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毛澤東的“中國夢”

　　　【寫在前面：2013年12月26日，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20周年。老甘希望《草根網》能從現在開始辟出專欄，讓廣大草民一起來回望那段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歷史，一起來緬懷如神一般的毛澤東，以激勵當代人積極投身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列。老甘欲以此文引玉?！?/p>

　　老甘把政治家分為兩種，一種是職業政治家，另一種是理想主義政治家。很簡單，職業政治家把政治作為一種職業，是一種謀生的工作。職業政治家開展政治活動，其方法和手段，都與保證其在職場中的地位和利益為根本目的，大到治國方略，小到為人處事，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鞏固或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保住崗位，保住飯碗。而理想主義政治家，把政治作為一種理想、一種追求。理想主義政治家開展政治活動，其方法和手段，都與自己的理想、信念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同樣大到治國，小到治身，時時處處都能見到“理想”的影子——毛澤東就歸屬于“理想主義政治家”。

　　一個理想主義政治家的誕生，遠比一個職業政治家的誕生要困難的多，因為理想主義政治家總是以“不懈的斗爭”與“不斷的創新”為實現理想的基本途徑，而有斗爭就會有犧牲，要創新就會有失敗。因此理想主義政治家，通常是“提著腦袋”為理想而奮斗。而職業政治家因為從一開始就為“謀生”而入世，只是在今后的“仕途”中慢慢的練達了把握“利弊得失”的本領——即所謂的“權術”，然后走上越來越高的政壇，掌握越來越高的“把握政治局勢”的本領。同樣是“為國為民”，理想主義政治家是“發自肺腑”的為國為民，而職業政治家則是“權衡利弊”的為國為民。因此，毛澤東的勝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實現理想而拼搏的勝利，毛澤東的失敗也同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實現理想而遭受的失敗。

　　有理想，就有夢想。“夢想”不是“做夢”，夢想和理想原本就是一回事，“中國夢”就是“中國理想”。

　　毛澤東的“中國夢”——救民治國

　　1917年毛澤東24歲，面對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在毛澤東看來是——“天妒九州，外侵內亂，泱泱華夏，愚昧叢生。國人于邪魔強盜陰險心力滲透、攻擊治下，神圣使命漸漸失憶，煌煌中華民眾卻敗于眾生甘愿自卑、沉淪、散弱之積弊”。“外侵內斗，有德者心力與物力難濟，空有濟世情懷。無德者無恥與無畏沆瀣，結為欺世盜賊。丑惡者霸擁民眾賦權，神器私用，愚鈍者盡情尸位素餐，禍國殃民。貪腐官僚國賊舉家富貴，萬眾民脂民膏皆被劫掠。民心民生衰，則國力日衰，國力衰則國家民族之心力亦衰!內可誘發天災兵禍，朝代更迭，官僚、商賈、農工、學者皆難免墜落，豈有完卵?外可唆引強盜侵犯，奴役掠奪，國賊、漢奸、軍民、學生均家破人亡，罕有善果。遷居蠻夷，神州子民多世代受辱”。“數十年來，神州大地屢受殘暴侵殺，國庫民資多被惡吏勾結盜搶殆盡。甲午海戰、八國聯軍、沙俄侵略、21條…不平等諸般賣國條約卑下怯弱，引狼入室，資敵來犯，萬民屈辱，愚政破敗，實為召喚、鼓勵蠻夷強盜分食華夏之舉。”“與蠻夷通商者使洋貨泛濫，居高居奇，國人盡被盤剝。泱泱中華竟無力生產民眾生活諸品，更無官僚執權為民眾艱辛解憂謀福。世界諸國強盜在中國如入空境，頗有斬獲，無不驚嘆歡呼中國之可欺。故惡敵覬覦長存，亡我之心不死!只有尋機死戰拒敵，方可換得暫時太平。炎炎烈戰未開，巍巍國恥未雪，則蠻夷、豺狼、兇魔如食甘飴，紛沓而至。洋奴橫行，漢奸猖獗，國民皆因腐敗漢奸官僚、軍閥、買辦家族所欠洋人之無盡亡國債務而百世自危。國體破敗，軍閥割據，混戰連年，國債深陷，物價飛漲，食宿艱難，民俗劣化，災厄連連，何日可止?今滿清韃虜雖敗，可恨國家、政治、經濟均被愚昧獨夫、洋奴把持，國民心力沉疴虛弱，蠻夷惡敵肆意摧殘，恍惚間，驚見萬民為奴，國資殆盡”(毛澤東《心之力》)。青年毛澤東的“中國夢”因此形成——“若欲救民治國，興中華英武，雖百廢待興，可鑄奇造偉，成我輩絕倫。救國救民計，惟有自強國民心力之道乃首要綱領，然民眾思維心力變新、強悍者是為首要之捷徑!”在這之后，毛澤東的所有社會活動，都投身于“興中華英武”、“救國救民計”之中，為中華民族的“鑄奇造偉”而畢其一生。

