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是人類在遭受奴役逐漸覺醒后的抵制性語言，它表現了人類自主自立的思想。在宗法社會，奴就是一種身份和地位，處于該位置的人，恭順和馴從似乎是天性要求，具有自動自發性，并沒有奴隸或奴仆感到有恥辱感。
從人類發展的過程來講，只要剝削制度沒有退出，奴性永遠不可能退出。現代社會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平等都不過是概念和口號式的宣傳品，除卻幾千年奴性思想的繼承之外，人類奴性難解的最深層次原因是生存能力上的不對稱性，不對稱的深度決定整個社會奴性的觀感。
通常來說，社會地位和生存能力的不對稱性都可能用權力和資本來進行表達，即現代常說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社會表達是權力，經濟地位的社會表達是財富。自古以來，有權即可謀得財富，財富擁有者也可以換來適當的權力，有權有財者即為權貴。
在宗法社會，奴性通常是指奴隸仆人對主子的消極自覺性，這里的“主子”并不僅僅指家主，皇帝之于其臣民而言，就是全國一主，其下面的各級官員也不過是皇家仆人，對于一般的平民或奴隸而言，他們又是不同層級官員的仆人，奴性地位是除君王之外的全民共性，只不過大奴壓小奴而已。正因為宗法社會就是一個整體上的奴性社會，所以，奴性的普遍性、傳承性和頑固性絕非一朝一夕可斷，無論中西，概莫能外。
在當今時代，“奴性”一詞毫無疑問是貶義化的，而這種貶化又多指人對權力的無原則接受和恭順狀態，“專制者”和“奴才”構成一對互動的共同體，沒有權力專制者，就沒有奴才，沒有奴才，專制者也無法修成。奴性的順從起始表現為被動和無奈，而后表現為自覺意識，再往后便表現為強烈的主動意識，即上升到所謂的“狗奴才”。
必須特別要指出的是：今人對于奴性的責罵泛指于權力奴性，而極少指向資本奴性。事實上，表面看起來非常個性自由或者說民主平等的西方國家，其奴性的劣根并不見得比中國更為好轉，只不過實現了一個漂亮的轉移——權力奴性更多地轉化為資本奴性。這種轉移因其更多地脫離了傳統觀念，因而具有較強的欺騙性和更低的關注度。在資本為王的時代，資本奴性的接受度完全類同于宗法時代權力奴性的自覺性。奴才并不會因從一種奴換成另一種奴就改變了實質地位，當然也不可能有真實的高尚感。
由權力崇拜轉向資本崇拜本質上也改變不了處于從屬地位的那班人在地位上有真實的角色轉換，權力可以撈取資本的時代，能獲得權力的人總是少數，資本可以操控權力的時代，能掌握資本控制能力的人也是少數，無論你選擇崇拜哪種標的物，你實現夢想的可能性都不會很高，也正是因為能圓夢的人數很少，才能夠促使如此多的人頂禮膜拜，人類在有習慣的奴性同時，也有與之同在的“奴他思想”，拜神、拜火、拜鬼、拜人、拜財均是渴望借助某物實現自己的崇高地位，進而獲得奴役他人的特殊享受。
資本之所以能夠實現奴役大眾的目的，在于它利用了“民主”這個概念和行動，資本利用其在民主進程中的操弄能力很好地將權力地位置于自己之下，實現了所謂“將權力裝進籠子中”的目標。然而，大家必須看到的是：鎖籠子和開籠子的權力都在資本所有者身上，而不是在所有平民百姓身上，所謂權力被裝進了籠子，其實并非真的由百姓裝進去的，是被資本裝進去的。在歐美國家，誰看到同一國家執政黨更換以后國家在根本路線上的區別嗎?民主黨與共和黨有改變資本家地位的空間嗎?美國的對外政策跟哪個政黨執政有必然聯系嗎?回答是否定的。在宗法社會，權力可以隨時將貴族毀滅，在資本社會，資本可以將政客趕下臺。用選票將某人趕下臺之前，選民的思想通常被控制在資本掌管的媒體手上。
資本社會慣談民主，但避談平等。民主顯然是好東西，但它始終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在西方，洛克較早在《政府論》中提到了自然權利的人人平等，后來，美國的《獨立宣言》也論述了“人人生而平等”。在中國，孔子提過“不患寡而患不均”，南宋的鐘相也提出了“等貴賤，均平富”的口號。從全民角度看，談平等比談民主更具有普世性，假若民主的目標是保證平等，那么，就不得不談到物質平等，人類生存所依賴的基礎是物質，人類歷史的萬般危機皆為物質危機，拒談物質平等，民主難道不是資本利用的工具嗎?有哪位資本大佬主動宣揚過全人類的物質平等價值觀嗎?
