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所謂“地產思想家”盛譽的“現代大亨”馮侖，在《誠實經商、勉成國器》這篇采訪錄中，生動鮮明地特出了當今中國“先富階級”的總體思想面貌和當今欲望。
其感慨中國老板跟國內外官員們見面時的不自信，或是反映了他的無知，或是顯現了一種野心。西方的高官，即使位至總統總理，說到底不過是資本財團(通過媒體操控造勢和冠冕堂皇的“民主選舉”程序)雇傭的高級雇員，因此與資本大亨打交道時，畢恭畢敬的理應是“雇員”而不會是“有錢出錢、有力使力”的幕后主子，這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沒有政治權力發起推動的全國性“化公為私”國有資產掠奪運動，中國就根本不可能出現他們這些一夜暴富的“先富階級”。中國的馮侖先生們，必須對扶持他們“先發家、先光榮”中國高官們畢恭畢敬，豈不很正常?
當然了，馮先生們如今羽翼已豐，或許開始眼紅西方商界同行對西方政客頤指氣使的“幕后雇主”地位和架勢，就難免要借跟歐盟官員和法國外長及總統的會見，借題發揮地大做文章了!
可以看出，從“……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很中國”這句畫龍點睛的心聲表達中，馮老板對自己以“中國人的身份”，成為當今“資本大亨”，不僅有些自卑，甚至有些自慚形穢的感覺。他對自己及其中國老板同行老提“一些大而空泛的問題”，而讓“西方很不適應”，似乎深感羞愧。而且馮老板對唯利是圖只想從大陸同胞身上刮錢、而對統一話題、民主問題等“特沒感覺”的臺灣企業家們，顯得特別崇敬，而對在北朝鮮類“集權社會下生活的人(越)喜歡說大話題，……只有抽象的國家、政黨、意識形態，沒有個性和自我意識”，顯然極端地鄙視。
因為具有“地產思想家”的智商而對“意識形態”顯然很不屑的馮大老板，卻竟然不知道，有關“統一、和平、最高尊嚴……”等政治話題，根本不該由小民百姓來關注而必須專歸政治外交“精英”們處理的想法，本身就極其鮮明地體現了(古代君王、近代蔣介石和現代老小布什和奧巴馬等新老統治者們信奉的)特定“意識形態”之核心理念。鄙視“人民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宣揚少數精英壟斷國家事務的意識形態(在西方還美其名曰“民主”)，只能說明當今已經攫取巨大財富的中國新生資本家們，對進而攫取巨大政治權力，躍躍欲試，確實已經急不可耐了。
為給后一種政治權力的攫取尋找理由，這個所謂的“產業思想家”還煞費苦心地找出一個有關“恐懼”的話題，侃侃而談：“人類有兩類的恐懼，一類是對異類的恐懼，另一類是對同 類的恐懼。西方對中國這兩種擔憂 和不適應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對異 類的恐懼，比如日本和歐美在文化上比中國和歐美關系近，日本崛起 時西方也有不適應，但恐懼較小， 這是對同類的恐懼。但中國和他們 不一樣，你人多、地大、有共產黨、有資本市場、有原子彈、有總 書記……中國的發展給全世界帶來的都是異類的不適應，西方見過有資 本市場、有跨國公司、有吵嚷的議會，不同的政黨，但對中國的社會 政治、決策機制、經濟發展和思維 模式都需要適應。”
很顯然，中國新生資產階級已經在公開宣示：只要由“馮老板們”來幕前幕后掌控中國政治權力，“中國的發展給全世界帶來的都是異類的不適應”，就會手到病除!
