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提起“民主”，大家想到的就是美國歐洲等西方式民主。在一般人眼里，中國歷史上就從來沒有過“民主”這樣的好東西。這是歷史的真相嗎?
什么是“民主”?顧名思義，應該是人民當家做主。可是，環顧整個世界，實行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制度的國家存在嗎?一個都沒有。既然連美國也不是人民做主，那么美國式民主的實際內容又是什么呢?
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雖然承認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主權在民)，但他們幾乎眾口一詞，認為人民不適合直接掌握國家權力。他們認同中世紀成長起來的代議制民主：即由人民選舉出代表掌握國家權力。人民的民主權利，只是體現在他們選舉代表的權利上。在那個時代的政治思想家中，只有具有激進和浪漫色彩的理想主義者盧梭堅持直接民主的方案。他認為，人民的主權是不能代表的。在抨擊英國的代議制時他曾指出：“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25頁。)
因此，西方式民主，實質就是“民選主”。西方式民選主模式的特點是：選舉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夠面對面地見到被選舉人，也不能夠了解被選舉人。這種民選主模式可稱為“間接民選主”。
西方式“間接民選主”的弊端，在當今時代暴露得越來越明顯。
“歐債危機”的爆發，就是歐洲各國政府寅吃卯糧造成的。
由于選民并不了解被選舉人，因此他們選擇的標準就只能是看哪個被選舉人給他們的現實好處多就選誰。這就決定了這種民意天然地有一種急功近利的傾向，不太可能關注和考慮比較長遠、比較復雜的問題和事情。在“間接民選主”制度下，哪個政黨能給選民帶來現實的、立竿見影的利益，選民就把選票投給哪個政黨——即使該黨施行的政策可能會帶來長久的隱患，選民們也視而不見。對政黨來說，只要能取悅選民，他們樂意把全民的“棺材本”拿出來請全民吃大餐。而獲得執政地位后，政黨為了延續執政生命所實行的任何真正意義的改革——譬如稍稍減少民眾福利，都會遭遇民眾的強烈抵制，因此不得不用新的、更大的泡末掩蓋當前的泡末，直至破裂的那一天。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都稱西方的社保制度就是龐氏騙局。
寅吃卯糧，是由西方“間接民選主”國家的特有政治體制決定的。
西方式“間接民選主”制度，也很難解決當今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問題。在西方社會的環境保護和反核和平運動中，一些國家產生了綠黨, 并逐步登上了政治舞臺。1973年成立的美國綠黨，主張綠化城市，改善環境。1980年成立的聯邦德國綠黨在1983年大選中成為第四大黨，主張保護環境和生態平衡，停建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大型工程。1981年成立的瑞典綠黨，反對不顧環境污染把經濟增長放在第一位。綠黨的政治述求為：“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以生態平衡為綱領，建立“具有人道的和生態學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綠黨從來沒有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大選中獲勝，其原因跟“歐債危機”的爆發一樣：“間接民選主”的民意不太可能關注和考慮比較長遠、比較復雜的問題和事情。
看來，要解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還得依靠更有智慧的政治制度。
中國自漢代到今天的政治實踐歷史有兩千余年。漢唐宋明清的實踐都超過了200年，宋代300多年，跨過了7個甲子。為什么中國能夠一次又一次在較大地域上維護對公正人道的秩序(漢唐宋明清)，內部和平的時間記錄保持至今(每次連續300年左右不發生內部戰爭，自漢至今兩千余年未出現軍備競賽)?這絕不是偶然發生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2000年的實踐，發展出極具中國特色的“民主”——“直認民選主”。
“直認”是指選舉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夠面對面地見到被選舉人，能夠了解被選舉人。
“直認民選主”在社會基層的表現是：選舉人(家族成員)直接認識被選舉人(族長候選人);從漢代的“鄉舉里選”，到宋代的“敬宗收族”制度，都具有上述特點。
“直認民選主”在社會中上層的表現是：選舉人(士)直認治國平天下的科學規律和被選舉人(國家領導人)。正如將冥王星逐出九大行星的投票者(西歷2006年)都是直認牛頓質點模型的人——天文學家(投票結果是太陽系只有八大行星)。未直認治國平天下學問的人不宜參與高層人選的投票，正如非天文學家不宜參與確認行星的投票。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的官員選舉制度——通過各地舉賢、策論考試、中央錄用等程序來選拔組織管理人才：第一屆考試的冠軍是董仲舒，在漢代叫舉首(選舉之“首”)，隋唐之后叫狀元(考狀之“元”)，到隋唐以后“各地舉賢”發展為面向整個社會的分科考試，稱為“科舉制度”(這就是后來的鄉試和省試)，都要求選舉人(士)精通儒學，而儒學的主要內容是闡明治國平天下的科學規律。
中國式“直認民選主”的二千年實踐模式，用中國話語體系來說，就是敬宗收族基礎上的科舉選士。
中國式“直認民選主”在當代的應用及創新是：漢唐宋明清的組織管理，減去皇室世襲，加上工業信息生態技術。
“直認民選主”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充分了解民意，從而為民作主。西方社會的“間接民選主”，不是普適制度，不但不利于中國，也不利于全球。
以直認民選主(敬宗收族基礎上的科舉選士)為特征的政治制度，不但有利于中國長治久安，也有利于全球長治久安。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表述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構造性整合法，整體公理化)的中華民族。”(引自《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朱繼征、陳國梁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295頁，引文括號中為筆者所加)
64周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起工業體系，深處西方“和約攏之體系(又稱民族國家體系)”之內，卻受到種種壓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愿屈從的壓力主要是西方的“間接民選主”。其原因是，中國2000年實踐(含民國時期的教訓)賦予當代管理者的政治直覺是：“間接民選主”不但不利于中國，也不利于全球。
中華人民共和國跨入了2個甲子紀年，從馬上打天下轉入到了馬下治天下的階段。如果要象宋代那樣跨過7個甲子，就一定要汲取與發揚中國2000年實踐所積累的政治經驗與智慧，為全球各國樹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樣板。
歷史事實表明，從路易十四到撒切爾夫人的強權型政治家時代已經過去，金元型政治家也難以擺脫全球所面臨的危機，21世紀呼喚著科學文化型政治家的出現，帶領全球走出集體自殺之路，走上一條全球可持續之路。
世界大多數國家正呼喚著王者的歸來。這一角色，中國當仁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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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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