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么對公有制懷有刻骨仇恨？

　　我國有些人對公有制懷有刻骨仇恨，倘若不仔細分析會為這些人為什么極端仇視公有制而百思不得其解。其實既為一種社會現象就不可能不留下蛛絲馬跡，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還是能夠找到他們為什么對公有制懷有刻骨仇恨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使地主家庭失去了私有土地，工商業資本家失去了私有資產。之后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以出身成分為界線他們又成了被壓制的對象，有的還被專政，他們的后代也跟著受連累，如被冠以地主的狗崽子，資本家的狗崽子，即使夾著尾巴做人還是被置于人下人的處境。這些人都對公有制懷有刻骨仇恨。

　　原因之二是自從非公經濟全面開禁，私有經濟在鼓勵支持扶助下得以迅猛發展，在數量上經濟比重上逐步超過了公有經濟，但發財的欲望無止境，私有業主們野心越來越大，要求重新劃分蛋糕，得到更大的份額，繼而要把國有企業變為其自己的私產的愿望越來越強烈，這種誘因產生蠶食國企的行動，私企的壯大和發展的量變引起國有經濟全面退讓的質變，規模不夠巨大的國有企業紛紛蛻變為私企。之后形成“群狼”對“獨虎”的態勢，進而圍剿尚存不多的國有大型企業，大型國企成了他們獲取更多財富的攔路虎，之所以非公業主(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刻骨仇恨公有制是他們不滿足已有的財富，而認為既存的國有企業阻遏了他們繼續發財之道。

　　原因之三是從一些社會翹楚從中外資本家那里得到了諸多好處，俗話說吃人嘴軟拿人手軟，得人錢財幫人消災(公有制經濟被他們視為實現個人貪欲之災)。于是這批社會翹楚(即一批所謂權貴精英學術精英)就成了銷蝕國有企業的幫兇或后臺，為私有化推波助瀾、出謀劃策，竭盡全力。實則是權錢勾結的腐敗交易。而國有企業管理者如果也能像私有業主那樣肯向這些精英進貢，敬獻的數量還不少于私有企業主所獻，那么他們對國企還有所保護，但問題在于非公企業不僅數量上占據優勢形成強大的經濟勢力，而且規模也日益強大，給予精英們的總數就超過了為數不多的國企，因此精英們就十分仇視國企了。

　　原因之四有些人從來沒有在國企任職的經歷，而從所見所聞了解到國企人的愜意生活，加上有些國企干部職工顯擺炫耀，雖然有些聽聞是道聽途說沒有經過證實，但憑所見所聞對比自身的辛勞和一些不如意，他們便嫉恨國企，逐漸地對國企有了刻骨仇恨。而有些國企人是國企的普通職工，國企內部收入分配懸殊，讓他們由憎恨國企領導人員變為憎恨國企。有些人原來在國企但無過錯卻被下崗了，可是原來所在的國企管理人員卻富得流油、幸福非凡，于是這些下崗職工也痛恨國企。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與非公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和福利之差，引致搞私有化的官方人士和專家把貧富不均的矛頭指向國企，而收入不如國企員工的非公企業員工也因此對國企不滿。

　　原因之五是意識形態使然。即這些人對公有制始終持懷疑和否定態度，認為公有制條件下人們慵懶不求上進沒有干事業的活力，認為私有制才能激發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人的天性是私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持這種意識形態的人不一定受賄，不一定是私有業主，但這種始終不渝的觀念讓他們排斥公有制，棒喝公有制，力主滅失公有制。

　　原因之六是有的人已經與西方政客\跨國公司\大財團勢力暗中締結為親密盟友，為了這些外國人在中國獲得盡可能多，多多益善的利益同時獲得自己的私利而損害、打擊、乃至殲滅與外國資本抗衡的中國國有企業，這些人也必然對國企懷有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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