　　對于確立了人生堅定理想的毛澤東，從此開始了波瀾壯闊的為理想而奮斗的崢嶸歲月。讓老甘感受最為深刻莫過于身處逆境中的毛澤東，對理想的追求始終不渝。比如毛澤東在井岡山和江西蘇區成功建立了穩固的根據地，人、兵、槍越來越多，地盤和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毛澤東連續四次挫敗國民黨軍發動的圍剿，毛澤東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等表現出來的卓越才能，已經在井岡山根據地得到充分證明。然而，不幸的是，毛澤東行之有效的武裝割據和對敵作戰方針，始終不為當時黨內掌握中央領導權的人接受。他們堅信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擔心毛澤東這樣做會把黨和革命引人歧途。作為當時黨的重要領導人的李立三批評毛澤東：“整個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李德和博古嘲笑毛澤東是個“無知的鄉巴佬”;米夫和王明說朱、毛不過是《水滸傳》中所寫的“綠林好漢”。為此，遠離中央的毛澤東受到接二連三的排斥和打擊，先后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撤銷其蘇區中央局書記和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最后只剩下一個蘇維埃主席的空頭銜，在政治和軍事上毫無發言權。而王明上臺之后，用他們的那一套全線進攻的冒險政策來代替毛澤東的“游擊主義”，結果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革命受到慘重損失，不但將毛澤東在蘇區苦心經營多年的成果全被斷送，還致使紅軍被迫進行長征。背離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軍，雖然左沖右突卻老也擺脫不了被動挨打的局面，特別是湘江之戰，紅軍死傷過半，損失慘重，形勢急劇惡化到危及整個紅軍和黨的生存的程度。按照常理，面對這樣的危局，如果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撐，被排斥、被打壓、被否定的毛澤東，不但沒有像一般職業政治家那樣的或“另起爐灶”、或“隔岸觀火”、甚至于“幸災樂禍”，反而堅定不移地跟隨中央紅軍北上，并且以“我的中共黨員黨籍還在”的姿態，主動為“當權者”出謀劃策，不為名、不為利，只為解救紅軍于危難之中。

　　再如毛澤東對“劉青山張子善案”的處理，則讓一個理想主義政治家表現到了極致。“劉張案”中的劉青山案發時正作為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青年友好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會，年僅35歲的劉青山既是國內青年的“杰出代表”，更因為出席了“國際會議”而進入“世界視線”，成為中國共產黨展示給世界的一個代表人物。然而，劉青山的罪行卻遠遠地背離了畢生為追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背離了畢生為倡導“共產黨的干部都是人民勤務員”的毛澤東，這在一個“為理想而奮斗終生”的政治家眼里，官場慣有的“人情面子”、“利益平衡”、“政治影響”等等，都顯得一文不值。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為“劉張案”感到“棘手頭疼”的時候，毛澤東的思路卻異乎尋常的清楚且堅定不移——“人民要我斬馬謖”！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下了命令：“凡是為劉青山、張子善講情的人，我一律不見！”

