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觀察者網的文章《關于南方，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和讀者評論，我十分感慨，原來很多人與我有類似經歷。就在一年前，我和朋友在飯館聊起各自如何從“南方青年”脫身轉變，當時我內心無比復雜。我曾不愿去承認那段青春期是真實的。為此，我像個受傷的少年曾深深陷入一種詭異的疼痛與虛無中。那彌漫“普世價值”的青春期真漫長得讓人幾乎失掉信心。設若有一天你從睡夢中突然醒來，發現前半生40年，有28年耗在拒絕思考的感性的青春期里，你可能會發出和我一樣無奈而深沉的嘆息。我后來想，到底是怎樣的命運將我青春的“風華絕代”和“三分之一的理想”擁在“普世”的懷抱里?我沮喪地看著那份從故紙堆里翻揀出來的報紙，記憶像一張張被時間漂洗無數次的黑白舊照片，不斷閃回。
認識《南周》是1999年，彼時，我18歲，剛入社會，卻沉浸在小資文藝的聲色犬馬中難以自拔。這可能與我的遭遇不無關系。那年，我要去工作的鄉政府沉悶而頹靡，在每間沒有關門的辦公室，你都能見到一些無所事事的中年人在那里一杯清茶一張報紙消磨著幾乎被遺忘的人生。似乎從一開始，我便知道，我注定不屬于那里，我難以承受那樣的生命之輕。
我們那一屆中專生差不多是最后一批包分配的，但分配到鄉政府，開始并沒編制。當然，如果想要編制，你就必須耐得住時間和寂寞。后來，我遇到機緣，上頭下撥了兩個行政編。可現實也挺嚴峻，單位里多達12人沒有編制。競爭的方式是每人準備一場5分鐘的演講，然后由臺下七站八所的負責人評分給出成績。
演講雖非我的強項，但我并不懼怕任何挑戰。我是全場唯一脫稿演講的，可最終，我卻排在倒數第二名。記得那個做主持的副鎮長與我素昧平生，卻在評分的間隙，拉我一旁，問我有沒有找關系，叫我不要在乎結果，是金子總會發光。我知道他的安慰暗示什么，就這樣我預先知道了結果。往后一天一天，我像那些前輩一杯清茶一張報紙地熬著。可有時深夜躺在床上，我會兩眼直盯著天花板想我看不清前路的人生。其實，即便有編制，我也不想一輩子過那樣近乎絕望的生活。我瘋狂地給同學寫信，訴說我的迷茫與愁悶。
然而再怎樣的傾訴終歸無法融化周遭堅硬的現實，我確定是在那段時間走入頹廢的。于是，身上暗生起寂寞，孤獨，陰暗，沉默，這些常見的少年病。像鄭鈞歌里唱的，“歡樂我留不住，絕望又說不出”。但你不能不說，這些無來由的渾濁情緒和長期被酒精煙卷摧殘的軀體是培養文青最好的土壤。于是，我學會了多愁善感，我讀海子的“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以安慰”，我用這些讀來的詩句打磨內心的糾結與困頓，使它以浮華虛空的精致驅散我內心的虛無與貧弱。
后來，偶然得到柴靜《夜色溫柔》的節目錄音，“那把聲音”像抒情民謠一下鉆入我內心，于是，連時光里也有“如逝如流的蒼涼與哀愁”，讓你不得不認定人生是個“令人悲傷的監獄”。那段日子，柴就像我稔熟的老友，我在她攝人的哀愁里掘取著我想要的慰籍與安撫。是的，那時的我就生長在浩蕩渺茫的“蘆葦叢里”，抬頭俯首唯有自己夢中的飛鳥和魚。但顯然，這并不是愛上《南周》的年紀，我還在成長。
有人說，一切“偉大”事件的發生一定是以不經意的平庸做契機的，我深以為然。2003年的第一場雪，我在滿街低吟淺唱的港臺情歌聲中再次接觸這份報紙，“愛情”，就這樣發生了。它發生得歇斯底里地突然和忘乎所以。我一直把04年那篇題為《這夢想，不休不止》的新年獻詞作為這場“愛情”開始的紀念。因為我無法忘卻這篇獻詞在我幼小而稚嫩的心靈里初初激起的層層波瀾。我開始將目光從那間頹廢斗室投向媒體里波蕩起伏、似是而非的中國現實。是的，我可能是這樣順理成章地愛上了《南周》。后來，在與朋友每次閑聊時，我都像個布道的牧師忍不住要販賣一點從報上看來的普世真理，諸如“生活要多樣化，經濟要市場化，政治要民主化”之類的。這些普世真理竟是那樣輕易抵達我內心。可就在前一年孫志剛死于收容所，早年我去廣東找工作的同學也因查暫住證被逼露宿天橋數日或被巡防隊員“教訓”，而一些人在他們的文字里很早便告訴我，發展須付代價。想此說法，我內心很有些矛盾。只是當時我還不太清楚這個矛盾到底是什么。(雖然《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最先報道此事，但僅把孫志剛事件歸為制度化悲劇，只會將它們鼓吹的徹底經濟市場化所帶來的市場、社會和國家相互滲透又相互沖突的復雜關系遮蔽。既便收容制度取消，盲目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市場化所產生的大量城市游民也難逃被邊緣化的命運。然而，那些在《南周》寫文章的啟蒙知識分子很早便告訴我，發展須付代價。只是后來這代價之沉重，讓他們太過不堪。于是他們輕手一揮，將這責任推給了收容制度。)
再往后的若干年，我幾乎每周必買這份報紙，像是定期約會。也就在這段日子里，我聽說了有個叫林昭的姑娘用經血抄圣經這種近乎不可思議的歷史，我跟著龍應臺隔三差五呼喚一次安德列，看她寫信讓其認清“我們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愈是貧窮落后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諸如此類。是的，我還不懂歷史與政治，只覺得這毛邊紙上一顆顆文字滿含深情，這深情無法不讓人想象這些作者內心的崇高與莊嚴。我想像得那樣認真，認真得以致于我就這樣相信了。就像當年相信夢中的飛鳥和魚。
