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朋友之邀，看了一遍電視劇《尋路》。筆者以為，那不是尋路，而是尋人。路是人走出來的，路在人的腳下。
在目標明確之后，怎樣做是個大問題。在怎樣做這個問題上，大家誰都會犯主觀主義錯誤。實事上，人類并不存在先知，實踐就是一個反復試錯的認識過程。陳毅對毛澤東有一個很到位的評價：不二過。不二過，看似簡單，但多數人是做不到的，多數人會在一個地方反復地栽跟頭。為什麼呢?因為不二過是一種深厚的哲學修養。用現在的話說，這種哲學修養就是建立主體性。用陽明先生的心學來描述，就是正心的功夫。在這個問題上，王明等米夫的弟子就差遠了，他們確實有一些主義，但是他們確實沒有功夫。毛澤東的老師是楊昌濟，楊昌濟的老師是譚嗣同，師徒三人皆有深厚的心學修養。就世界觀而言，毛澤東與王明等大體無異;就方法論而言，他們相去甚遠。王明等人是沒有主體性的，用列寧的話說就是只有教條主義，沒有主體性的人當然就只剩下教條主義了。毛澤東是主體性極強人，一向拒絕接受一切教條主義(造反有理)，他是能夠做到明心見性的，見性的人自然明路。見性和明路的功夫見諸各個方面，當然也包括軍事戰略和軍事戰術。所以，毛澤東戰無不勝。我黨能人眾多，但就正心的功夫而言，無人可與毛澤東比肩，所以他們心悅誠服地追隨毛澤東。
路是不定的、變化的、發展的，尋路的工作是永恒的，我們今天仍然在尋路。但是，人是可以相對確定的，那些有能力尋路的人是可以找到的。或者說，具有強大主體性的人總是可以找到的。真正的問題在于，這些人往往不像是指路人，他們指出的路也往往不像是正路。新路總是崎嶇不平的，永遠也不會像被踏平的老路。說到這里，又要回到哲學上了，正與不正原本不在路，而全在于心。正心之后，才能看到正路。毛澤東很早就用正心的功夫找到了正路。很遺憾，證明正路的代價往往是很高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此血流成河，蘇聯共產黨人為此亡黨亡國。一時間流血犧牲算是幸運的，畢竟可以完成血證。然而，有些時候，連血證的機會都沒有了，直接就亡黨亡國了，這是極端慘痛地以亡作證。再延伸一步說，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偉大的，雖然沒有正心的功夫，卻擁有無比的誠意，他們在血證之后能改正，他們擁有了毛澤東。擁有了毛澤東之后，在一段時間中尋路的工作就解決了，在這段時間里他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尋到一個正確的人，也只能解決一段時間的尋路問題，不能一勞永逸。要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更多的人修成正心的功夫。毛澤東留下了自己的心學著作《實踐論》，為了簡易和便易，毛澤東將之概括為——實事求是。鄧小平總結毛澤東，也將實事求是歸納為毛澤東活著的靈魂。但是，實事求是是正心的結果，而不是正心的功夫。要獲得正心的功夫，必須在德性上去修行，要去除種種的私心雜念，要心性清明純正，要志存高遠。這當然要比實事求是復雜得多。毛澤東晚年想要集體正心，所謂文革者，革心而已。很遺憾，心學修行，并不適合集體進行。大眾修的太苦了，反而會適得其反，造成了集體的逆反。毛澤東一死，中國人就不革心了，他們轟轟烈烈地改革了。改革是什麼?就是不要正心了，也就放棄了主體性。放棄了主體性，也就只能隨波逐流了。當代的波和流，不再是馬列主義，當然不需要米夫的俄語弟子了;當代的波和流，是新自由主義，于是美國來的英文翻譯就成了先知。這并不有趣，歷史再一次重演，一群三流翻譯在中國忽然變成理論家了，他們的異國老師們開始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了。米夫雖然是一個二流的理論家，但他并不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他誤導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卻未必想毀滅我們的黨和革命。今天的情況有些復雜了，英語老師就未必僅僅是誤導了。中國的形勢越來越嚴峻，似乎又要來一場血證了。
我們相信我國新一代領導是有誠意的，他們希望國家好，他們愿意人民幸福。所以，他們想要通過整風來改變一些事情。然而，整風可以正心嗎?不正心可以找到正路嗎?其實，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今天中國的事情了無新意，還是一個尋人的老問題。好在，毛澤東去猶未遠，正心的功夫并未失傳。民間的思想家已經開始激烈地批評翻譯們了，民間的思想家們已經開始強烈質疑道路問題了，民間的思想家們已經開始進行艱苦卓絕地探索了。中國的左翼，既不是米夫的弟子，也不是自由主義的傳人。他們是一些深受毛澤東思想熏陶的中國人，他們有著堅不可摧的主體性，他們是新一代的尋路者。有這些尋路者在，中國就有了希望了。剩下的事情很簡單，就是尋人。尋人，當然不僅僅是領導人的責任，這將是人民的選擇，這也將是歷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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