　　一個心懷“救民治國”志向的理想主義者，民眾的利益、國家的利益自然高于一切——高于家人福祉、高于一己私利、甚至高于曾經一起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的深情厚誼。因此，就有很容易理解毛澤東為什么會送子下鄉，為什么會送子上前線(不幸戰死)，為什么會讓務農的親人繼續務農、讓做工的親人繼續做工。毛澤東的確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準確地說是人民賦予的權力，是黨賦予的權力)，但是，毛澤東所擁有的權力從來未曾聽說過為自己、為家人謀取利益，聽說的總是他簡陋的辦公場所、簡樸的生活起居、以及與全國人民一起的同甘共苦。當然也聽說權力至高無上的毛澤東，毫不留情地打倒了一大批曾經追隨革命、追隨毛澤東的“黨的領導干部”，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他們(新生權貴)顯然已經背離了曾經并肩戰斗的初衷，他們的利益(個人名譽、地位、乃至性命)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相比較，顯得微不足道——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劉少奇……

　　毛澤東的“中國夢”——共同富裕

　　毛澤東的“救民治國”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救農民于水深火熱。自1925年春開始，應該說當時的毛澤東還“位卑言輕”，毛澤東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指導開展農民運動的實踐，就致力于中國的農民運動。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了《中國農民問題》，明確提出“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1926年11月，毛澤東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開始領導全國的農民運動。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到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對農民運動作了考察，隨后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9月，毛澤東還親自發動并領導了“秋收起義”，農民翻身解放成為具體實踐。1928年12月，毛澤東領導湘贛邊區政府制定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1929年4月，毛澤東領導制定了《興國土地法》，對舊法進行修正。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澤東在著名的“二七會議”上，又通過了一個新的《土地法》。而1931年12月1日公布實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是土地革命后期影響最大、實施最廣、適用時間最長的土地法，其中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從此，“打土豪、分田地”和“一切權力歸農會”，成為中國共產黨開展農村工作中的鮮明政治主張。一方面極大地改善了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動員了中國農民投向共產黨的懷抱，壯大了中國革命力量，而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救民治國”的理想在斗爭實踐中得到充分體現。黨的歷史也清楚地記載了以毛澤東為核心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把“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作為黨的思想路線，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堅定徹底地貫徹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

　　顯然，在毛澤東看來，只要中國的農民富裕了，才是整個中國的富裕;只要中國的農業發展了，才是整個中國的發展;只要中國的農村強大了，才是整個中國的真正強大——毛澤東“救國救民”的夢想就實現了。事實上，毛澤東“發動農民、教育農民、動員農民、富裕農民”的思想一直貫穿于他整個執政全程。通觀執掌政權后的毛澤東，始終把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放在重要位置，為農業發展、農民富裕想方設法。從“分田單干”到“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表面上看是農業生產方式的更替，事實上是農村生產關系的變更，是“共同富裕”的逐步推進。毛澤東之所以在一個不長的時間里，從“分田單干”，迅速過渡到“合伙結社”，主要是因為，在他看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雖然農村生產得到迅速發展，農民生活也有了明顯改善。但是，許多農民尤其是貧農、下中農由于缺少農具、耕畜和資金，生產經營的困難仍然比較大，再加上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農村中開始出現貧富兩極分化，久而久之必定偏離“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標。“大集體”則可以有效避免“貧富分化”。

　　而農民與城市居民的差距，主要通過動員城市支援農村建設，實施糧食等農產品的統一訂購、定價，逐步縮小城鄉“剪刀差”。在中國農村廣泛開展的“掃盲運動”、“愛國衛生運動”(即“除四害”運動)、“破四舊”運動等，極大地提升了中國農民的文明程度，而一句“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讓中國1800萬知識青年奔赴農村，為當時的農村社會諸如了“文化的血液”，更為今天的農村培養了大批有文化的新農民。而更重要的是，通過“支農”、“上山下鄉”等運動，城市與農村的聯系變得更加廣泛，城市居民對農村農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支持，“工農聯盟”將更加穩固、更加堅強有力。

