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哥們兒,是個小公務員,性好辯論。有天和我聊起習近平的“八項規定”,他說:“習八條好是好,可是,很多高檔餐廳都垮了。”看他的表情,遺憾,傷心。
我問:“你去過高檔餐廳嗎?”
他回答:“去過。”
我問:“經常光顧嗎?”
他回答:“我一小公務員,陪上司湊人數的機會,也就那么幾次,數都數得出來。”
我說:“你一個刀筆小吏都很難進一次高檔餐廳,那些平頭百姓就更別指望了,豪華包間不屬于他們。”
他說:“小老百姓能吃一回‘串串’(一種廉價的小火鍋),也就很滿足了,哪敢奢望豪華包間?”
我說:“所以嘛,高檔餐廳永遠也不屬于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一個永遠也不屬于你的東東關門了,你著哪門子急呢?”
他說:“那你也用不著幸災樂禍嘛!”
我說:“八項規定后,我不止聽到一個人抱怨:‘高檔餐廳生意清淡啦,要關門啦’。如果是權貴富豪,也就罷了,可我聽到很多普通百姓居然也為此憤憤不平。我就納了悶:騎自行車送水的,幫開寶馬的辯護;住地下室泡方便面的,為住別墅的喊冤;吃盒飯啃咸菜的,替海參鮑魚著急——這是什么事兒?”
他說:“其實也沒有什么事,咱不就是替國家著急嗎。生意清淡了,市場疲軟了,財富就減少了嘛!你是經濟學教授,難道就不著急?”
我說:“只有茅于軾這樣的教授才會著急。看來,你是被經濟學家給忽悠了。我問你:你們單位門口那家叫什么‘貓魚死’的高檔餐廳,現在怎么樣啦?”
他說:“什么‘貓魚死’?是‘茂裕食’,前幾天也關門了。牌子換成‘好又來’,改成一家中檔餐廳。好多靠公款和大款支撐的高檔餐廳,現在只有降格做中低檔餐廳了。”
我說:“這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他問:“怎么講?”
我說:“我給你算筆賬:原來‘貓魚死’一桌菜肴1萬元,每天銷售30桌,一天創造的‘雞的屁’是30萬元。改成‘好又來’以后,一桌菜肴1千元,每天銷售30桌(其實,隨著價格的降低,需求還會增加),一天創造的‘雞的屁’是3萬元。菜還是那些菜,水還是那些水,只是所謂的‘高附加值’——你背后站著的那個丫鬟不見了。于是, 30萬元縮水變成了3萬元,但實際創造的使用價值卻并未減少一個原子,只不過換算成‘雞的屁’,賬面上少了一截而已。”
他說:“可是鈔票畢竟少賺了一大截。”
我說:“那是資本家的鈔票少了一大截。從此以后,進不了高檔餐廳的屌絲們卻有可能:花更少的鈔票,吃到更好的飯菜。”
他說:“不會吧?老板賺的鈔票少了,打工伙計的工資,不就要減少嗎?去年夏天在黨校培訓人力資本,那個給我們上課的教授,就是這樣證明‘資本家養活工人’的。”
我說:“‘資本家養活工人’這類偽問題,我實在是懶得給你掃盲。我就用茅于軾最喜歡、也最能唬人的現代經濟學,來給你上一課。知道‘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么?”
他說:“愿聞其詳。”
我說:“告訴你,‘貓魚死’降格‘好又來’以后,老板的利潤和打工仔的工資都要減少,這是‘局部均衡’的結果;但是,整個社會的福利卻并沒有減少,可能還有增加,這是‘一般均衡’的結果。所以,你這個吃盒飯的老同志完全可以放心:‘貓魚死’關門以后,打工仔的購買力水平,總體上是不會降低滴。”
他說:“我還是放心不下。不管怎么講,GDP的增速在下降嘛。”
我說:“你腦子真的進水了。我給你講個故事吧:有兩個博士路上看見一堆狗屎,甲對乙說:你吃了這堆狗屎,我就給你5000萬。乙把狗屎給吃了,甲給了乙5000萬。走著走著,兩個人又看見一堆狗屎,乙對甲說:你吃了這堆狗屎,我也給你5000萬。甲也吃了這堆狗屎,乙把5000萬還給了甲。兩個人越想越不對勁:什么都沒得到,還白吃了兩堆狗屎。于是,他們去找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
他眼睛放光:“茅于軾咋說?”
我說:“茅于軾聽了吃狗屎的故事后,顫顫巍巍地伸出右手食指,激動地說:5000萬加5000萬,1個億呀!博士們。這再次證明,不是勞動創造價值,而是交換創造價值。你倆僅僅吃了兩堆狗屎,就為國家創造了1個億的GDP……”
他接過我的話:“茅于軾說得太對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早就沒人信了。如果交換活動不創造價值,那富人咋都是經商的呢?如果勞動創造價值,那屌絲咋都是干重活的呢?”
我說:“你徹底沒治了。馬克思說得好:壟斷物質資料的階級,同時也壟斷著整個社會的精神資料。難怪‘吃狗屎理論’能忽悠那么多人。”
他說:“馬克思不是講‘物質第一,精神第二’嗎?狗屎也是物質嘛!”
我說:“馬克思還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靠物質的力量來摧毀’。所以,茅于軾的‘吃狗屎理論’,必須用物質力量才能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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