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寫于2012年年底。2013年2月10日被《紅旗文稿》第三期重點刊登。2月28日放到博客。隨后3月28號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也是以此文為基礎。盡管如此，此文并沒引發多大關注。直到5月1日《求是》雜志第九期轉載之后，才一石激起千重浪----顯然，《求是》并不是如同自由派群體所講的，是一份沒有人看的雜志，相反，其海內外關注程度超出想像，其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
作為一個作者，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的文章能夠引發關注，引起爭論。特別是不同的立場交鋒，更會激起智慧的火花。然而，事實卻是令人十分失望。迄今為止，反對的聲音要么是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要么是猜測“動機論”，卻鮮有心平氣和的學術研討。如果這一切僅僅表現在一個個普通的網民身上，或許并不需要太多的“上綱上線”，畢竟在匿名的網絡空間，網絡在很多程度上已經成為民眾發泄現實中不滿的場所，網絡也正扮演著社會出氣閥的作用。但許多知名的自由派學者也如此，則不能不令人凝重。
吳稼祥先生是一位曾在體制內高層工作又在海外流亡過的自由派人士。應該說，也是接受過西方文明的熏陶，真切感受過西方民主的游戲規則。也知曉對立的雙方如何在不贊同對方意見的同時，也要捍衛、尊重對方的發言權。孰料《求是》轉發此文后，他在自己的的微博竟然如此寫道：“假如搞一個無恥排行榜，宋魯鄭能排第幾名?”。這里沒有對觀點的任何批駁，有的只是人身攻擊。
尤其是令人不解的是，二十多年前，當他提出“新權威主義”的時候，他也被漫罵所圍剿。他自己也說：“說是論戰，實際是論少戰多。不少反對新權威主義的人與其是說在討論問題，不如說是在宣泄憤怒，新權威主義者被他們形容為德國納粹、民主的叛亂、鱷魚的爪牙、過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著鐵鉤的陰險之徒。”
顯然，“不論而只戰、只罵”并非吳稼祥先生所愿，既然如此，當他面對不同觀點時，何以他卻以“已所不欲而施于他人呢”?
更離奇的是，如果吳稼祥先生真的是一點也不贊同本人觀點，而被本人觀點所激怒而失態，或許也可令外界有些許理解。但事實上，如果看一下他的觀點，卻竟然和本人有相當多的共識。《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3月25日第九期對他進行了專訪。他這樣說道：“從縱向上看，現在確實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首先從物質財富來看，從來沒有這么豐富。第二，從沒像今天這么絕對幸福----我的意思是，現在餓死人的事情沒有了。第三因政見不同就遭殺戮、文字獄等迫害現象，較之歷史，狀況也是最好的。從這些方面而論，稱現在的中國是盛世，不是沒有道理。”(第83頁)
應該說，我的觀點只不過說是自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而吳稼祥先生已經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可以說更進我一步。更不同的是，我得出的結論是建立在很高的標準之上的：改變中國積弱積貧、一舉消除了自曾國蕃時代起就困厄國人的兵隨將有的軍閥化傾向、完全擺脫了國際強權勢力對中國事務的干涉、重建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
而他的標準僅僅是沒有餓死人、文字獄迫害現象較之歷史是最好的。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國僅僅沒有餓死人、文字獄不如過去嚴重，他就能得出結論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假如真要如他所愿搞一個無恥排行榜的話，究竟誰能排在前面呢?還有，另一位自由派知名人士茅于軾先生最近也公開放話認為今天的中國是173年(即從1840年算起)以來最好的時期。茅先生是不是也應該去角逐吳稼祥先生提議的無恥排行榜呢?再扯遠一點，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也說過類似的話，為打開中美大門做出杰出貢獻的基辛格這樣說道：“自從我首次訪華之事，中國經濟成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是不是也會入榜呢?
當然，吳稼祥先生和我觀點近似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我反對中國走向西方民主制度很重要的兩個原因一是認為這將導致多民族國家分裂，二是民主化代價過高，將造成國家的動亂。而吳稼祥先生也有同樣的看法：“民主前的困難是國家越大，冰山越大。如果民主化沖擊力越強，冰山自衛能力比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假如國家是單一民族，分裂的危險還小一點，反之則不然。民主后的風險是復辟。因為民主化造成了混亂……”。
眾所周知，自由派群體一向回避或者否認民主化將造成混亂、將導致國家分裂，從這個角度講，吳稼祥先生也算是自由派中的異類。只是一個和我本人觀點有著如此之多重合之處的吳稼祥先生何以竟出此等語言來評價《求是》所轉本人文章呢?