　　毛澤東作為一位現代無產階級領袖，他把共同富裕當作他一生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終極目標。毛澤東認為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貧富分化，人人富裕的社會。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私有制極其厭惡，他認為私有制永遠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私有制是人與人之間產生貧富分化的根源，公有制可以鏟除剝削的根源，可以消滅兩極分化。所以毛澤東反對個人“單干”致富，反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要通過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使農民原有的經濟條件(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差別逐步消失，農村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農民納入集體經濟軌道，從而不同農戶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趨于均等化，通過集體致富，實現同步富裕。但是，毛澤東并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并不認為共同富裕就是均貧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就是允許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形成收入上的相對差距，但是這種差距首先是建立在“同工同酬、多勞多得”的社會公平的基礎上。毛澤東更深諳一個道理，那就是“共同富裕”必須發展生產力，落后的生產力只能造就“共同貧困”。所以他選擇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大集體”。毛澤東認為，使農民擺脫“陷于永遠痛苦”狀況的“惟一辦法”是“集體化”(按照現在的流行說法叫“土地流轉”、“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公司”)，因為“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而如大興農田基本建設(特別是農田水利建設及普及“科學種田”)、規劃農業田園化、機械化(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提出了《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其中指出：“會議完全同意毛主席關于農具改革運動的指示，……經過這個運動逐步過渡到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等等，則是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為提高農業生產力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在毛澤東看來，個體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同時又不適應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需要，造成社會生產力的低下，這正是毛澤東急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原因。“互助組比單干，大社比小社更能發展生產力，大大增加農業產量”——規模農業、效益農業、現代農業才是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

　　同樣，在城市，通過私營企業改造，全面實行公有制經濟，并在分配領域實行“八級工資制”——即按參加工作時間、技術熟練程度、工作崗位性質等把工資報酬等級設為為八級，按級別發給不同的工資。在住房、就醫、就學等社會保障上，則實行廉價租住(集體分房、一戶一房)、合作醫療、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等，同樣實行有限區別的“社會福利共享”，最大限度地避免在社會基本保障上出現的懸殊差距，沒有別墅、沒有VIP、沒有“重點學校”、沒有“權貴”。

　　毛澤東的“中國夢”——獨立自主

　　老甘始終認為，“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救民治國理想的重要靈魂，也是構成毛澤東“中國夢”的核心篇章，更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毛澤東的“獨立自主”思想源自于中華民族悠久文化的歷史傳承，源自于對文明古國從強盛到衰敗的深刻反思，源自于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自信，當然也一定與毛澤東爭強好勝的心理品質有關。毛澤東在早年的《心之力》中這樣寫道：“悠悠古國，人文始祖，之所以為萬國文明正義道德之始創立者，實為塵世諸國中最致力于人類與天地萬物精神相互養塑者也。蓋神州中華，之所以為地球優雅文明之發祥淵源，實為諸人種之最致力于人與社會、天地間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華歷代先賢道法自然，文武兼備，運籌天下，何等之揮灑自如，何等之英杰偉倫”。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理應成為全世界的“領頭羊”，是世界文明的榜樣，而絕不是步他國之后塵，更不能成為他國的依附。而要實現“引領世界”，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創造輝煌。

　　堅持了獨立自主，自然遠離了仰人鼻息，也與奴顏婢膝格格不入。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既有他成熟的理論思考，更有其偉大的斗爭實踐。首先，在思想理論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1930年5月毛澤東針對當時黨內以王明等為代表的“教條主義”作風盛行的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主張，大聲疾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可以說是黨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開端，也是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初步理論化。而隨后在1937年形成的《實踐論》，則代表了毛澤東“堅定走自己的路”思想理論的成熟。在此后的一系列革命斗爭實踐中，“獨立自主”成為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貫穿始終。

