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因受賄罪、玩忽職守罪，數罪并罰，被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二十萬元。
筆者發現，龐家鈺作為一名副部級高官，如果僅因收受人民幣48萬元而被判有期徒刑11年，就顯得過重了。但該案判決的最大漏洞在于，集體舉報龐家鈺的眾情婦沒有作為“特定關系人”一同受審，因此寫下《龐家鈺案，法院怎忘了“特定關系人”?》一文，并針對龐家鈺在大權獨攬時將妻兒移居境外，而稱其為“裸體做官”。
該文并未引起社會的關注。7月3日，筆者一篇題為《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的博文，首次將“裸體做官”定義：筆者姑且將那些妻兒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國內做官的人稱之為“裸體做官”。
筆者還將這類貪官走的路子歸納為“分步出逃法”：先以種種“合理的”名目，將妻子兒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陳倉，將巨額國有資產非法轉移出境，以解決一家老小的后顧之憂，貪官自己則暫時留在國內以掩人耳目，一旦有風吹草動，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一旦貪官外逃，有關部門再想抓捕就難上加難了。
該文迅即引發了《人民網》、《新華網》的關注，并紛紛推薦至首頁，引發網友和媒體的極大關注，在評論該詞的時候，紛紛將這一天說成是“裸體做官”一詞的誕生之日。自此，“裸體做官”及由此演變出的“裸官”一詞，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和網絡熱詞，并至今不衰。
令人欣慰的是，改詞的問世也得到了政府的善意回應。2009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簡少玉，就“裸體做官”問題正式提交了一個全國政協提案;筆者所寫的《加強對“裸體做官”者管理，遏制貪官外逃》一文，被《人民網——“E兩會”》帶到全國“兩會”上，使“裸體做官”一詞首次登入全國“兩會”的大雅之堂。
2009年9月，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加強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隨后，十七屆中央紀委第四次、第五次全會，再次明確提出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
2009年11月份，深圳市出臺的《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首次對“裸體做官”者的任職加入了限制性條款，規定“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
2010年2月，監察部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其中特別提及“研究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相關規定的具體落實辦法”。
201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同年7月，中央印發了《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提出領導干部應當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2010年7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
2012年1月4日，《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
2013年1月22日，第十八屆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王岐山在報告中表示，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認真執行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并開展抽查核實工作。
應該說，筆者首創該詞的意圖已基本實現，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注“裸官”現象，黨和政府先后出臺的一些列管理“裸官”的規定，對于催化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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