《求是》轉發此文之后，國際上最為關注的媒體有二：一是號稱全球影響力第一的BBC，一是號稱全球影響力第二的美國之音。BBC的報道在另文已有評論，今不贅言。美國之音不同之處是采訪了海內外的自由派學者，不過其表現同樣是“出人意料”。
在談這些自由派學者之前，還是要談一下美國之音。美國之音是1942年由戰時情報局所創辦，冷戰時歸美國情報部管轄，是美國政府對外設立的宣傳機構。所以其重點介紹的是對象國發生的危機和負面新聞。對于美國之音的宣傳投入，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經很直率地說，“在宣傳上花一個美元，就等于在國防上花五個美元”。
根據《美國信息與教育交流法案》〔俗稱《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 Mundt Act)，美國之音是禁止直接向美國國內廣播的。其理由是政府辦的媒體會成為向公眾發聲的工具。
假如美國人想知道美國之音的內容，除非離開美國。1996年，美國一個非盈利公民組織要求國際新聞署(當時美國之音上級機構)提供美國之音的某些“海外節目資料”，國際新聞署以“《史密斯-蒙特法案》不許對內傳播資料”為由拒絕提供，該組織訴諸法庭。卻以敗訴告終。其理由僅僅是該組織建立在美國!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要想擁有收聽美國之音的自由，就必須去國外(不是虛擬翻墻，而是物理離開)。
所以盡管美國之音在全球大名鼎鼎，但在國內卻不為人所知。除了法律的原因外，還有經濟的原因：短波收音機非常昂貴，而且普通商店還買不到!所以僅有普通愛好得才擁有。
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之音似乎也想轉型，改變自己不客觀的形象。 于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之音播出布什講話的同時，也播出了本·拉丹的講話，結果直接引發了當時的美國之音主席被免職(《南方周末》被免職的名記們應該心理平衡了吧)。2005年4月，美國之音宣布將其總部的部分職能轉移至香港辦公室，并招募8名員工。對此，14名國會議員聯名給美國之音總裁寫信，反對這項決定。信中說，“我們很難相信，雇傭了非美國國籍員工后，美國之音還能履行其傳播美國價值的使命。”至此，此事不了了之。足見美國政府對其控制之嚴格。
一個竭盡全力、以各種理由對本國人封鎖的美國之音，其公信力顯然值的打一個問號。西方總批評中國的媒體是政府所辦，不是新聞而是宣傳。哪么我們也有同樣的理由和邏輯來指責美國之音。不知各位是否還記得，當美國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時，美國之音卻宣稱“美國導彈的‘誤炸’是可以理解的，中國方面在炒作和擴大事態，缺乏合作和解精神。可為赤祼祼的為本國利益服務，完全喪失新聞公信力。
所以，當《求是》轉載本文之后，美國之音采訪這些海內外的自由派學者，不難理解。不過，我難以理解的是，難道這些自由派學者不了解美國之音是為誰的利益服務的嗎?
