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此目標在以往的提法上僅僅變動了一個字，便注定它承載的將是一段極限挑戰的征程。
挑戰在于，從字面和邏輯上看，只要二〇二〇年仍然有一個家庭甚至一個人還沒有達到小康，那么“全面建成”就不能成立，整個目標就只能勉強表述為“部分實現”了。而這種“部分實現”卻是不用刻意構建的，因為歷朝歷代、東部西部、城里鄉里，都有窮人和富人，小康的狀態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著，只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小康的標準及存在的比例會變動，俗語云“富不過三代”，說明小康存在的范圍也會轉化。
毫無疑問，全面小康的支撐在全民。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稱物平施的全民政策當然沒有什么不對。但如果實踐上搞全民式推進，則全面小康的目標恐怕永遠難以實現。為什么一些覆蓋全民的政策老覆蓋不到那最弱者?因為弱勢群體就其弱勢，永遠搶不過強勢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把現階段小康的標準劃定出來，那么全面小康的關鍵，在于那些尚處于小康線以下的弱勢群體，不是全民，不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早已超出小康線十萬八千里，除非既得利益崩潰致其轉化為弱勢，否則自然用不著誰多此一舉幫其建設小康。
茅于軾說，“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建立保護財富的體系，保護窮人和富人的財產。窮人的財產雖少，但對之性命攸關;而保護富人的財產，就是鼓勵窮人爭取成為富人。如果富人的財產得不到有效保護，那就沒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隊伍擴大了，社會才更穩定。” 這個據說因污蔑偉人而引起“左派”知識分子公憤的經濟學家還說，“要補助，就只能補助窮人，而不要補助全社會?，F在的政策好多是這樣的，富人搭了窮人的便車，窮人的聲音很響亮，很有力，富人說，我也贊成，但是最后誰得到的好處最多?是富人。”無論他為自己招來多少痛罵，至少上述分析無疑句句切中要害。
在建成全面小康的征程中，不能劫富，但必須濟貧;不需鋤強，但必須扶弱;不用“損有余”，但必須“補不足”。不僅要調整分配機制，而且要建立專門的、更有效力的對弱勢群體的幫扶機制。另外，在“人人皆弱勢”的大氣候下，分清誰是真正的弱勢群體，誰是“吃著鍋里的看著碗里的”無病呻吟者，很重要。這個問題除了實際的物質標準，還涉及人的靈魂問題。兩個問題孰輕孰重，有時候還真不好說，也不完全是教育引導能夠解決的問題。
概言之，如果把全面小康之路比作一艘航船，那么政府作為船長，既要保護在船上的人免于落水，更要幫助那些渴望上船但還沒有上船的人爭取上船，同時還要讓不慎落水的人得到及時救助。對弱勢群體自身來說，既不能放棄對頂層承諾的信心，更不能拒絕自己的努力。
如此，則全面小康不難，也不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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