而很難被列入‘上品’。”我們姑且不和他爭論，毛澤東詩詞到底應該不應該被列入“上品”，我們單就如李建軍所說的，毛澤東詩詞是“中品”。那么，請問李建軍，既然是“中品”的毛澤東詩詞，難道就一無是處嗎?難道就沒有一首值得你李建軍欣賞的?別說是“中品”的作品，哪怕是“下品”的作品，也不應該是一無是處啊!否則，它就根本入不了“品”!

　　毛澤東詩詞號稱百首，主要作品六七十首，重要作品四十多首。我初步統(tǒng)計了一下，凡是著名詩人和學者重點進行了“諛評”的作品，他李建軍都進行了“重評”。其中，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多次“重評”了毛澤東最具代表性的《沁園春·雪》。請所有讀者都去看看李建軍的《重評》吧!看看他究竟、到底是怎么“重評”的。他的所謂“重評”，沒有一句是“評”。而是“批”，而是“判”。如果說是“評”，那也只能說是“歪評”，是“瞎論”。

　　2013年8月于曲水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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