當然了，在“中國馮老板們”的思想辭匯里，這里所謂的“全世界不適應”，其實就是西方的不適應。馮侖所談《誠實經商、勉成國器》的核心，就是要讓中國這個 “異類”，怎么去“適應”西方制定的整套規則及其相應思維方式。這就再次使我想起了中國偉大思想巨人早在上世紀初葉就下過的著名結論。
是的，不管馮老板怎么給自己一伙人編制哪種“成功老男人”的絢麗光環，這些“先富者”們對外匍匐依附國際資本勢力的天生軟弱性，對內蔑視欺壓和剝削本國勞動民眾的強暴冷酷，注定其“爛泥扶不上墻”的可悲歷史縮命，將永遠無法改變!——記得類似的話，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經專門說過;今天我再重復一遍。
附文：專訪馮侖：心離錢越遠錢離口袋越近
新浪財經訊 北京時間6月27日午間消息 萬通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馮侖巴黎當地時間26日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國際訪問”期間對話新浪財經，談及商業感受，馮侖稱企業家賺錢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滿足一個興趣、專業，企業家做事兒價值觀放在前面，順便賺個錢。心離錢越遠，錢就離口袋越近。下為采訪內容實錄：
記者：這幾天法國比利時之行在您眼中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兒嗎?
馮侖：整個這幾天的活動和以往商務活動相比，多了一些和歐盟官員的接觸。我感觸最深的是中國民營企業家和國外企業在見官的時候舉止、行為、心態都很不同，這在某種程度可以折射出我們在國內的生存狀況。你看我們見巴羅佐的時候，站得那么整齊等他來照相，這和當地的企業家表現的很不一樣。我們在被領導接見的時候這種狀態太常見了。記得以前我在中央黨校的時候，每年要在人民大會堂等待接見，一站就是一個小時，然后領導出來轉一圈說兩句話就走了。 這次也是，我們已經習慣了被接見，以至于巴羅佐本人都覺得有點奇怪，他自己還說了句“哎呀，你們這么有紀律。”。這個讓我想到最有紀律的是北朝鮮，見到領導人后是那樣一種局促，那樣一種不安。其實巴羅佐很吃驚，我想他更習慣的是如果要談事兒，之前和主要幾個人聊聊，然后出來喝點東西隨便說說話。但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反而不習慣了，比如昨天下午和法國外長見面，講完話拍完照后人家沒走，于是我們全都不知道接下來該怎么做了，只有少數幾個人和外長聊聊，其余都坐在旁邊和自己人聊。最后發現當地的企業家很熟悉這個程序，和外長聊得很投機。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兒是，我們很喜歡鼓掌，經常為自己也為別人鼓掌。可是歐盟的人很少鼓掌。我覺得我們鼓掌有點多，習慣性地對大人物的話不由自主的表示敬仰，總覺得不鼓掌別人不滿意。但有意思的是，我們個體在一起的時候卻很少表揚對方，你看中國人在和朋友、父子見面的時候都很吝嗇夸獎對方。這讓我想起多年前我在越南的錢柜唱K的時候的一首歌——你愛我的樣子很中國。當時我好奇，覺得中國也可以是形容詞，什么意思呢?我問翻譯，翻譯說是你很含蓄卻欲言又止，內心澎湃卻不表達，這個就是中國的意思。中國這種文化習慣于集體性的表達情感，而對個體的表達反而回避，我們有很多集體鼓掌，但當面卻很少表達贊賞。我又想起國內的一個笑話，就是在法庭上審訊那些貪官時總有個最后陳述，但有一次最后陳述完了之后也鼓掌。因為習慣了，以前領導嘛!
