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實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背棄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和道路，以改革的名義主張走十八大報告所說的改旗易幟邪路的“邪改觀”的要害，是“補課”[搞一段資本主義]。因此，要使更多人對“邪改派”群起而攻之，擊中他們搞補課式改革這個要害，粉碎其使蘇聯黨垮臺、國解體的大悲劇在中國重演的罪惡陰謀，當前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必須讓更多人認清補課式改革的危害
為了便于使廣大平民百姓知道這些危害，這里概括出“邪改派”的五大罪狀：
[一]用改革取代了革命。在新中國的前27年，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對于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如何搞社會主義，進行了極其艱辛、復雜的探索。這當中盡管發生了前進中難以避免的三分錯誤如階級斗爭擴大化等等，但在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特別是在探索如何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反和平演變斗爭方面，創造出了運用社會主義大民主即人民直接民主的群眾運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是對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偉大貢獻之一。“邪改派”通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雖然仍舊提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實質上是在抽象肯定的同時具體否定了它的不少基本原理;通過宣傳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搞清楚，雖然仍舊提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但實質上否定了它的制度特征，從而把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也硬說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大講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便隨著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經消滅了并且不會再產生，雖然仍舊提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但實質上否定了它專政職能最重要的內容，同時不僅培植出新資產階級而且使它在政治上居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種傾向最集中、最根本的表現，是否定了毛主席提出并經全國黨代會通過的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了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核心內容的另一條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便把經濟建設甚至把GDP放在了綱的位置上，把四項基本原則變成了不僅服務而且服從于GDP這個綱的目。這樣，就把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變成了可用可不用的一種手段，甚至變成了可說可不說的一句套話。所以在人民群眾中相當廣泛地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社會主義沒方向，人民民主專政沒對象;黨的領導沒力量，馬克思主義太抽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邪改派”便極力把社會主義革命演變成革社會主義命的補課式改革，把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演變成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用反“左”為主取代了反右為主。他們通過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存在的生產和需要的矛盾取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矛盾，從而改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通過不僅搞產權私有化、政府職能最小化而且搞完全市場化即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使全盤西化傾向的影響迅速擴大;通過宣揚“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一切向錢看觀點，使商品交換原則廣泛侵入政治生活領域。這樣，便逐漸把繼續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馬列毛派當作了“僵化”、“左傾”勢力，從而不僅把什么是真正的左傾和右傾這樣一個對于黨內來說的最大是非弄顛倒了，而且否定了毛主席關于右傾機會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科學論斷。蘇東劇變和中國出現補課式改革，都證明右傾機會主義是主要危險，必須把反右作為主要任務。而這些年不僅突出地、持續地強調主要是防止“左”，而且極其荒謬地把反對經濟領域的自由化定性為“左”。事實上，搞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恰恰主要發生在經濟領域。與用反“左”為主取代反右為主相聯系，他們還把姓社還是姓資這樣一個對國家來說的最大是非弄顛倒了，甚至把敵人還是人民這樣一個對于社會來說的最大是非弄顛倒了。這樣，自然會造成茅于軾之類公開的漢奸賣國賊到處耀武揚威，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則受到打壓的局面。
[三]用精英民主取代了民眾民主。新中國的建立使工農大眾一步登天成了國家主人。那時工人、社員確實可以面對面地給直接領導提批評意見;各級人大中第一線的工農兵學商當代表的確實占70%左右;由于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強調在農村緊緊依靠貧下中農，工人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確實都相當高。這和改革后30多年間對老板敢說半個不字便可能炒你的魷魚甚至罰你跪倒在地;人代會成了“干部代表會”、“富人代表會”、“精英代表會”;連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都不得不公開承認工人、農民、下崗工人已成為所謂“十個階層”中倒數第一、二、三位即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確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四]用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取代了群眾最滿意的事情。總起來說，新中國前27年特別是五十年代狠抓的黨風政風、收入分配、社會治安，都屬于人民群眾最滿意的事情。可以說，那時學雷鋒做好事，助人為樂，成了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不少地方幾乎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世界人民公認我國屬于社會風氣最好的國家之一，并非胡編亂造。可是近30多年，腐敗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卻成了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