　　比如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中堅持的“獨立自主”。1937年8月蔣介石被迫同意將在陜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即八路軍)，同年10月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即新四軍)，國共合作抗日。就在廣大的黨員干部普遍認為“國共一家”的時候，毛澤東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著重提出并解釋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就是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堅持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壯大武裝，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抗日戰爭，實現黨的政治路線。獨立自主原則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根本原則。這一原則的提出、實踐和堅持，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不斷地壯大。再比如與“老大哥”蘇聯合作中的“獨立自主”。一方面一個一窮二白的中國，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急需要來自“老大哥”在工業、技術上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作為“老大哥”的蘇聯，曾經的沙俄帝國的擴展文化猶在，彼得大帝的霸權遺風尚存，雖然蘇聯已經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企圖對中國的“控制”仍野心勃勃。為此，奉行“獨立自主”的毛澤東與“仗勢欺人”的斯大林進行了一場艱苦的談判，即《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當年蘇聯提出，租用海南島土地開橡膠園，毛澤東回答，我們聘請蘇聯專家，種好后賣給你們;蘇聯提出中國多賣水果，由蘇聯加工水果罐頭，毛澤東回答，把設備賣給我們，我們用水果罐頭抵債等等，表現出超強的民族主體意識。蘇聯不僅沒有得到想要控制中國的目的，卻反倒被毛澤東弄走了大連的管轄權、將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和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政府、蘇軍從旅順口撤軍等等。六十年代初，蘇聯終于背信棄義撤走專家、威脅逼債，而此時的中國又屋漏偏逢連夜雨，中國大地天災橫行。但是毛澤東仍然始終不渝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同甘共苦，勒緊褲帶，不過幾年的工夫，困難重重的國民經濟就走出低谷，社會主義建設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從一九六五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建成了一批如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新興的工業產業，搭起初具規模的中國大工業的基本框架，把中國從地地道道的農業國建成了世界第六工業大國、第三軍事強國，建立起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也留下了成千上萬“國有企業”)，特別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研制了原子彈、氫彈，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從而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使旅居海外的中華兒女挺直了腰板。這一時代，成為中國向全世界大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時代，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在世界角斗場上真正的揚眉吐氣的時代!

　　有學者說，正因為毛澤東過度迷信獨立自主，造成了毛澤東時代成為一個閉關鎖國的時代，這顯然是對這個時代的一種誤讀誤判。1957年4月15日，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舉行(簡稱“廣交會”)，并明確從第一屆開始，以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中國都在廣州各舉行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會期1個月。只是到了1982年，經國務院批準，從當年起把每年兩屆的交易會規模縮小，每屆的時間由原來的1個月縮短為20天。從1989年開始每年兩次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縮短會期，由原來的20天改為15天(自第101屆開始更名為“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從蘇聯、聯邦德國、日本等引進了大量的如化肥、化纖、軋鋼等成套設備。其實只要稍作思考就能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思想奔放的毛澤東，怎么可能不放眼世界——早在1949年12月22日，毛澤東自莫斯科電告中共中央：“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197頁，第460頁)。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的情況下，1950年中國仍然實現了和18個國家其中包括芬蘭、丹麥等7個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并和英國、荷蘭、挪威等國進行建交談判。1952年我國和英、荷、法、比、芬、意、日、瑞士、西德等國家的商人簽訂了一批貿易協定、合同，總值超過2億美元。1956年海外華僑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額比1951年增長10.4倍。60年代初、中期，經毛澤東批準，我國花了2.8億美元從西方國家引進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電子和精密機械等技術和設備。與今天的“對外開放”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在主張對外開放的同時，有著強烈的主體意識，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左眼緊盯世界，右眼興我中華。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中，毛澤東始終強調并堅持“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48頁)。

　　正是因為毛澤東始終堅持獨立自主，把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降到了最低，任憑國際經濟危機風起云涌，中國經濟始終保持了平穩、健康、快速的增長。而值得警醒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雖然“突飛猛進”，一躍而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是，由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以“世界工廠”為主要模式，絕大部分企業只是個“代工企業”，一旦失去訂單，就意味著企業關門，依賴于人、受制于人的現象十分突出。有資料顯示：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我國設備投資有60%以上依賴進口。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形成了一種依賴型經濟，既依賴于進口技術、國外訂單，又依賴于廉價勞動力和消耗有限的資源，這樣的發展必定難以為繼。