美國之音采訪的第一位自由派學者是歷史學家章立凡先生。事實求是的說，雖然和我章立凡先生立場不同，但他卻是我少數尊敬的學者之一。比如他公開反對革命：“我不希望現在有革命。以往中國歷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沒有什么顏色革命，沒有天鵝絨之類的溫馨革命。中國革命歷來是以暴易暴，決不可輕易嘗試。我主張中國人通過改良達成社會妥協，重訂社會契約，確立憲政制度并走向公民社會。” 這就和某些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拉開了距離(大家可能還記得清華大學秦暉先生的大作《改良未必和平，革命未必暴力》)。此外，他不僅批評政府，也批評民眾：“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人民。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教育制度，鑄造什么樣的臣民，按這種循環模式克隆下去是沒有希望的。”(以上引言均見《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2月17日)。
以上觀點，足見章立凡先生的理性和溫和。然而，這一次面對美國之音，他的表現卻令人大失所望。以下是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的實錄：
章立凡：御用文人的命題作文 反著讀*
北京的歷史學家章立凡5月3日對美國之音表示，據他了解現在海外有個別學者出于各種原因，為中國宣揚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接受中國政權的資金，成為它們的御用文人，從海外的角度為政府說話。章立凡說，他不清楚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屬于這種情況，但是他認為，文章中論述的三個自信就是為政府服務的。
章立凡指出，執政者的自信不是來自文人的文章，而是來自民眾的信任。他說：“他說的這些東西，所謂的自信時代，我覺得就是迎合主流的所謂三個自信的說法。他 就是為這個服務的，我想他這么說也不奇怪。但是，你要講三個自信，首先不光是體制自己要認同，感受到自信。而且民眾也得要認同，你才能有這個自信。”
章立凡指出，現在中國實際是官民分裂的社會，在這個時候武斷地說，我們就是自信，實際暴露出的恰恰是體制的不自信。而三個自信其實就是三個不自信。
章立凡說，老百姓現在都是從反面理解傳媒的宣傳。官方怎么說，老百姓從相反的方面理解就對了。因此對宋魯鄭的文章可以理解為，現在它們遇到問題了，它們一點自信都沒有了。
在這里，我們不僅找不到任何對本人觀點有理有據的反駁，更令人難以認同的是他開篇的幾句話。
第一，他從“御用文人”的角度來否定此文，而不是從觀點本身。這正如一些左派人士否定章立凡先生一樣，不談觀點只說他是漢奸，就萬事大吉。第二他從這篇文章是為政府服務的角度來否定此文。可是章立凡先生應該知道美國之音也是為美國政府服務的。他為什么還要接受美國之音的采訪?
這里說到“御用文人”，我還是要多說幾句。自己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寫文章以來，公然對我收買或者利誘的只有一個：FENGHUANG網。2008年中法關系因為西藏發生沖突。尚有民族立場的FENGHUANG網不斷把我的相關評論推上頭條。并曾邀請我訪問FENGHUANG網北京總部。但通過交流，卻發現相互之間的政治立場相差甚遠。當時一位副總這樣對我講：“好好寫，我們一定把你捧紅”。可以想像，當時自己剛剛從文，是多么渴望有FENGHUANG網這樣一個平臺，這種“承諾”又是多么的有誘惑力。但最終我以自己的言行對這種收買說不。因為我不能違背自己在西方看到的事實，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去美化一個問題叢生的西方，更不能為了“紅”而歪曲自己的國家。
于是，我便遭到FENGHUANG網的封殺。先是從名博推薦中消失。后來引發讀者抗議而不得不恢復，卻又在鏈接上作手腳：點擊我的名字卻進入到FENGHUANG博客首頁。
相對而言，過去一向擅長統戰的中共，現在和西方相比，和自由派掌控的力量相比，在收買方面實在是落了下風。或許這就是官僚化之后的必然結果。
我們知道，章立凡先生的父親章乃器曾被打成右派，文革時也倍受迫害。但令人不解的是，這種不從觀點出發而是扣帽子的文革做法何以竟被章立凡先生所繼承?難道這真是歷史的重負嗎?或者這才是章立凡先生所講“有什么樣的人民才有什么樣的政府”之深意嗎?----你給別人扣帽子，搞文革之風，政府自然也會。由是觀之，章乃器先生冤乎?
美國之音海外邀請的自由派人士則是同樣大名鼎鼎的何清漣。而且是專門約稿。
何清漣女士以《現代化的陷阱》享譽中外。這本書，也確實體現了一位學者的嚴謹和一位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所以1998年出版后，銷量高達三百萬冊。盡管十多年過去了，她的許多預言和中國日益強大、西方發生危機的現實并不吻合，但并不影響此書的歷史價值。或者中國在二十一世紀表現如此亮麗，也多少和她當初的預警分不開的。假如西方也有何清漣女士這樣的預警者，整天高喊西方要發生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話，或者西方就能避免這場危機的到來了。所以，對于她這樣的學者，我也是有所期待的。但看完她為美國之音的所寫的約稿，心情只有一個詞可以形容：失望。
她的文章題目竟然是：“天朝如今多諛臣”。又是以道德評判代替學術觀點的爭鳴。顯然在她眼里，只要定性你是諛臣，你的觀點自然就不值一駁。我們也知道，反對何清漣的某些左派人士也是用同樣的手法對待她的，給她套一個“賣國賊”、“西奴”的帽子，卻完全忽視觀點。哪么，何以何清漣女士竟然也以某些左派人士為榜樣呢?