為了使“補課”得到干部特別是中高級干部的支持起碼是減輕反對的程度，“邪改派”便大幅度、持續地提高他們的工資待遇;使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逐步變成大股東即大老板;使新聞出版，科技教育、文學藝術、體育衛生等領域的“精英”以多種名義通過各種渠道也迅速暴富，甚至采取讓干部[包括不少紅二代]下海、讓軍隊經商辦企業的伎倆，拉攏、贖買、腐蝕、演變干部隊伍。這正是黨的十二大時便說三年實現黨風根本好轉，但30多年卻越反越腐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如老百姓所說：“象毛主席那樣真反腐敗，一年便會大見成效。怕就怕裝裝門面，做做樣子。”
中國已幾乎超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大量文章列舉的事實都可以證明，這里不再重復。問題在于兩極分化實質上是階級分化，它是隨著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新資產階級被培植出來并逐步上升為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逐步淪為雇傭勞動者，必然形成的。也就是說，它是補資本主義的課即建立和維系資本統治的需要，只要搞補課，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社會治安持續惡化當中，群體事件的增多實質上是被剝削、壓迫的工農大眾的不滿和抗爭。例如，通鋼工人、大慶工人、深圳工人、貴州翁安人民的斗爭等等，就是這樣。這種抗爭隨著階級矛盾的激化也會越來越多，所以“邪改派”特別是西化派也將越來越不得安寧。
[五]用半附庸化取代了獨立自主。從毛主席在新中國建立時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開始，我們在27年里面對舊社會留下來的爛攤子和帝國主義的封鎖，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艱苦奮斗，使工農業總產值以7.3%的這一高于資本主義國家平均產值一倍以上速度增長，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可是近30多年來，我國卻逐步陷入了半附庸化的險境。這不僅表現在28個主要產業被外資掌控了21個;外匯儲備大多買了西方國家的債券，基本上“打了水漂”，更根本、更危險的是，中國經濟“頂層權力”相當大的部分已被美帝國主義控制。在任何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資產定價權，都是其經濟頂層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國家經濟主權。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余云輝說：“從2005年7月啟動匯率改革的那一刻開始，美國政府和國會就牢牢掌握著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演變為由美國政府和國會及其背后的國際資本所掌控的可預期的、持續升值的匯率制度。……當美元主導著中國90%以上基礎貨幣的發行，這意味著九十年代以來，外資掌握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部分的商業先機和超額利潤，而本土企業只能作為第二、第三梯隊的跟隨者，為其抬轎子。……當年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生存處境重新發生在當代中國本土企業的身上。……只要美國控制了人民幣匯率趨勢，只要美元主導了央行基礎貨幣的供應量及其基礎貨幣的流向結構，只要美元擁有了進入中國股市、債市、資金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的渠道，也就是說，只要具備上述三大條件，那么，美元資本事實上就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人民幣資產的定價權，控制著各類人民幣資產的價格趨勢和波動程度。”[求是理論網，2013年6月2日]半附庸化帶來的嚴重后果之一，是中國的物價越來越高，美國的物價越來越低。中國的物價為什么高?著名經濟學家朗咸平認為，這是在于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稅收。同時中國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照匯率比大約1比7來增發7元人民幣來平衡，在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3萬億美元時，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全部以漲價的方式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美國的物價為什么低?這是在于中國把通過稅收得到的資金作為財政補貼，一是通過出口退稅的方式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虧損補貼的方式對企業發放。這樣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美國人買起來自然很便宜。僅從這一點，便可看出中國人民受到帝國主義多么殘酷的剝削，半附庸化給中國造成多么大的災難。唯其如此，美國公開宣稱，已出現的“中美國”就是“依附于美國的中國經濟體”[華盛頓郵報，2008年9月21日]，他們極力推行的“中美共治”，則要使中國在經濟附庸的基礎上進一步變成政治上的附庸。
必須認清“補課論”產生相當大影響的基本原因
十八報告在黨中央多年來一直強調的基礎上重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邪改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演變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甚至附庸資本主義的圖謀，之所以能夠在一定范圍內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在于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實質上變成了“補資本主義課階段論”。那么“補課論”為什么會在不少干部和知識分子甚至部分勞動群眾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呢?
