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很多地方都陷入高溫炎熱的時候，前幾天去了一趟大慶，觀摩了那里的“道德講堂”活動開展情況。東北的氣溫要比南方涼爽，大慶之行卻讓我感受到熱血沸騰。原因之一是，從小就聽說王鐵人的事跡，終于來到鐵人王進喜奮戰過的地方。大慶市容雖早已不是王進喜時代那種艱苦樸素的簡陋，但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間，依然能看到鐵人留下的印記，他的精神在這里永存。此外，大慶的“道德講堂”建設，也像鐵人精神一樣，在我看來，抓住了道德建設的核心。
在大慶期間，一共觀摩了四處“道德講堂”，一是法院，二是醫藥企業，三是學校，四是社區。社區里參加“道德講堂”的多為老年人。這可能是我去的時間屬上班時間，年輕人要工作。此外，當地領導說，中青年的道德養成還有其他方式，例如各個單位、行業的“道德講堂”。對此我表示理解，但我還是希望，年輕人能多與老人在一起，共同推進道德建設，因為孝親、尊老等傳統道德應該在親密的互動中建立。單位里的道德建設與尊老愛幼等道德觀念不能等同。
學校的“道德講堂”由于正是放假時間，沒有看到具體活動，只是聽學校領導介紹。我認為該學校的做法不錯，即，把“道德講堂”與學生的德育課結合起來，還邀請家長共同參加。據校領導說，頗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我希望，學校的道德建設不要只針對學生，還應特別重視教師隊伍的道德建設，教師如果德行不彰，很難在學生那里收獲好的道德成果。
我觀摩的醫藥企業的“道德講堂”是藥品銷售企業。單從企業來說，我始終認為，“道德講堂”的方式有助于建設企業文化，對企業管理、企業形象都有好處，因此，也比較容易獲得企業的支持。當然，醫藥企業更特殊，在治病救人上，更需要較高的道德素養。同時，不光是醫藥企業，醫院、醫護人員同樣應該更加注重道德建設。由于時間關系，這次沒能觀摩大慶醫院系統的“道德講堂”，多少有點遺憾，但從大慶法院系統的“道德講堂”我看到了這種努力。
我認為，道德建設應該從社會上層開始。官員與老百姓相比，官員的道德建設比老百姓更重要。大慶的一位領導說：“百姓壞，壞一點；官員壞，壞一片。”我想，這一說法已經體現了當地領導對于官員道德建設的重視。事實上，大慶因為有牢不可破的“鐵人精神”，在官員道德建設方面，有強大的標桿、參照和激勵作用，因此，弘揚“鐵人精神”，有助于大慶各級官員對于自身道德修養的塑造和追求。在參觀了“鐵人王進喜紀念館”后，我更堅信這一點。
在官員與民眾這層關系外，我還始終認為，有三個重要的職業領域，尤其需要高尚的道德：一是教師，二是醫生，三是法官。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同樣是培養人的道德品質的重要方式。如果教育只以傳授知識為重，甚至把傳授知識變成教師發財的手段，這對社會具有嚴重的不良影響。如果只重視傳授知識的教師還是道德品質敗壞的人，對于社會的危害尤其巨大。醫生也同樣。在醫藥專業知識上，絕大多數普通人與醫護人員有相當大的差距。人們找醫生看病，既是求助于醫生的專業知識，也是對醫生道德品質的信任。如果醫生道德素養不夠，很容易把別人的信任變成操控病人的手段。利用這種權威和信任黑心賺錢已不應該，當面對重大生死問題，醫護人員如果缺乏道德，就是對人性和生命的嚴重踐踏。法院是處理各種大小糾紛的地方。人們有糾紛，大都是因為各自的私心私利，尋找法院本質上就是尋找公正，因此法官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社會公正，或者說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如果法官也私心膨脹、缺乏道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將難以保障。
就官民關系來說，對于官員的道德要求應該比普通人更高。就社會職業來說，對于教師、醫生、法官的道德要求比其他職業更高，有人甚至將其稱為社會道德的基石或最后底線，不是沒有道理。我在很多地方觀摩過“道德講堂”，醫院、學校的“道德講堂”都見過。但是，法院的“道德講堂”的確是在大慶第一次看到。而且，我認為最重要的三個職業的道德建設，在大慶全了。不管當地領導的這一安排是有意還是無意，都體現了大慶市在道德建設上緊緊抓住了重點核心。尤其是最近上海幾名法官嫖娼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人們對整個司法系統都產生懷疑，大慶法院系統以“道德講堂”為手段之一的道德建設，使我們還不至于對中國的整個司法感到絕望。
我在與法官們座談時說，法官的道德建設，除了可以借助現代的各種理論和思想資源外，還可以借鑒中國古代的很多思想和做法。我講了一個我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情。十多年前，我曾經采訪石家莊市當時的紀委書記姜瑞峰。他的事跡曾經被排成電視連續劇，號稱“現代包公”。但是，當年法學界卻在大力批判包公的“人治”，反對“包青天”，主張“法治”。因此，姜瑞峰后來并沒有被大力宣傳。姜瑞峰在任時，給自己定了一條很簡單的規定：絕不到飯店吃飯。這個規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各種“請吃”、各種人情。為了這個規矩，姜瑞峰連領導的面子也不給，多年以來，全家人沒有一起在飯店吃過飯。前幾年，姜瑞峰去世了。這樣一位好官員、好法官，因為被某些受西方思想影響的學者認定體現了“落后的青天意識”、是“人治”，而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我告訴在場的各位法官，在今天看來，“絕不到飯店吃飯”只是姜瑞峰的自我規定，但在中國古代，這是對法官或具有法官性質官員的硬性規定。某種程度上說，被百姓譽為“現代包公”的姜瑞峰，自覺地繼承了中國的優秀傳統。而這樣的優秀傳統，正在被受西方教育、西方法律思想影響的法學界學者們貶低和破壞。我希望大慶市的法官們能夠將“司法為民”這一中國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早年形成的司法傳統繼承下去、并發揚光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然要求法官具有高尚的道德。為了維護這種道德，除了內心自我要求，外部強化也同樣需要。
因此，我雖然不主張對于普通民眾推行強化道德的外在儀式，但我非常希望官員、教師、醫生、法官能夠出現或形成強化道德的儀式。中國是禮儀之邦，禮儀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外部強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和規范人們起碼的道德。對于官員、教師、醫生、法官來說，這種禮儀或儀式應該比普通人更隆重、更莊重、更固定化。大慶鐵人精神的核心之一就是敢想敢干。因此，我特別希望大慶在精英群體的道德建設方面，為全國做出新的嘗試，成為新的榜樣。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意思是說，社會上層的道德像風，社會下層的道德像草，草總是隨風而倒。所以，如果官員、教師、醫生、法官這類社會上層的群體喪失道德，社會下層的道德狀況就可想而知。這句話某種程度上也等于“上梁不正下梁歪”。真正有效地建設道德，要從社會上層或者說從精英人群開始。教師、醫生、法官、官員，不管怎么說，都是比常人更多接受教育的群體，都是與人打交道，因而也是體現和維護社會道德的重要支柱。大慶市將道德建設的重點放在這些人群身上，我認為，長此以往，一定能獲得收效，并且一定能對全社會的道德建設產生積極而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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