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轉：薩米爾的中國夢與中國人的中國夢

　　左右轉：薩米爾的中國夢與中國人的中國夢

　　文∕桑博

　　與許多世界各地的進步知識分子一樣，薩米爾·阿明對中國充滿著令人感動的好感，并把他對未來世界的期許，寄托在這個到目前為止連他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清其真實表情的國家身上。類似的“中國夢”，同樣也遍存于包括歐美國家底層民眾在內的全世界受掠奪民眾之中。

　　當世界秩序持續加劇傾斜了至少五個世紀，作為秩序之一側的資本主義完成了從商業資本主義到金融資本主義的三級蛻變，建立了對技術、金融市場、自然資源、媒體與通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五種壟斷”的全球化運行框架，實現了“國際階級”的基本固化之后，身處秩序另一側的亞非拉(薩米爾稱之為“邊緣區域”)國家和民眾，對于顛覆這個嚴重傾斜的世界秩序，除了期待對方體系的衰竭、崩潰(薩米爾叫作“內爆”)之外，同時也寄望于一個金融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新興大國的崛起，與邊緣區域建立起一個“聯合陣線”，來共同對抗美國、歐洲和日本所代表的“中心區域”;或者形成一個多極世界，來打破美國一極獨大的局面，平衡嚴重傾斜的世界秩序。

　　這種“中國夢”，對于世界進步知識分子和邊緣區域民眾來說不是沒有道理的。首先，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都是通過各種大致勢均力敵的集團勢力相互抵制來實現世界平衡、獲得相對和平的。相反，一旦當這種勢力抗衡的局面被打破，世間和平往往也就隨之破碎。面對今天這樣一個空前傾斜、美國單極獨霸的世界秩序，若需從世界視野來尋求建立一個多極世界、實現世界平衡，誰也沒有理由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存在忽視不計。而中國的崛起，恰恰滿足了包括新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世界反全球化運動對一個多極世界的想象。其次，從客體角度來分析，世界進步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對中國的信任和厚望，主要建立在他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統印象之上。或者說，主要建立在中國的“歷史形象”上。這個“歷史形象”，大致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某種中庸的、寬容的、溫和的而非極端的、狹隘的和攻擊型的價值觀，以及受此影響的集體思維方式。大抵這就是世界對于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傳統印象;與歐洲、美國和日本相比，中國在歷史上尚未有過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或其它帝國主義行為，沒有犯過類似“美洲開發”、販奴貿易、殖民奴役等等世界性罪惡，中國的國際關系史是相對干凈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毛澤東時代的國際主義外交方針以及建基于此的全新的、和平而自尊的國家形象，是世界人民對中國建立信任和產生好感的主要理由。

　　但是，所有這些理由，在今天看起來都呈現著不同程度的曖昧。

　　在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方面，今天的“中國文化”——叫“時代精神”更準確——究竟吸收、承續了多少這個古老國家自己的文化傳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在被包裝成“先進、文明”的代表且攻勢凌厲的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經過三十余年的深刻改造之后，今天的中國人頭腦中(價值判斷和思維方式)，還遺存著多少古典思想的成分?這都是可疑的。何況，當年用庚款余額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現代化啟蒙大師”，已經不遺余力推廣、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百余年，如今早已是徒子徒孫不知其幾了——這些西化的頭腦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精英中占多大比例?理解傳統文化對未來中國國家走向的影響力，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中國精神”究竟是什么，在今天這是一個最有討論價值的話題，此處不述。)而第二個“理由”，即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大規模的帝國主義罪行，實際上不僅與傳統文化的影響密切相關，更是因為歷史尚未提供這種可能。

　　而今天，事情已經起了變化。首先是高速增長的經濟力量為中國的右轉提供了物質可能。薩米爾自己也認為，中國走的是一條“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盡管他認為這是“不可跨越”的歷史周期，同時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設計上有別于其它國家并取得了“讓人震驚的”成就)，已“部分地完成”了被整合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并且存在著全面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的強大傾向。這種強大傾向突出存在于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界和媒體輿論界。伴隨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私營企業的開放”，出現了“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右派”。而它的代言人和吹鼓手，他們所從事的就是“一如既往地在不斷壯大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中激發對右派理念的支持”，通過輿論操控來制造社會共識，以此影響最高領導層的政策方向，從而塑造國家的未來走向。

