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一段時間讀了2012年的第5期的《天涯》雜志，其中有一篇學者蕭武寫的《從右到左》，在這篇文章里，蕭武講述他從一個右派變成一個左派的過程，看后我也是頗有感慨，我大致也經歷了一個從右派轉變的過程，和蕭武不同的是，我大概還算不上一個左派，應該是從右派往左右的中間滑動。我對蕭武他們對文革的重新審視有不同意見，我反對給文革翻案。但同時，我也厭惡右派妖魔化毛澤東，把復雜異常的文革簡單化成一個獨裁者打倒異己的故事。
我和蕭武都是70后，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我也混了個大學畢業，雖然是學理工科的，但也多少算有些文化。蕭武在文章中說他成長中讀了不少人文社科的書，比如黑格爾，哈貝馬斯之類的。我和他不同，我至今基本沒讀過這類書，這也許是我們的區別之處，他成為一個學者，而我只是一個從事工業生產的普通人。但我“有些文化”主要是指我成長中雖然沒讀過多少人文社科類書，但是我喜歡讀報，是讀報紙長大的，這和我父親有很大關系，他平時把他工作單位的報紙常拿回家給我看，我讀著這些報紙長大，使我具有了“有些文化”的特征。這個“有些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時代的很多人成長為“有些文化”的人，思想上基本上就是一個自由派，因為我們所接觸的“文化”，就是改革開放后被稱之為“啟蒙”的東西。
我至今記得我當年看的《文匯報》上的一篇文章，大致說的是晚清名臣胡林翼一次在長江上看到一艘西洋船開動馬力，逆流而上，速度快的驚人，結果就吐血暈了過去，不久就去世了，該文分析原因是胡林翼很聰明，認為西方不是蠻夷了，不會像以前進入中原地區最后被漢族文化同化的那些游牧民族一樣了，西方是一種比中華更為先進的文明，我們無法同化他們了，只會被先進文明所同化，認識到這一點胡林翼很痛苦，于是他去世了。就是諸如此類的文章伴隨著我成長。
后來電視上演《河殤》，我看了兩遍，說實話當時比較小，基本看不懂這片子在說什么，但就是覺得說得好。后來在報紙上看到中央領導把《河殤》做為禮物送給外國來訪者，還看到一位海外著名華人(名字記不住了)說中國能拍出《河殤》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還是有希望的，等等。
在我上學時，有一次上數學課，課堂紀律不好，數學老師氣急了，于是發飆，批評我們，在批評的過程中，她提到了“丑陋的中國人”，并且借題發揮，由批評我們發展到批判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柏楊，后來慢慢了解到我們原來是像蛆一樣生活在醬缸里，我們生來就是有原罪的，這個原罪就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在我們知道自己原來是“丑陋的中國人”的同時，我們接觸到有關西方的信息，則是西方世界好似一個天堂般的世界，西方人則是一副天使的樣子。兩相對比，丑陋的中國人對天使般的西方人，我自慚形穢。
在這樣改革開放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我們，尤其是我們還是“有些文化”的人，在當時要不是一個自由派才鬼了，我在大學畢業前，基本上是一個鐵桿自由派，民主，自由，劣根性等等這些詞幾乎常掛在嘴邊。
今天自由派的很多說辭，當年都是我玩剩的，這么多年過去了，自由派們除了扣帽子罵娘的功夫有了長足的進步外，理論和說辭還在原地踏步，甚至不得不后退，比如原來論述的民主體制的社會完美無缺變成了今天把所有發現的問題都用“最不壞”這個“神”詞來搪塞了。
走到了今天，我確實發生了轉變，這跟我參加工作有著必然的聯系。但我必須承認，和我同時代的很多人今天還是自由派，還是認為中國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是沒有民主自由造成的。也就是說，有些人變了，有些人沒變。沒變的人沒啥可多說的，而我們這些變的人為什么會變呢?到底是什么促使我們轉變了?我想我們之所以轉變，在于我們身上有某種轉變基因，是這些基因讓我們不得不轉變了。我想我們轉變的一個重要基因就是我們對“平等”觀念格外的重視，這就會是我們最重要的價值觀之一，這種重視在今天被很多人批評謾罵，用個學術化的詞叫民粹思想。我們就是不愿意看到一些人可以花天酒地，一些人卻生活無著。我參加工作后，正好趕上國企改革的高潮時期，大面積的職工下崗回家，而在職工下崗的同時，一些原來的社會保障和公益卻市場化了，比如看病，教育和住房。也就是說，職工廣泛下崗的時期也就是后來被稱為“新三座大山”建立的時期，兩者同時進行，把很多人甚至逼入了無法生活下去的境地。我當時既見識了下崗職工的困難，也見識了新的暴富階層的奢侈，兩者的對比強烈的刺激了我，我也由原來對國企改革的支持者變成了懷疑者。而當時很多我報紙電視上了解的頗為敬重的經濟學家的言論構成了對我的第二波刺激，他們對于廣大工人的困頓生活居然無動于衷，甚至把工人打成了“既得利益集團”，言外之意是活該。我隨著閱歷的加深，思維水平的提高，很多經濟學家的言論的邏輯上的問題被我看出來了，原來我上大當了。比如，經濟學家說國企為什么搞不好，原因在于國企的管理者不是國企的擁有者，人性決定不是自己的東西不會盡心管理，可是一涉及西方企業，又鼓吹西方的職業經理人的模式，把西方企業擁有者放手讓職業經理人管理的行為極力美化吹捧，可是全然不管這其中的邏輯謬誤，因為西方職業經理人雖然收入不菲，但也不是企業的擁有者，卻可以搞好企業，這不是自相矛盾?我很奇怪，這么簡單的邏輯問題我當年居然沒有發現，不僅我沒有發現，好像很多人都沒有發現。就是我們不善于思考，所以我們很容易被各種意識形態俘虜，我當年做自由派，還有今天的自由派們，多數也是這種情況。當然，后來我發現自由派言論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不勝枚舉，那就隨便再列舉一個，一方面罵中國人道德低下，一方面辱罵要求講道德的人。中國自由派在全世界自由派里也是奇葩。
當年的國企大躍進式的改革以及經濟學家在其中的表現，使我開始疏離那些自由派了，要知道，當年那些經濟學家可是自由派中很重要的部分。再后來，發現自由派諸多的打著為民眾利益旗號的話語其實是為資本權貴利益服務的，而普通民眾只是他們的利用工具而已。這樣，很多發現這一點的身上“平等”基因頗多的自由派們，也就是我們，就很難再和自由派為伍了，于是轉變就發生了。
發生轉變還有一個基因是“家國情懷”，即使當年我是一個自由派的時候，我也敬佩岳飛，文天祥這些人，鄙視秦檜，李鴻章，汪精衛這樣的人，而且我也不覺得當一個自由派和愛國有什么矛盾，它們之間是統一的，正是因為我愛國，我才希望中國和中國人好，正是因為我覺得民主體制對中國和中國人好，我才支持民主體制，我才因此是一個自由派，這個邏輯難道有什么問題嗎?
