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向毛澤東鞠躬)
2003年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黨、政府和學術機構舉辦了一系列紀念活動，人民群眾中也涌動著自發紀念的熱流。這充分說明：歷史是人民寫的，“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活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但是，隨著魔化毛澤東的行徑日益破產，民間又出現了神化毛澤東的暗流。有些人對其迷信程度甚至超過了六七十年代的個人崇拜。在民間流傳著毛澤東的許多神跡;出租車司機掛主席像以防交通事故;有的群眾對其畫像頂禮膜拜，希望能消災賜福，甚至還自發為他建立廟宇;有的作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書中杜撰出毛澤東的八字如何，韶山沖及毛澤東祖墳的風水如何，毛澤東降生和誕辰時有何瑞象，某某高人如何給毛澤東算命并給他以指點。對于這種迷信現象，僅僅用無神論做一般的批判是遠遠不夠的。而是應該從唯物史觀和宗教學的角度分析建國后為什么會產生全民族對他發自內心的熱烈崇拜，今天毛澤東又為什么被神化。
首先，我們所講的神有著過人的智慧和超自然的能力，能做凡人做不到的事。毛澤東不會未卜先知，但他的智慧的確是常人所無法企及的。由于他以終生“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勤奮學習、博覽群書，使他在實踐中創立了使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走向民族復興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正因為有過人的智慧，使他用兵如神，使他對國內外大事的發展結局所做的絕大多數預言奇跡般得到驗證。
論能力，佛道兩教的典籍中不乏仙佛降妖除害的軼事，但他們的神通再大也不能鏟除整個社會的害人蟲。而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奮斗，讓“百年魔怪舞翩躚”的中國“一聲雞唱，萬怪煙消云落”。他的能力讓整個中國“天地翻覆”。毛澤東不會點石成金，但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迅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在帝國主義的封鎖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使一個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業國之一，同時建立了較完備的福利保障體系;這比神仙用法術救濟一兩個窮人有意義得多。耶穌能用五餅二魚使幾千人吃飽，能用超自然力量治愈一些難治的疾病;但他的神通能養活幾億中國人民嗎?能消滅危害中國幾千年的血吸蟲病嗎?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能。釋迦牟尼有五眼六神通，但當自己的祖國遭侵略即將滅亡時，他三次出面阻攔，仍然沒有成功。而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在百廢待興的條件下打敗了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還長期支援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的中流砥柱;他領導的中國傾舉國之力研制成原子彈氫彈，令揮舞“核大棒”的霸權主義者不敢輕舉妄動，令海外華僑的地位得以頓然提高;他領導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地位之重要，連“反共斗士”尼克松都萬里來華拜會毛澤東，在與毛澤東握手時躬身致敬，交談時恭維“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這些豐功偉績人類記載的任何神都做不出來，但毛澤東能做出來。
其次，我們所講的神有著崇高的道德能夠為民造福。道教認為：“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抱樸子·對俗》)“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仙法欲溥愛八荒，視人如己。”(《抱樸子·論仙》)太乙救苦天尊、孫思邈、媽祖都體現了道教神仙的高尚道德。釋迦牟尼講：“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地藏王菩薩發下誓愿，“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觀音菩薩在中國更是大慈大悲的化身。耶穌要求：“要愛人如己”，“要愛你們的敵人。”而毛澤東除了不愛自己的敵人，除了愛吃紅燒肉，沒把道德擴展到動植物以外，其道德的高尚程度并不亞于這些神圣仙佛。
毛澤東從小就樂于助人，同情貧苦人民。他曾對賀子珍說：“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正因為熱愛人民，他多次因人民受苦而流淚，尤其是晚年聽到秘書報告唐山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嚎啕大哭。他深入虎穴赴重慶談判，就是因為“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他清廉儉樸，不為自己和家族謀私利，像地藏王菩薩一樣，一心為了解脫人民的苦難;“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就表達了這樣的高尚境界。他是中國歷朝歷代最高當權者中唯一贊美農民起義，鼓勵人民造反的人，這充分證明他完全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所以不怕人民推翻他。正因為熱愛人民，他絕不允許產生一個脫離人民的高薪貴族階層，要求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采取各種措施縮小干部和群眾之間的等級差別。正因為熱愛人民，他反對衛生部為少數人工作，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讓中國農民有史以來第一次享受到醫療保障。正因為熱愛人民，他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當作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想盡辦法讓勞動者增強這些權利。正如孔子說：“仁者必有勇。”毛澤東最痛恨、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切反動勢力對人民的壓迫。他在看戲劇《白蛇傳》中法海開始將白娘子鎮壓到雷峰塔下時憤怒地站起來說：“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他不但熱愛本國人民，還熱愛全世界人民。長征剛到陜北，他就希望革命有移山倒海般的力量，讓“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晚年又寄語后人，“愚公盡掃饕蚊日，公祭無忘告馬翁。”希望掃除港臺和西方吃人血的饕蚊。因此，他以“風雷磅礴”般的氣勢向一切惡勢力宣戰：“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他越到晚年越熱愛人民，越擔心一旦資本主義復辟，腐敗官僚、地主、資本家、黑惡勢力、帝國主義將重新剝削壓迫人民，讓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苦苦求索，盡最大努力不使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變色。
