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天則經濟研究所召開例行的雙周會，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主講“憲政民主”話題，另有盛洪、李楯、黃鐘等點評，我也受邀在點評之列。蔡霞教授發表的演講以及其他幾位的點評，文字整理稿在天則所的網站上應該有，我就不貼了，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自己去搜。這里只貼出本人點評的內容。根據錄音整理。
張曙光：好，下面我們請劉仰先生來評論。
劉仰：參加這次會議之前，蔡霞教授今天講什么內容我也不太清楚，當然以前看過蔡教授的一些文章。剛才聽了蔡教授講的一些內容，我就臨時對其中的幾個問題說一點我的感受。
第一，講現代社會有暴力傾向，這一點我非常認可。這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都比較復雜的問題。現代社會講人人平等這樣一個概念，在不同社會推廣以后，它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暴力權怎么樣人人平等?
我覺得在東西方社會都存在這樣兩種情況，一個是每一個人都沒有暴力權，另外一個是每一個人都有暴力權。這兩種情況在東西方社會都存在。遇到爭執，要講道理，不能動手打人。這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沒有暴力權。某種程度上說，從秦始皇收繳天下兵器開始，這個舉動就意味著大家都沒有暴力權，只有皇帝或者中央政權有暴力權。民眾之間有矛盾，要講道理，不要打架。但是，中國社會的普通人也有一定的暴力權，比如丈夫打老婆，老師打學生，父母打孩子等，也允許存在一定程度的暴力權。西方社會也一樣，比如在美國，老師打學生好像是罪大惡極的一件事情，但英國就允許老師體罰學生。但同時，美國又允許國民有槍。所以，東西方社會這兩種傾向都在，是每一個人都有暴力權?還是每一個都沒有暴力權?
這還牽涉到每個人擁有暴力權的概念是什么?如果說允許丈夫打老婆，這個暴力只能在小范圍內用，不能上街去亂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情況，我們現在討論這個問題，理論研究不夠。我覺得精英在表述這個話題的時候，有相當多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清晰的認識，所以面對這個問題時就顯得比較混亂，有時候主張以暴易暴，有時候說要靠講道理。在這樣一個觀念混亂的情況下，社會精英對整個社會暴力現象的推波助瀾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現象。
我以前搞媒體搞了很多年了，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媒體為了要發行量，為了要利潤，暴力、色情、發財是三個最重要的提高發行量的工具，或者說是提高收視率的三個有效工具。對于媒體來說，兩個人有矛盾了，商量、討論，把這個事情解決了。媒體對這個事情根本不感興趣。如果說他拿把刀砍我，媒體就很高興，就很愿意報道，商業化媒體一定是有這種傾向的。
另外一個是憲政問題，前一段時間我也有一篇文章在香港發了。我覺得有人把這個問題簡化成“要不要憲政”這一句話，是很愚昧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話，我覺得有這樣幾種可能，一是寫文章的人水平太差，沒辦法跟他討論。另一種情況就是他是故意的，上面給一個任務，他覺得不做也不好，又不愿意故意迎合你，然后就把這種很惡心的話寫出來。還有一種情況是媒體篡改。最近我看到媒體篡改文章的手法很多，比如有媒體轉載《解放軍報》文章，標題是“我們相信的是宇宙真理”。這句話來自文章中引述的方志敏烈士被捕后說的一句話，想表明方志敏生前的革命理想。媒體把它放成標題了，《解放軍報》的原文標題不是這樣的。媒體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做標題放大，篡改了原文的意思。
我一直認為不存在“要不要憲政”的問題，一定需要憲政，每個國家都一樣。我比較反對的是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輿論認為，全世界只有這一種東西叫憲政，其它都不叫憲政。憲政這個詞一百多年前才出現，但是從憲政的本質來說，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早就有了。在這個問題上，我比較支持天則所秋風先生關于儒家憲政的一些觀點。我舉一個例子。我們一直講宋朝趙匡胤只會用“祖宗家法”來統治。我認為某種程度上說，祖宗家法就是在有皇帝制度的情況下，它的一種憲政思路，或者說是具有憲政意識的政策。祖宗家法說“不殺言事大臣”，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那就叫言論自由。所以憲政不是西方人發明的，中國歷史上早就在實踐了，只不過這個詞在一百多年前才有。如果說憲政就是西方的，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愚昧的說法，我也不愿意去多說它。 對于當今中國來說，一個是憲政理論問題，另一個是具體政治中的一些細節問題。比如說，鄧小平那個時代廢除了終身制，我覺得很好。后來變成任期制。到了今天，我覺得任期制問題也很大。舉一個例子，我們幾套班子，黨、政、軍幾套班子都是在同一個年代同時換屆，我覺得這就不合適，至少可以錯開。任期的年限還都一樣，這就造成同時換屆的時候，共振效應容易放大，不穩定因素加大。可以把它錯開，或者任期年限未必都要一樣。所以，憲政理論是一方面，憲政的具體實踐操作又是一方面。憲政里面類似于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很多的。
最后再講一下基層選舉與公民社會的關系。公民社會、基層社會一個主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本地化。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強龍斗不過地頭蛇”。從我對黑社會的研究來看，黑社會之所以會產生，與權力的本地化非常有關。換句話說，中國古代在郡縣制框架下，基本上要求縣以下的權力可以本地化，縣以上就不能本地化了，要外部注入力量。這是避免黑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完全靠本地化選舉來形成地方權力，它非常容易黑社會化。我以前遇到過熊偉，就是在烏坎搞選舉的，包括剛才聽蔡教授也講了，她在某一個社區指導社區群眾議事規則，指導他們民主議事，搞得很好。這種現象一定會存在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管熊偉也好，或者像蔡教授這樣的人也好，你到那個地方去，給那個地方的社區居民指導民主權利的實踐，或者教育引導他們，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注入了一種外部力量，而不完全靠他們自己的力量在本地形成權力自治。這種外部注入的力量有可能使它避免黑社會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要普及這種方法，全國需要多少這樣的外部力量去注入?并不是我反對公民社會，我覺得中國古代的宗族社會是公民社會一個很好的體現。問題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要考慮本地化與外來化的關系。本地幫派勢力形成后，它對民主自治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應該做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我認為古代宗族社會是一個很好公民社會，我們今天未必能像它一樣，因為今天宗族體系已經基本上蕩然無存了，但是他里面的很多理念我們同樣是可以借鑒，可以思考。
我就說這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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