如果資本真心地喜愛民主，其第一愛好便是宣揚人類的物質權平等，進而減少直到消滅剝削行為。事實上，資本社會一定是反向操作，賺取超額利潤是所有資本家的狂熱愛好，在有可能的情況下，他們會為最后一個想賺的銅板而不吝用上最為骯臟的手段，即使戰爭也在所不惜。真實的民主進程應當是推動社會以物質平等為基礎的全面平等，人權推廣者的最大謊言是：將普適價值由“平等”偷換為“民主”。
當今社會，人們一般看不起向權力下跪的人，因為幾千年的權力奴役，在人類的思想痕跡中留下了太多痛苦記憶，在資本新時代的洗禮下，仇視權力奴才必然成為一種潮流，然而，即使是這樣，多數人仍然愿意為了權力而向權力下跪，這就是劣根的頑固性。
向權力下跪可恥，向資本下跪是不是就不可恥呢?幾百人跪地向資本家討薪難道不可恥嗎?我們這個社會，幾千萬幾億的底層人民，一邊向權力討要平等，另一邊卻成為資本家權貴的“粉絲”，并且寄望著這些資本家為自己贏得平等的生存權，其可笑之處不亞于奴隸想娶主人的女兒，也就只能成為故事中的事兒。底層人民并沒有明白讓自己體無完膚的劊子手是誰，居然還把喝自己血吃自己肉的財主供為祖宗神!類比權力奴性的歷史長河，人類再當兩千年資本奴才未必沒有可能。
農民、工人靠自己的勞動獲得的生存能力，比長工、奴仆擁有更廣泛的自由權，多數人并不見得有主動的奴性，但是，社會環境的改變一定會觸發他們有被動潛在的資本奴性。當資本家看中某塊土地時，即使大部分農民沒有主觀意愿，但當一大疊鈔票砸向某一農民時，下跪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了，當一個人率先下跪后，其導向性幾乎不可阻擋，你再當釘子戶，最終也逃不了下跪的悲慘結局。當資本家需要理想利潤時，工人被迫從事12小時甚至是16小時工作就能變得習以為常，反抗通常不會成為主動思維，“拿人家錢，受人家管”的成式思想反倒更能成為被剝削者為自己開脫的安慰藥，這不就是潛意識的另類奴性嗎?“間歇性反抗，長期性愚昧”是中國底層人民歷史性的表現為群體龐大并不得解體的重要原故，底層的“金字塔化”不可能讓中國構建一個類似于歐美的“紡錘形”社會，權貴化在有些國家表現得并不惡毒，而在中國卻絕無良性可言。不具有頑強意志改變社會結構的塔底越堅固，塔頂就越腐朽貪婪，縱惡權貴的不是權貴自己，恰恰是底層百姓。
知識分子在資本面前是否會表現得更為獨立自主、更為矜持、更為愛護尊嚴呢?不會。在功名社會，知識分子永遠是權貴的忠實幫閑，其終生目標就是成為“半權貴”，至死不渝。文明時代，公權力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本可以在“文史勾股”之間選擇一點獨立，但實際上非但沒有獨立，反倒在權力和資本面前保持了雙重奴性，有少數人從權力奴性中掙脫了出來，卻又踏入了資本奴性的必然選擇中。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資本一直在主導著學術進程，因學術愛好純粹性做學問的知識分子鳳毛麟角，資本社會不是由文化推動的傳統社會，而是靠資本自身推動的逐利社會，社會學者一脫離資本的護駕便喪失其可能被認知的社會影響力?，F代中國，一批批由資本圈養的狗奴才正活躍在各條戰線之上，他們只要肯咬人，就一定有骨頭肉等著吃，如果他們能把權力咬死，他們就可以由“狗奴才”升格為“人奴才”了。
說到權力，又不得不說到腐敗，也就是權力對人的腐蝕能力。中國人為何如此地仇恨權力奴性呢?原因就在于權力將官吏腐蝕的程度太深，而官吏用自己的腐朽又進一步地腐蝕與之相關的密切聯系者，當然包括委身于他的奴性一族。資本呢?是否比權力的腐蝕作用更小?答案是相反的，資本腐蝕力遠大于權力腐蝕力，遭受權力腐蝕的群體往往只限于局部，而遭受資本腐蝕的群體則遍及每一個角落，只要置身在一個資本為王的社會，沒有一個個體能免受其難。
現代政治權力的短期性決定了權力自身也要附著到資本上面，而要附著成功，權力很多情況下也會成為資本的奴才，官員給老板做走狗的不在少數，女官員給大老板做小妾的也不算稀奇。所以，對于普通百姓而言，如果你覺悟到資本的奴役性比權力的奴役性更強時，便知道了爭取解放的著力點應放在哪里。
現代社會，所謂腐敗，很大程度上是由資本主導的腐敗，在一些國家，資本逼迫權力讓其合法的腐敗，有些國家，則是資本被權力所迫進行腐敗，資本越發達，前一種跡象更明顯，其社會危害性也更隱蔽。美國總統可以不拿美孚石油公司的錢，但不能不聽美孚的政策指南，這個“指南”一定是美孚造錢的機器之一。再如中國的“頂層設計”，頂層到底是誰?除了高官，不就是貴人嗎?達官貴人坐在一起，能夠制定出讓他們失去權貴地位的方案來?難道腐敗合法化的趨勢會反向而行?
整個21世紀，人類應當還處于權力與資本共同奴役大眾的階段，權力和資本共同組成了“權貴集團”，“權奴”與“財奴”任何時候都是一對孿生體，只要你愿意為其中的任何一個個體當奴隸，你都不可能得到人格上的尊重。當妓女羊脂球被權貴和修女哄騙向德國士兵獻身以后，必定會被當作抹布一樣扔掉，她不可能因此被贖為良民，權貴社會里，只要你愿意做奴隸，頂多只有價格上的區別，身份是不會變的。
權力奴性延續了幾千年，我相信資本奴性的壽命也不會短，權力奴性的漫長時代源于它本身以一種“光榮”存在，資本奴性的長期性也一定有著同樣的“光榮”認同感。當權力和資本都不再具有“光榮”的推動力時，也許大同社會就真正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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