可是不知為什么，很多人鐵嘴鋼牙，一口咬定因為我愛國，所以我必定是支持獨裁專制的，這是什么狗屁邏輯?這就是“我說啥就是啥”的專制思想，因為專制，他說的就是真理，就可以不講邏輯，就是不能反對，而中國的很多所謂的自由派恰恰就是這種專制分子，而我，也應為不能茍同他們的很多言論和邏輯，于是就成了“五毛”了，因為我還是講理的，一些自由派反駁我有了少許難道，于是我又成了“高級五毛”了。
因為自由派對愛國的種種詆毀，這曾經給我造成很多的困擾，因為我愛國，好像在自由派里就無法容身了。改革開放后自由派們逐漸掀起的各種翻案高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種翻案就是給歷代的漢奸翻案，翻案的內容很簡單，那就是把漢奸等同于“理性”，自然愛國的就是非理性的，大家可以看看央視播放的有關晚清民國的紀錄片，基本都是這個路數，真讓人感慨，央視才是中國自由派的重鎮啊，對于翻案越翻越離譜，我也慢慢無法容忍了。給漢奸翻案加上攻擊愛國者（當下已經愛國成賊了，把愛國者打成“賊”，全世界也就中國獨一家，文人知識分子干的真漂亮），這個自由派陣營，讓我呆我也不呆了。我本人很重要的一個契機是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和從哪里看到的都記不清了，但是內容還記得，大概說南宋陸游晚年渴望收復失地的表現說明陸游是個精神病，偏執狂。那么，再見了，“理性”的自由派們。
我上面說的兩點，只要有一點特征，基本上轉變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了，如果兩者都有，可能性就更大了。從蕭武的《從右到左》一文看，他是兩者都有的，我也是如此。我可能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對自由派撒謊造謠的不滿。比如在后來信息來源多元化后(主要是有了互聯網)，自由派文人已無法完全掌控信息，你就會發現他們早前構建的西方天堂的論述，不過是個豆腐渣工程。還有中國人劣根性的論述，你會發現這不是中國人獨有的，而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問題等等，自由派用各種謊言維護長期灌輸給我們的中國與西方的鮮明的對比形象。今天的自由派變本加厲，處處造謠，甚至自由派紙媒公然為造謠叫好，就是這樣一個從開始改革開放后就開始用謠言欺騙民眾的派別，居然吹捧巴金為“講真話”的楷模，好像他們是推崇“講真話”的，真是臉皮厚的超乎想象。
今天的我，離中國自由派已經很遠了，十萬八千里吧。相比之下，我離自由主義要近得多。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我既不會對其頂禮膜拜，也不會認為其一無是處。我也總是提醒我自己，我之所以討厭中國自由派，恰恰是因為他們的種種很不自由主義的表現，因此自由主義是無辜的，而這些嘴皮子上的追隨者都是假自由主義真專制?？墒乾F在讓我困惑的是，就像我不相信腐敗分子能搞好反腐一樣，那些嘴里都不支持自由主義的就不說了，而這些嘴皮子支持自由主義的專制分子能搞好民主社會嗎?我的答案越來越趨向于否定。中國建立一套民主體制也許很容易，而要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就現在的情況(主要是左派和右派的情況)看沒戲，最后可能就僅剩下一副體制的空架子。有民主體制的架子，而無民主社會，這樣的所謂的民主國家現在世界上多了，中國搞民主體制，大概不過是多了一個此類國家而已。中國的未來之路在哪里，怎么走，我一個普通人真的不知道。不要說中國，就是整個人類社會，在社會主義瓦解之后，資本主義千瘡百孔，未來的路不也是迷茫嗎？批判資本主義的，沒有替代辦法；維護資本主義的，也沒有辦法解決各種問題，也只能用“最不壞”來維護資本主義了，但漏洞依舊。最后一段寫寫就跑題了，就此打住。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