還有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很中國，這具體表現在提問上。我們很擅長提一些大而空泛的問題，這讓西方很不適應，我們提問的方式真的很哲學。就和以前我我干爹曾經罵我的，你總說一些永遠正確的廢話。我聯想到很多年前去臺灣的時候，我們的企業家都談一些統一、民主的問題，而臺灣的企業家都特沒感覺，說自己從來不想這些事情，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集權社會的話語體系和在民主體制下的話語體系不同，越是在集權社會下生活的人越喜歡說大話題，因為他們只有抽象的國家、政黨、意識形態，沒有個性和自我意識。你看北朝鮮的語匯，那是最高級的最高級。動不動就最高尊嚴，極端到無以附加的階段，這和權利的集中有關。在集權社會下人們研究的事情很少是自己個人的事兒，都是黨和人民的。你看臺灣玩香道、茶道的很多，西方也有些極端的愛好，比如facebook的創始人不好好上學在那兒胡整，這些我們這邊都會被視為異類。這次我們到了歐州，見到政治人物時提的問題很少和自己有關，我們提到的是和平、中法關系，這些好像應該是政治家外交家談的。但你看法國外交部長反而說的很小，他不和你談和平問題。這種情況人家只能說你“好博學”
另外一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就是姿勢。我們見法國總統時，總統是坐著說話的。而我們的企業家無一例外全都習慣了站著說話了，站著講話顯得很恭敬，但你想我們40個人啊，這種情況下法國總統應該站著。這三件事兒讓我覺得，雖然現在的中國民營企業能夠在國際上受到禮遇，但在權利面前我們顯得還是不太自信。
但也有我們進步的一面哈。昨晚上船上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大家的衣服都會穿了，每個人的衣服都挺講究，這個講究不是大牌和貴的問題，昨天我們在大巴車上討論了一路明天企業參訪是穿商務休閑還是正裝，里面必須是襯衫和T恤，柳總最后反復征求大家意見，最后還要和明天參訪公司的的人溝通。這個細節反映出中國企業家都從容了，開始關注小事兒和細節了，和外邊溝通更自信了。
記者：昨天新聞發布會的時候大家談到了“恐懼”，但是顯然沒有談得很深入。我想問問您，歐州對你們這些中國企業家的到訪會不會覺得恐懼，另外您這類企業家都常“恐懼”點什么?
馮侖：人類有兩類的恐懼，一類是對異類的恐懼，另一類是對同類的恐懼。西方對中國這兩種擔憂和不適應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對異類的恐懼，比如日本和歐美在文化上比中國和歐美關系近，日本崛起時西方也有不適應，但恐懼較小，這是對同類的恐懼。但中國和他們不一樣，你人多、地大、有共產黨、有資本市場、有原子彈、有總書記……中國的發展給全世界帶來的都是異類的不適應，西方見過有資本市場、有跨國公司、有吵嚷的議會，不同的政黨，但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決策機制、經濟發展和思維模式都需要適應。
就企業家個體而言，我覺得企業家群體除了對健康的恐懼外，相對于一般人很少有恐懼，因為恐懼來源于未知、無知和歪知，對未來結果的不能預期，所以你看小孩比老人恐懼多，女人比男人恐懼多，弱者比強者恐懼多。這都是因為他們對未來掌控能力差。大人老人強人男人都恐懼較少，對所有預期的變化都有影響力。相反小人小孩弱者女人都有更多的恐懼和擔憂。這不是歧視女人，比如走夜路男人只害怕劫財，女人除了怕劫財害怕劫色，多一個恐懼。所以企業家群體有更多自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接觸的外部世界更大，掌控的資源更多，對變化的預期施加影響的可能性大，所以恐懼較少。
記者：對于像您這樣比普通人掌握更多資源的企業家人群，錢其實賺得挺多了，還能繼續這么折騰的動力在哪兒?想要更多的錢和地位嗎?真得想要讓企業長盛不衰嗎?
馮侖：企業家賺錢和普通人賺錢是兩個概念，普通人是賺錢的目的是為了生活。企業家賺錢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滿足一個興趣、專業，比如史玉柱就是喜歡玩網游的人，后來意外變成了創業。還有一種是內心有特別好的愿望，為某種價值觀活著的人，比如我們做立體城市是為什么?就是對現在城市又臟又亂又鬧心又資源浪費房價又高的現狀太不滿，于是自己就想要改變。這就是個沒事兒找事兒的事兒。所以企業家和普通人相比對待金錢和生活的次序不一樣，企業家做事兒的次序和價值觀放在前面，順便賺個錢。可是心離錢越遠，錢就離口袋越近。
劉翔比普通人跑的快，但為什么還要跑?因為他的參考系是奧運會的成績，而不是普通人的標準。企業家也和劉翔一樣，為未來幾秒鐘的榮耀而付出一生的辛苦。每天按照教練指定的科目訓練，因為過度競爭和訓練而失去繼續賺錢的資格。對企業來說就是破產，所以破產是企業唯一的出路。你知道地球上存在的組織，最長的不是什么企業，而是公益和宗教組織，目前盈利性組織最長的壽命也就400年。中國有1000多萬家民企，我相信絕大多數以死亡告終。企業家最終的命運就是把企業干破產，然后就歇了，和運動員一樣一樣一樣的。企業家癡迷興趣、價值觀、使命感使技術不斷改進、財富不斷累積，但最終都是企業家犧牲了，而那些美好的事物還在。比如雷曼也做了很多好事而，但它最終死了。失敗的公司不等于沒有提供過好的產品，只是競爭環境變了。比如無錫尚德使新能源的技術在全球提升到新的水平，創造了財富價值，但最后自己失敗了。我想企業家的宿命就在這里，用自己一代一代的犧牲使技術進步、人們生活得到改善。
記者：明知最后都是破產，你們都甘愿這么一路歡歌著奔向死亡?很多企業家最后都皈依宗教，比如當年你們萬通六君子的潘石屹和王功權，這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嗎?