第三，傳說中的神是天國世界的管理者，人們希望通過對神的信仰和積德行善被神接引入美好的天堂、仙境、極樂世界。但是，這種美好的世界在現實中找不到，也并非所有人都因此變得道德高尚。雖然彌勒世尊的出現將使人間變得極其美好，但畢竟要等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后。毛澤東時代雖然剛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還有一些曲折和不如人意之處;雖然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雖然為了經濟能夠獨立、長遠發展和國家安全而把大量人財物力投入到基礎建設和國防之中，使人民的物質生活不富裕。但中國人民奮發圖強、團結友愛，共產主義道德蔚然成風，“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景象。人的幸福最終要歸結到精神上，那時人們覺得生活有奔頭，真正感受到精神上的幸福，宗教給人帶來的虛幻幸福被現實中的幸福所取代。人們不再向往虛幻的天國，而是“勤懇建設錦繡河山，誓把祖國變成天堂”。
人為什么會信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歸納了最根本的兩條：一是對于宇宙間無窮奧秘的不理解，產生了錯誤觀念;二是對于生活中疾苦的無法忍受，人們對超自然力量膜拜，希望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和超自然力量的救助;此外，我認為：三是由于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信仰是重要的因素，沒有信仰常常會感到空虛苦悶;四是出于人類本性中對真善美的向往，中國很多神本來就是歷史上的英杰人物。可是神看不見摸不著，除了給人以一定程度的精神慰藉外，并沒有真正解脫人民的苦難。而現實中卻出了一個叫毛澤東的人，有著神一般的智慧和能力，有著菩薩一般的道德，能夠領導人民擺脫苦難，走向幸福。人民對這樣的偉人當然會無比感激、愛戴和信任，有了困難當然要想到他，這種感情不應斥為盲從和迷信。在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中，精神會感到充實和幸福，會感到靈魂凈化、意氣風發、前途光明、干勁十足;但在這樣的氛圍中，很多群眾對他的每一句話不管是否真正理解都會不加思考地接受和執行，就像催眠術中被催眠者對暗示不加思考地接受一樣。
另外，人主宰自身命運和改造社會的氣魄和能力在不同國度、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人身上表現是不同的。表現強的人像孟子所說：“當今之世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像馬克思所說：“偉人之所以偉大，就在于我們跪著，站起來吧!”像毛澤東所說：“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如果中國人民的精神境界都達到這樣的高度，都能通過學習和實踐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那么，人民雖然也會熱愛毛主席，贊頌他的豐功偉績和高風亮節，但不會出現全民族僅指向他一人的熱烈崇拜。舊中國是一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宗法社會，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人權精神的洗禮，解放前中國人的個性、能動性受壓抑，主宰自身命運和改造社會的氣魄和能力不強，參政議政意識薄弱，有著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神佛身上的心理，即使現在仍然如此。這樣的心理和文化，遇到毛澤東這樣的偉人，不產生這樣的崇拜反而是不可能的。
雖然由于種種復雜的政治原因及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所限，使人民對毛主席的崇拜在短時間內出現過狂熱化和形式主義的傾向，成為后來別有用心者攻擊毛澤東時代的把柄;但我們也應看到，這種崇拜在當時對鼓舞人民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情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來，由于中國社會出現了道德滑坡、腐敗和黃賭毒屢禁不止、下崗失業人員增多、貧富分化嚴重、邪教迷信死灰復燃等現象(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為部分人喪失了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正直善良的人們深感憤慨和憂慮，“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越來越多的人想起了毛澤東的偉大，以各種方式自發地深情懷念和呼喚這位偉人。又因為中國人有把過世后的圣賢、英雄當成神的傳統，所以在一些迷信思想嚴重的人心中，毛澤東成了神。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本人恰恰是一位堅定的無神論者。他一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賊”，非常憎惡麻醉、愚弄窮苦人民的封建迷信。早在1919年，他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痛斥中國人“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這是科學不發達的結果”，并大聲疾呼：“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這說明他此時已經初步產生了鼓勵人民通過斗爭成為自身和社會主人以破除各種迷信和反動勢力壓迫的思想。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就在湖南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組織農會推翻神權。此后，在江西蘇區，在陜北，直至建國后，他一直號召破除迷信，一直采用說服教育、發展和普及科學、發動人民參加革命和建設成為自身和社會主人的方法破除迷信。尤其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明確地把反對封建迷信提到“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本質要求這一高度上。在他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成為主人，神漢、巫婆、反動會道門銷聲匿跡。這樣的能力，中國歷朝統治者無一人能做到。那種把他當作消災免難或賺錢的工具，以及任何把他和封建迷信聯系起來的做法，都是對這位偉人的褻瀆。
作者：中國倫理學會會員
作者聲明：本文曾發表于《科學與無神論》雜志2004年第2期， 2007年2月再做修訂，將原稿中吸收的他人觀點刪除。現本文完全系我個人觀點，未受任何人指導和影響，如有謬誤，文責自負，歡迎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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