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遇災害，前線總能看到陳光標的身影，他身體力行，出錢出力。平日里，陳光標也閑不住，或秀“錢墻”捐款，或改名倡導環保。總之，他的形象已經和慈善這個行當緊密聯在一起。
圍繞陳光標，爭議不斷。很多人贊賞他，稱他為“標哥”，贊賞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不必贅言。也有些人批評他甚至詆毀他，這些人主要是涉及慈善公益的富人以及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當然也少不了大小公知和預備役公知的附和。這倒應了郭德綱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只有同行之間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慈善被許多人視為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既然是財富的再分配，自然應該是指資源從有錢人流向生活在匱乏中的群體的過程，而不是“損不足而補有余”，也不是讓窮人節衣縮食去幫其他窮人。那么，對比一下陳光標和站在他對立面的那些“慈善家”們，高下一目了然。陳光標在救災第一線揮汗如雨，將個人的真金白銀拿出來捐贈給窮人，而其他的“慈善家”呢，要么是自己住著城堡卻拿著其他人湊起來的錢去“行善”，要么以各種方式搞救災表演，要么整日出入各種會議論壇只動嘴皮子。
值得深思的是，那些偽“慈善家”哪來的底氣，在不但不覺慚愧，還給陳光標貼了一個“暴力慈善”的標簽?這迫使我們思考慈善的本質，以及“慈善家”們希望通過“行善”達成一個什么樣的目標。
正如專偶制婚姻是以通奸和賣淫作為補充的(恩格斯語)，慈善公益則是資本主義的補充。巨大的貧富差距源于對自然資源的不平等控制以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關系，在生產資料公有的條件下，差距是不可能被拉大到我們在現實中看到的驚人地步的。在唐山大地震發生時，中國就沒有慈善這個說法，那時候講的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慈善對資本主義而言，至少有兩重功用：一是緩解因巨大的貧富差距而引起的社會矛盾，消除潛在的社會矛盾;二是給富賈巨商們增加一抹人道的色彩，強化統治階級的合法性。資本主義意味著經濟權力對社會的壓倒性支配，它分配給慈善的任務是幫忙鞏固經濟權力的地位，而不是通過行善使經濟權力消散。所以，陳光標的“裸捐”做法遭到了中國富人的一致批評。
從另一個角度說，“慈善家”們希望通過“行善”強化既有的社會制度。“慈善家” 們最喜歡談論的是推動公民社會的成熟，什么是公民社會呢?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公民社會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社會。只有這樣的社會形態，才最符合資本累積的需要，它既能無限地為資本提供勞動力大軍，也不斷地再生產一種認同資本宰制的社會文化。
故而，只有服務于這樣一種社會形態的創設和鞏固的行為才能被“慈善家”們認可為“善舉”，老洛克菲勒說過，“在慈善事業上,考慮到作為上帝的一名合格的受托人，我有責任把每筆錢都用到恰當的地方，因此不會隨便給人一點好處，除非我能完全保證這是我花錢的最好方式。”所謂“恰當的地方”就是培養資本主義的螺絲釘的地方。因此，陳光標那種直接發錢的慈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是“暴力”的，是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是具有破壞作用的。
陳光標是富人，他賺錢得益于資本至上的機制，但他的頭腦中不具備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于是，圍繞他的爭議便無可避免了。爭議的背后，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分歧。
對于反對資本主義的人而言，慈善這個行當本來就是不該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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