　　毛澤東的“中國夢”——趕英超美

　　在毛澤東的骨子里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那就是曾經的中國是古代文明世界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今天的中國同樣要成為當代文明世界最發達國家之一。

　　然而，毛澤東十分清楚新中國脫胎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跨越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階段。對此，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現狀有過直觀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但是，毛澤東感受更為深刻是，無論是個人，還是一個國家，要獲取尊嚴只能爭取而不能賦予。因此，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毛澤東一塊揮之不去的心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經濟建設道路的探索。自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時起，毛澤東就開始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做出設想，最初只是原則地提出要把我國建立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又指出：“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3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梢源蛳乱粋€基礎。到那時是不是就很偉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50年，即10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1955年3月全國黨代表會上，毛澤東把“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具體化為“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只是在1957年11月，社會主義大家庭在莫斯科開會，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要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美國。作為蘇聯的小弟弟，毛澤東表示，中國要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小弟弟英國。12 月份，劉少奇向全國宣布，中國要在15年內在鋼鐵和重工業方面趕上英國。1958年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鼓起干勁，力爭上游》的社論，說：“讓我們全黨同志和所有革命志士，同人民群眾一起，鼓起干勁，打破一切右傾保守思想，力爭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吧!”毛澤東深信，只要鼓足六億人民的干勁，動員六億人民力爭上游，就一定能夠高速度進行建設，一定能夠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里趕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先進、最富強的國家之一。

　　從歷史看，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完全出自于夢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出自于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人民在重整河山建設美好家園中所涌現的極大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也出自于毛澤東對改變“一窮二白”面貌上的急于求成，當然也受赫魯曉夫的“激進”思想影響。雖然之后出現了被今天的經濟學者廣為批評的“大躍進”，但是作為一個理想主義政治家，作為一個主動背負起民族振興的大國領袖，這種急于求成，似乎更能被理解為一種民族精神和民族氣節，更能被解讀為是一種民族力量和民族夢想——就如曾經慷慨赴死的先輩英烈，他們或者是因為某種失誤、某種被迫而被捕、被俘、被殺害，但是他們留下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希望，一種對后來者的強大激勵，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歷史終究成為歷史，毛澤東的“趕英超美”終究沒能讓毛澤東親眼目睹，但是毛澤東“趕英超美”的雄心壯志，實實在在地激勵了一代人用“吃糠咽菜”般的艱苦創業，為共和國的偉大復興鑄造堅實的基礎——沒有前人栽樹，哪有后人乘涼!

　　毛澤東的“中國夢”——人民萬歲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人民萬歲”!與游行群眾呼喊的“毛主席萬歲”相為呼應，響徹云霄。此情此景，亙古未有。老甘相信，毛澤東高呼“人民萬歲”，這絕不僅僅是對人民群眾的一種禮節性回應，而是他發自內心的最真誠呼喊。透過這種呼喊，我們可以體味到深藏于毛澤東內心的人民情結，可以折射出毛澤東畢生致力于人民當家做主的理想光芒。

　　在毛澤東看來，“救民”顯然不只是讓人民群眾能安居樂業，真正的“救民”是讓人民群眾能當家做主，讓人民群眾成為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建立一個屬于人民的政權。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所主張的“人民政權”，最直接、最明了、也是最簡單的理論與實踐就是——“一切權力歸農會”。在解放戰爭時期，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各個解放區的政權建設上，普遍采取了毛澤東早在1940年就提出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1948年1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在目前解放區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可以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成立各級人民政府。同時中共中央在發布“五一”勞動節的紀念口號中，向全國人民提出建議：召集新的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全國的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初，毛澤東在給新華社《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中指出：“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人民政權建立起來了，人民當家做主從形式上得到了保證。但是有了人民政權的形式，還必須有人民政權的內容，人民當家做主才算落到了實處——要讓“掌握政權的人民”永遠保持“人民的本色”，永遠是“人民的一員”，毛澤東想到了一個辦法——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唯一宗旨——不僅寫進《黨章》，還寫進了《憲法》。