一是因為它有一定的欺騙性。他們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要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論斷絕對化，當作僵化的教條生搬硬套，認為既然中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完整發展的階段，既然資本主義有利于生產力快速發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國家政權穩定的基礎，那末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旗幟實質上搞點補課也是有利的。正因為這樣，時任中共中央農村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才敢于公開宣揚：“為了保持政策口號的延續性，回避極左派的‘文革’式攻擊，我們可以采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等過渡性口號。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在現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就是新式資本主義社會。”他們這種打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號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體地位并使中國逐步附庸化，即逐步演變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甚至附庸資本主義的圖謀，便使不少人跟著跑了。
二是因為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與否和群眾對錯誤路線的認識，比戰爭時期自然會長一些。雖然解放前的舊社會如毛主席所說跟資本主義差不多，但中國畢竟沒經過比較全面的資本主義發展階級，人民群眾對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殘酷性、反動性會有個逐步加深認識的過程。再加上原來的大、中資產階級雖然數量不是太大但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而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便容易右，所以身在右中不知右，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真正理解、積極投入，或者說對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危害性認識不到位的人，都相當不少。并且，“邪改派”采取的是到天津但開始時只說到廊坊之類欺騙手段;他們的反動本質有個逐漸暴露的過程，群眾對亊情真相的認識便自然也有個逐漸明確的過程，所以對錯誤路線的檢驗，和平時期自然要比戰爭時期的過程要長得多，情況也復雜得多。上述因素和條件，都會被“邪改派”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上加以利用，從而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近30多年來，有些人正是利用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中國社會主義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的提法，逐漸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從而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變成了補課即搞資本主義階段的。
歷史事實證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決不應當補資本主義這一課。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作出進一步的論證：“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不管是不是官僚資本，……只要一沒收，它們就屬于社會主義部分。我們國家銀行的資本，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民在土地改革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誰的領導之下，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資本主義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社會主義的。”據此，他認為，說我們的社會經濟是“新式資本主義”，是不妥當的。建國初期毛主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毛主席這個主張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因為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毛主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革命辯證法，建國后不失時機地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領導我們黨開辟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人口眾多、經濟落后、情況復雜的國家，實現從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偉大變革，不但社會秩序沒有發生太大動蕩，而且生產還持續增長，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足以證明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是正確的。
實際上，正是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像俄羅斯這類國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狹谷”即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的。并且，美國這類囯家，則是沒有經歷封建社會完整發展階段而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在蘇聯建國初期，列寧徹底批駁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義者的“庸俗生產力論”，在《論俄國革命——評尼•蘇哈諾夫的札記》一文中對俄國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后走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作了論述。他說：“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他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順序上表現出來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這開創了一條避免走向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從而為東方和亞洲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樹立了榜樣。事實上，中國、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本身就證明馬克思關于這類國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論斷是正確的。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樣，由國際國內條件所決定，中國搞資本主義必然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庸即附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日本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還是走不通。這樣，便產生了全世界包括美國都承認的“中美國”這一怪胎。當前，西化派正極力通過鼓吹“憲政”來推行西化式政改，用三權分立、多黨制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妄圖把中國全面變成美國的新型殖民地，這必然會使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都大大激化。
怎樣使更多人擊中“邪改派”的要害?