可是，我錯了。后來，我在莫里斯•梅斯納那本敘寫毛時代的書里，對那個年代有了更多了解。那個年代盡管發生過許多悲劇，但僅僅訴諸于抽象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歷史的復雜性就會被粗暴化約，進而你會喪失對現實的深入洞察，走向另一個極端。而今天西方民族國家的模式里，國界線和城鄉差距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因此它們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可那時的我，卻執迷著自己的夢。
我一直覺得，2008年那段“天譴論”的演繹是我對《南周》“愛情”幻滅的鋪墊。那個悲傷的5月，一場巨大的災難占據了幾乎所有媒體的主要議程，我撇過臉卻看到某學者在《南方都市報》上寫道：“這就是天譴嗎?死難者并非作孽者。這不是天譴，為什么又要在佛誕日將大地震裂?愛中華者，當為中華哀。華南雪災，山東車禍，四川地震，赤縣喧囂該清醒了。圣火應該停一停，國旗也該降一降，就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們不是偉人，只是遺骸，遺骸千萬，只是無言。”我寧愿相信他表達的是對死難者的愛與悲憫，可我從字里行間卻嗅出了朦朧的政治銷煙。然而，然而《南周》5月15日也寫下了這樣的話：“2008年，老天怎么這樣對我中華如此不公，先是華南雪災，又是山東車禍，繼而再是這次特大地震災害，半年不到，災害頻仍，下半年我們還會遭受怎么樣的天譴呢?”這個突兀的“譴”字只存在兩個對象，如果不是死難者，那便是死難者所在的國家，倘若是后者，那背后隱藏的話語更不堪入耳。我像是如夢初醒，卻又不能接受這樣殘酷的現實，我不能接受，這樣一份自稱鐵肩擔道義的報紙，竟然讓死難者如此不堪。那一夜，我憤怒了，當年的愛被突生的暗礁撞得碎滿一地……
一年后，我徹底離開了那個鄉政府，去了滬上的一所高校讀書。這是我這些年拼命索求得到的幸福，也是我漫長青春期行將結束的引子。
2010年，我真該唱一首《夢醒時分》。在我閱讀《南周》懷疑汪暉學術腐敗、自身卻有失媒體操守的相關材料和那本《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的文集時，我才明白，那些我曾深信的普世價值，都難脫政治意涵，只不過表面上有一副“無關政治”的面孔。而翻揀歷史，我又發現，從98年開始，《南周》便淪為了黨同伐異的工具。看完這些材料，我像落入了遺憾而失望的深淵，我感覺我已無法自持。
如果情感讓我如此掙扎，我就必須從理性中獲得拯救，我這樣想著。那一年，我找來許多經典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和一些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來讀，而且一直讀到現在。就這樣，我知道了西方的現代性隱藏著黑格爾的線性歷史觀，在這樣的歷史觀里，城市與鄉村，西方與東方被想像為進步與落后尖銳的二元對立。然而中國傳統的城市與鄉村一直是互相哺育的，可西方現代性的進程卻是城市不斷剝奪鄉村，西方不斷剝奪東方的歷史。因此，西方市民社會的理論很難去解釋以鄉村為主體的中國社會。如要逃脫被剝削的歷史宿命，中國就必須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俯就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里，仰人鼻息。對于那些崇尚西化的國人，我寧愿相信他們是被普世的迷幻釘在了洞穴，而不是其他。
請原諒，我有點理論了，其實，我很想像你一樣去漠視那些滲入認知里的政治與歷史，只愿存留那份當年的愛。可是，這樣的任性倔強又是徒勞而笨拙的，因為抗拒與否，它們都在那里。而且，既便如此，這樣愛的意義究竟在哪里?如果僅僅是一種無實質的意淫，那只能說明，我沒有勇氣去面對幻滅慘淡的人生。當然，現實也一直充滿著令人尷尬的諷刺，你越是想用各種各樣的借口撫平心靈的傷口，它便越是變本加厲在你傷口上灑鹽。諸如這兩年各種“去政治”的政治訴求以及無處不在的資本權力操控，已讓我無法再保有對《南周》的愛，因為，愛已死去。
在此，我不得不感嘆這命運的艱難，他將我最好的年華陷在了“普世”的圍欄里，卻最終又讓我從歷史的夾縫中看清這世界。是的，我不想糊涂地度過此生，可是，我卻永遠地失去了那份“愛情”。
但我也必須承認，此刻，我在遺憾的唏噓中獲得了一種慶幸與安慰。籍此，我留在了清明現實的此岸。可我很有些惦念他們，惦念那些還在青春期依然以“普世價值”抒發情懷卻可能誤國誤事的他們，像是惦念另一個自己。雖然成長需要勇氣去倍償艱難承受疼痛，但我愿意相信，有一天他們會在明白改變自我亦是改造世界之后如釋重負地唱一曲《夢醒時分》。是的，我很期待。
當然，我也希望當年曾給我帶來安慰的老友能“看見”這些文字，“看見”這些文字背后的掙扎與疼痛，“看見”漫無天際的“蘆葦”之外還有更廣大復雜的歷史與政治。而這些文字，也算是我的一種告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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