　　操控輿論制造共識，在國際上始于1990年代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世界上高歌猛進的階段，在蘇聯崩垮、東歐劇變的背景下，“歷史終結論”應運而生并甚囂塵上。同一時期，中國開始“加入全球化并輕易地取得了出口增長和更高的GDP增長率。”這種現象，給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中國右派營造了一個幻想：沿著資本主義所建議的發展模式走下去，這種高增長率將會毫無障礙地長久持續下去;也為國內外資本主義代言人宣揚“順應歷史回歸正常”、敦促中國徹底加入全球化體系提供了輿論環境。他們一方面竭力掩蓋中國持續崛起與帝國主義中心國家捍衛一極霸權之間的根本沖突，另一方面致力于“資本主義將為所有人創造和平、民主和進步”之類理念的傳播，推動中國社會發生“去政治化”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成功了：“共產黨內的領導權已經基本為右派所掌握，并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發的天真幻想為基礎建立了其穩固的治理。”(薩米爾·阿明《中國2013》)但右派仍不滿足于此，一條微博評論這樣概括道：“……精英權貴等右派，是改革最大受益者，卻天天干著推墻沉船之事。何以如此奇怪?……右派急于摧毀皮囊，以擺脫最后束縛，保全既得利益。”(新浪微博@老葉評論)

　　但抵制右轉的言論力量在中國依然存在。在這個成分復雜、派系林立的知識分子陣營中，有被目之為毛澤東主義者的“毛左”，有自稱并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托派”社會主義者，更多的則是民族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其中的各個論派的主張并不統一，有時候尖銳對立，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反對中國毫無保留地接受金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無條件投進美國麾下的全球化體系。——也正是因為這一共同立場，他們被籠統而錯誤地劃為“左派”。本質上，這個知識分子群體只是一個個孤立的言論個體，他們之間并未建立起一個統一的聯合陣線。最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信仰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理念的人，隱晦或公開地希望中國應當像美國那樣敢于提出自己的世界霸權主張，走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道路——這與前面所提到的那種右派理念的唯一區別就是：打倒美國自己干。在這個小圈子里，已經在熱烈地討論著諸如“中國如何領導世界”的問題，一副躍躍欲試的架勢。這種“中國夢”假如成真，則無疑將是世界人民的噩夢。而這種帝國主義知識分子所呈現的正是極右的狂妄嘴臉，卻被奇怪地劃作“左派”——足見當今中國的“左派”概念多么混亂!

　　更本土化、也可能更具代表性的言論群體的立場是：希望中國在經濟上發達，在軍事上強大，在國際上無為——不求霸權也不出風頭，看好自家的門管好自己的事兒，為國民提供安全保障和幸福生活就好。他們對意識形態爭論不感興趣，對全球化不反對也不積極追求加入，一心只想過自己的富國寡民生活(這大抵上也屬于薩米爾所說的“去政治化”幻想)。這種舊員外式的國家理想，在階級上大多屬于“中產”，在政治上大致屬于“中右”。如果樂于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有“中庸，寬容，溫和”的一面的分析，那么就必須正視：這個文化傳統里同樣存在著深厚的小農意識。功利，自私，自保，短視，缺乏世界視野，英雄主義氣質和理想主義激情向來是這個民族性格中所缺少的(毛澤東是一個極大的例外)。這就是本土化的“中右”所賴以產生的文化土壤。“中右”的聲音因缺乏極端色彩而不那么吸引眼球，但在輿論場上的被忽視并不影響這種傾向對政治走向的影響力。