[一]切實搞好“姓社標準”大討論。什么是社會主義?在現階段應不應當把在經濟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核心是堅持公有制為主、按勞分配為主、計劃經濟為主];在政治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在思想文化上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三個有利于”，作為社會主義或者說區分“姓社姓資”的標準?顯然，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根本談不上肯定新中國前27年進行的是社會主義探索;談不上在承認三分錯誤的同時肯定那個時期的七分成績;談不上肯定改革中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揮私營經濟有益補充作用的成績，并承認改革工作中所犯的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錯誤;談不上區分真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而用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對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要看到，我們對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最好的紀念，是用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思想救中國。不搞清“姓社標準”，無疑也講不透這一點。所以，馬列毛派的戰友和廣大群眾，務必充分重視和參加這場大討論，掀起一個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實現大轉折打下思想基礎。這樣，使多數人接受并堅持“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主體地位，便是邪改而決不是社改，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而決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標準，情況就不一樣了。
[二]切實使更多人認清只有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才能解決當前的“老大難”問題。例如，要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只有結合新的實際創造性地執行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才能真正恢復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農民在工農聯盟中的地位;才能真正解決群眾最不滿意的腐敗增多、兩極分化、社會不穩、就業艱難等問題;才能真正推翻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的“新三座大山”;才能真正使下崗職工這些對新中國有特殊貢獻、理應得到特殊照顧的功臣每月增加千元左右的補償;才能使普通的工薪階層工資增長三倍[這不是瞎忽悠，把前面所說的財政部對美帝國主義的出口商品補貼轉用到這里即可基本解決]。這樣，就會使越來越多的人正確解決正確對待社會主義革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正確對待自己之類問題，關心國家大事，使個人利益服從人民的整體利益，不因自己的感情受到損害而怨恨人民群眾。這個問題抓好了，才是真正對毛主席最好的紀念。我們必須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這個勝利。
[三]切實把清除漢奸賣國賊作為突破口。這是在于，漢奸賣國賊不僅最反動而且最露骨，所以打擊他們最容易突破;愛國主義口號最得民心，最能吸引所有愛國者參加斗爭，最有利于爭取多種政治派別加入統一戰線，從而形成最強大的力量。因此，在抓緊進行反轉基因主糧商品化、維護人民群眾正當權利等等斗爭的同時，務必抓住全黨開展群眾路線實踐活動的機會，發出“真走群眾路線，首先清除漢奸”之類呼吁，大力推動對“邪改派”派特別是其中的西化賣國分子的清除;務必抓住在反腐斗爭中“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機會，喊響“要是真反腐，敢打大老虎”的口號，促使大漢奸兼大貪官在今年落網進而迅即擴大戰果，把我們的群眾斗爭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四]切實推進民眾民主。為此，我們應當不惜千方百計、不怕千辛萬苦地去給平民百姓辦實亊、做好事，做群眾信任的、有大事就找你商量的人;極力推動網絡民主、基層民主和人民群眾維護正當權利的斗爭，并大力發展既能給群眾帶來實惠又有利于使他們增強集體意識、愛國意識的合作經濟。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象去年的“9月愛國運動”、“湖南新五四運動”那樣的街頭斗爭，是馬列毛派和人民群眾、體制內外兩種力量、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好途徑，是社會主義大民主在新形勢下的堅持和發展，是當前最有利、有力、有效的斗爭形式之一，不僅不能動搖，而且要搞得更好。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在于近年的實踐已初步證明，烏有之鄉在“反帝反修反腐敗，救黨保國為人民”方針基礎上，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和討論修改逐步形成的抗美救國，轉型備戰，反腐除奸，整黨正本，民眾民主，共同富裕“24字方針”和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和當前實際確定的以革命人民為主體，以體制內外的馬列毛派為主導，以上下配合為途徑，以“9月愛國運動”、“湖南新五四運動”那樣堅持文斗的、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大民主運動為基本形式的工作路線，是基本正確的。我們堅信，堅持這一工作方針和路線，使新型的、科學發展的民眾民主運動的規模不斷擴大，直至有成百萬人參加并堅持持久戰之日，便是“科社復興運動”取得重大勝利之時。這個時刻一定會在十年之內到來，讓我們用不屈不撓的斗爭去迎接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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