　　1954年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第17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系，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第18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為人民服務”。就是這簡短的“為人民服務”，幾乎就涵蓋了執政黨所有的宗旨、綱領和方針政策，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體現的淋漓盡致。也正是因為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一個執政黨的文化語境，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執政黨官員凌駕于人民至上，貪污腐敗作威作福的歷史通病。另一方面則極大地調動了全國人民擁護黨的領導，齊心協力地建設美好家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如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和任務，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要求各級黨組織結合總結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黨內首先是領導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緒，命令主義作風，以及極少數人貪污腐化、政治上墮落頹廢、違法亂紀等錯誤，密切黨和人民聯系。1956年11月，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為主題，以及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在黨內倡導“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51年12月及之后開展的“三反無反”運動，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對革命隊伍的腐蝕，清除了干部隊伍中的蛻化變質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增強了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抵抗力，并在社會上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尚。而在此期間被揭露的“劉青山、張子善”案，則成為共產黨履行政治信仰，鞏固執政地位的經典案例。在此后，共產黨員和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無論過去功勞多大，現在的地位多高，“為人民服務”成為一種自覺、主動的行動。毫無疑問，在全國各大城市中，“人民大道”、“人民公園”、“人民醫院”等等冠之于“人民”的稱謂最多，且也都在建國初期形成。其次便是如“利群”、“大眾”、“濟民”、“解放”等等的冠名，折射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體價值方向，而全黨全社會及全民學習“老三篇”(毛澤東撰寫的三篇短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社會民眾的民主意識(“當家做主人”)、平等意識(“革命分工不同”)得到廣泛普及——盡管當時中國還很窮，連吃飽飯都是個問題，但大家精神振奮，絕大多數人內心一片光明，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那時的人民群眾具有強烈的幸福感——因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由來已久，從經典著作《為人民服務》中的“我們的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到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1945年的任務》“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氣”。1960年11月，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公仆，不是老爺。凡是那些一心想當官做老爺的人，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就當從共產黨人的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此后，毛澤東還多次題寫“為人民服務”，1967年中南海的首次裝修，毛澤東的書寫體“為人民服務”，留在了中南海的影壁上。在“為人民服務”、“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務兵”等文化語境下，“學而優則仕”被廣泛批判，中國首次出現了“官員”成為一個社會共同的貶義詞，在新中國的“政權詞典”里沒有“官方”、“官員”這樣的詞匯——共產黨的各級干部，都不愿意老百姓把自己叫“官”，因為“官”就意味著“做老爺”，意味著脫離群眾，意味著背離社會，就會被全社會所唾棄。

　　毛澤東的“中國夢”——獨步天下

　　老甘極其感佩毛澤東一生的“所向披靡”——真正的、僅此唯一的能夠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偉大領袖。