馮侖：人類幸福、滿足的途徑有兩個：一個是降低欲望讓自己當下滿足，管理、降低欲望使得欲望和自己的條件匹配，這叫宗教。另外一種是欲望不動，但想方設法獲取滿足欲望的物質條件、制度環境，這部分叫經濟活動、叫科學。我們用政治強權、戰爭、經濟活動等能力手段讓自己的欲望得以滿足。
一個人要幸福無非是這兩個方面，這兩種都可以幸福。但宗教成本更低，見效也快。企業家的不同就在于他選擇的是第二種，靠經濟、政治、科學等手段的強大來改變自己和欲望的關系，通過這樣使自己幸福，但遺憾的是欲望和手段一直在賽跑，而往往欲望跑的更快。欲望一秒鐘就可以達成，欲望跑的這么快，但我要滿足這個欲望就要折騰半天才可以實現。欲望一般還是加速度奔跑，賽跑的結果往往是物質手段落后于欲望的增長，所以人類社會永遠充滿矛盾、不平衡、煎熬和苦痛。
相當多折騰的人往往都皈依宗教，因為物質手段的提升永遠也趕不上欲望的奔跑，最后停下來，讓欲望慢一點，讓靈魂跟上腳步。企業家、政治人物最終歸宿都是皈依宗教，就是他們終于意識到很多事情力有所不及、心有所不怠，于是選擇皈依宗教，相信這一切你其實不用做，原來一切上帝自有安排。
我覺得成功的老男人到最后，人類的不可能性都挑戰完了，覺得自己超級強大，任何事情都搞的定，就開始對不確定性展現出強烈的興趣，比如很多人從事極限運動或者和上帝對話，因為上帝你永遠也搞不定。還有一些人，比如楊振寧什么的科學家最后選擇和小女生較勁，這也是一個挑戰不確定性的方法。
記者：你覺得最后你是會選擇和上帝對話還是和小女生較勁?
馮侖：我覺得我還沒有那么老，所以我現在不急著做選擇。我從小就被訓練成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學的都是歷史唯物主義，唯物主義都是講實際的事兒，比如物質手段改變世界，所以目前我還在比較低俗的物質層面。什么時候到了要做抉擇的時候，我會先通知神再通知你來采訪哈。
記者：我覺得您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平時你除了工作外都還有點什么癖好?
馮侖：我喜歡看犄角旮旯的事兒，喜歡研究另一面的事兒，比如偉大的人的陰部，陰暗面。你會發現越這樣研究人就越釋然。對好和壞，對得失利弊的權衡就會通泰很多。人糾結是因為心里世界小，心里世界越大越無是非。你看佛和上帝都沒啥是非。你看農村婦女丟個豬就要上吊，而進了城的人喝個酒、拉拉手也很正常。因為心大了，事兒就小。
另外，如果一個人喜歡歷史和哲學，心就會變得巨大無比，因為歷史是講永恒，時間上的永恒;而哲學講無限，范圍的無限。有了永恒和無限的話，別人在無奈的時候，你就會釋然，別人在恐慌的時候你就會勇敢，別人在無知的時候你就會清醒。這其實就是人為何要修行，人這硬件都差不多，競爭的是軟件，從你讀書的那一天你就開始裝軟件，一直裝到你信了神，這就是最高的級別了。(雪婷 發自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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