　　以上，大抵就是今天各類中國人的各色中國夢，至少代表無聲民眾世界之外的中國夢。而薩米爾·阿明所代表的“中國夢”——其實稱作“夢”并不恰切，與其把它理解為“期許”、“愿望”，說它是一種忠告和警醒更準確——是從世界視野出發，基于對歷史規律和全球現狀的深刻分析，而對中國提出的一個方向性建議。

　　金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瘋狂破壞地球生物繁衍所依賴的自然棲息地，“非再生資源(特別是石油)的大量消耗，對生物多樣性不可逆的毀滅，以及對生態系統的巨大破壞，最終將威脅這個星球上的所有生命。”(薩米爾·阿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人類公敵的過時制度》)而這種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少數特權階層利益的最大化，卻要以80%的世界人口的貧困化為代價，特別是以幾乎占世界一半人口的農民的貧困為代價。通過建立“五種壟斷方式”的全球化運行框架，邊緣區域人民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貶低，前所未有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被確立;通過覆蓋全球的軍事基地和野蠻的戰爭手段，邊緣地區民眾的抗爭被鎮壓，與社會進步相關的真正的民主化進程被阻斷……作為資本主義捆綁地球、吸榨人類、毀滅世界的象征物，從早期密密麻麻的環球航線，到使地球遍體鱗傷的油氣輸送管線，再到今天覆蓋全球的金融控制網絡，最便于人們直觀地認識全球化的可怖真相。面對全球化這一野蠻的、毀滅性的世界體系，邊緣區域的人民在積極尋求一種人道主義的、替代性的世界體系，尋求建立一個聯合對抗中心區域霸權的統一陣線。這既是亞非拉邊緣區域的需求，也是中國自身的需求。

　　在薩米爾·阿明的分析中，身陷三重危機(也許還應該加上一重：信譽危機)在走向衰竭、徹底崩潰之前，尚有一段“晦暗的時間”。這一段黎明來臨之前、介于資本主義之秋與人民之春中間的時間，將呈現為“妖魔鬼怪出動”的混亂和更大的野蠻。這種野蠻首先表現為戰爭。而戰爭將“主要是一場針對中國的戰爭”：“克林頓政府時期，不是布什，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完成了一份報告，美國政府的目的是研究先發制人地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用核武器消滅6億人口，也就是中國人口的一半。”“我參考了《五角大樓文件》，它是由一位知名的美國記者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發表出來的，我見過他。這個材料非常重要，應該在中國出版并廣為人知。還有在1991年，當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時，一位叫哈薩內恩·海卡爾的埃及地緣政治學家——他完全不是什么左派——寫了一篇文章，說對中國的戰爭開始了。他說，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不只是要催毀伊拉克并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且還要建立一個覆蓋中東地區的強大的軍事基地，首要目的是針對中國，最終也會針對俄羅斯和印度。”(薩米爾·阿明 李北方《對話薩米爾·阿明：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如果承認薩米爾·阿明的分析并非危言聳聽，那么，加入針對帝國主義的南南陣線，推動建立一個抵抗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共同陣線，對于中國就不僅僅是一個世界大國的國際主義道義問題，而是一個事關自身命運的戰略選擇問題。

　　顯然，今天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中國夢”依然是同床異夢——右派精英的“中國夢”與左派的不同，所謂“左派”的中國夢又各各相異。這似乎注定著薩米爾·阿明所代表的世界進步知識分子和邊緣區域民眾的“中國夢”恐難成真。何況，薩米爾·阿明對中國的理解和判斷未必件件準確：大體來說，他對過去近一個世紀包括改開以來的中國歷史的理解和分析是深刻、準確的，但他對于當前的中國現狀和未來的國家走向、特別是對“中國進步精英”的政治影響力的樂觀評估，事實上是無法令人樂觀的。

　　但無論如何，薩米爾·阿明對中國的一個判斷是可信的：中國人民擁有斗爭的悠長歷史和經驗，“……如果是這樣，我相信中國人民會非常非常快地做出反應。我不希望這些事情發生……”(同上)

　　我們也不希望。

　　2013、5、20

　　原載《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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