　　如果列舉毛澤東是如何憑借井岡山的彈丸之地，用幾桿破槍加大刀片子、幾千農民加土匪蠻子，硬是破了蔣介石的幾十萬正規軍的“圍剿”，以及之后的什么“四渡赤水”、“延安保衛戰”、“三大戰役”、“渡江戰役”等等，統統屬于在中國的國土上“中國人打中國人”。那么，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在與世界列強的抗爭中取得的節節勝利，就應該是毛澤東想世界發出了中國強音——“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1950年為給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一點顏色看看”，也為給蔣介石“送一碗心靈雞湯”，美國操控聯合國，糾集了18國軍事力量，總計出兵51萬人(其中坦克2400輛、戰機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門、同時動用美國海軍第1，3，4，7等四個航母艦隊群)，以排山倒海之勢殺向朝鮮。在美國看來，這樣的現代化的龐大的軍群，加上曾經在日本長崎、廣島上空成功實施核爆炸的巨大威懾，美國深信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與之交手。然而，毛澤東在蘇聯猶豫遲疑中，毅然單方面出兵抗擊美國聯軍。100 萬中國士兵，在沒有遠程炮火支援，沒有空中火力掩護，沒有地面集群裝甲突擊的情況下，最終打敗了美國聯軍，成為人類現代戰爭史上，首次由一個國家單獨擊敗了多國聯合作戰的先例——“美國就這樣丟下113000名陣亡士兵，帶著84000名傷員，以及換回來的45000名被俘人員，邁著沉重的腳步，蹣跚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中印邊境之戰——1962年6月至11月間發生在中國藏南和印度之間的邊境戰爭，在中國被普遍稱為“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印度為了奪取那塊30萬公里的不毛之地，與中國軍隊公然交手。其實在印度背后有輸了韓戰無處撒氣的華盛頓。有丟了珍寶島滿臉怒火的克林姆林宮，還有祈求可以撈足好處的大英帝國。蘇聯低價貸款給印度，裝備了7個印度陸軍師;美國則為印度提供了大批戰備物資;英國直接提供武器裝備。但是，短短30天時間，印度軍隊全軍潰散。當年在印度擔任戰術指揮的美國洛克弗菲希爾準將說：“你見過非洲的斑馬群奔跑嗎?但是他不如印度軍隊潰逃更加壯觀”。

　　1953年，一個敢于“去斯大林化”，并敢于“從根本上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執掌蘇聯政權。而中國與蘇聯的邊境問題談判，終因“鐵公雞”式的毛澤東寸土不讓而幾度擱淺，這讓赫魯曉夫覺得中國的毛澤東太不懂什么叫——尊重蘇聯。1969年3月，他在一個僅有0.7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島，發動了一場荒謬的戰役——中蘇珍寶島戰役。蘇軍以遠東集團軍的1個坦克旅，3個摩托化步兵團，總計約20000人，在沒有事先警告情況下，對中國采取了軍事行動。昔日的“老大哥”動怒了，而意在獨步天下的“小弟弟”當然隨之翻臉——“人若犯我，我不犯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最終結果是：赫魯曉夫撤銷了包括隸屬于蘇聯遠東集團軍的1位元帥(坦克裝甲諸兵種元帥)、3名大將、4名上將、24名中將少將的軍職，抓捕了遠東紅旗134師(主力師)營級以上全部軍事主管。

　　如果沒有堅定理想的支撐，如果沒有“強國夢”的驅使，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一個在國際社會尚未站穩腳跟的中國，何以有膽魄、有能力既“反美帝”、又“反蘇修”，又有何底氣、勇氣敢在世界列強面前——“橫刀立馬”！

　　抑或僅以戰爭的勝負還不能完全彰顯毛澤東試圖帶領全中國人民獨步世界舞臺的雄心壯志，所以還必須提一提戰爭之外的“運籌天下”。

　　世界的舞臺，永遠都是強者的舞臺。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一個連吃飽飯都成問題的落后大國，如何在世界大舞臺中扮演主角，在國際大舞臺中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這幾乎是所有堪稱卓越的政治家連想都不敢想。然而，毛澤東卻做到了——毛澤東看到了占全世界人口70%以上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許多國家，多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對這些爭取民族解放的國家給予了政治上、道義上、經濟上的全力支持，許多國家獨立后，又得到了中國大量的無償援助。其結果是，眾多新獨立和比較貧困落后的亞非拉國家，與中國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系，中國在這些國家中具有極高的影響力乃至號召力——甚至在國際社會上達到了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程度。毛澤東成為“亞非拉”國家的“精神領袖”，中國成為“第三世界”的軸心，使世界格局由超級大國的“二元”把控，而演變為中國也獨享其中的“三分天下”。中國的形象、中國的聲音，順理成章地出現在國際事務之中——如果說，建國不到30年的中國，還只是一頭疲憊、貧弱的“獅子”，那么這頭獅子卻成功地領導了“群狼”，并在群狼的簇擁下，以“勝似閑庭信步”般地獨步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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