被何清漣女士歸于諛臣的，除了我之外，還有躺著中槍的不少西方學者。用她的話講就是“為了各種目的獻上諛詞的外國朋友”。從她的這個標準看來，應該包括基辛格(其新著《論中國》)、傅高義(《鄧小平傳》)、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奈斯比特(《中國大趨勢》)、魏柳南(《中國的威脅?》)諸如此類，甚至還應該包括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前總理拉法蘭、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國民黨的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以及眾多對中國經濟肯定有加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們吧。
可是按著何清漣女士的邏輯，西方豈不是更多諛臣?且不說西方不發生危機的時候。2008年西方發生了百年一遇經濟危機，劉曉波卻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號召中國向西方學習呢。至于為西方危機辯護的人更是如過江之鯽。比如陳志武先生，明明美國的債務危機已經威脅到國本和制度，已經無法持續，美國各界無不焦慮。但他卻在《金融的邏輯》一書中這樣說道：“美國獨立之初就債務累累，之后不斷利用債券市場透支未來，而且還透支越來越多，可是其國力卻越來越強”(第13頁)。照此來說，中國的自由派都是西方的諛臣了?包括何清漣女士自己?
何清漣女士的文章可謂充滿了類似的結論。比如說這是一篇“捂住眼睛看世界的奇文”，“宋魯鄭這篇文章通篇全是瞎扯”、“《求是》看重的就是宋魯鄭文章指鹿為馬的厚黑工夫”。這種全盤否定的風格，經歷過文革的人想必都不陌生。
除了以上不敢茍同之外，何清漣女士的評論還有不少硬傷。比如，印度。西方確實有不少看好印度者，也不乏為印度辯護者。但沒有一個敢說印度比今天的中國好。他們都很真誠的認為印度未來一定會超過中國。因為印度已經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轉型，已經跨過了最艱難的險灘。而中國只是把最容易的部分做完了。最近，一向以為印度辯護而聞名的美國華裔學者黃亞生也不得不面對現實做了改變。他說民主價值沒有錯，印度之所以不如中國發展好，是有特殊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教育發展水平太高，這是特例，其他國家都不如印度。
但我想不到的是，何清漣女士卻為印度辯護，而且是說：“按人口絕對數計算，中國居住在貧民窟里的人口為3.84億，印度為3.43億，中國比印度整整多出 4100萬。”
你可以說中國有不公平的城鄉戶籍制度。你也可以像秦暉先生一樣為貧民窟辯護，說這體現了自由。但像何清漣女士這樣說中國有貧民窟的，還真是絕無僅有。至于她認為中國貧民窟的人口比印度多4100萬，實在令人想不明白，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怎會對中國的現實如此不知?(我還很奇怪，何以美國之音對這樣基本性重大錯誤的文章也照用不誤呢?)難道何清漣女士沒看過英國拍攝的電影《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嗎?不知道什么是貧民窟嗎?
何清漣女士此文最大的問題在于對中國現行體制的全面否定。認為中國的現行制度如同皇權，卻又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言外之意，自然是連過去封建時代的皇權都不如。只是這樣的觀點，在三十多年的現實和實踐面前，是何等的蒼白。難道何清漣女士沒有看到，剛剛發生的四川地震，中國政府是怎樣在履行和承擔責任的嗎?中國應對禽流感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評價嗎?(當然除非世界衛生組織也是諛臣)。
正如我在開篇所說的，我對海外自由派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他們也是接受過西方文明的熏陶，真切感受過西方民主的游戲規則。也知曉對立的雙方如何在不贊同對方意見的同時，也要捍衛、尊重對方的發言權。怎么就學不會呢?
奧巴馬到國會演講，有一位共和黨議員反對他的觀點，一時沖動失態高喊：“謊言”。既然他認為是謊言，自然是對奧巴馬的全盤否定。就如同何清漣女士對現行體制、對本人的文章一樣全盤否定。但結果卻是民主黨、共和黨齊聲譴責，最后這位共和黨議員不得不公開道歉。從這點來看，民主在西方能夠運轉的下去是有原因的。但反觀中國的自由派群體，吳稼祥也好，章立凡也好，何清漣也好，豈不是正在用他們自己的行動對西方的民主說不呢?
不管是哪一派立場，其共識都認為未來十年是中國重要的轉折點。要么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跨入發達國家行列，要么失敗而前景難測。面對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任何一方力量都不希望自己缺席。然而，自由主義在中國涌現的一百多年來，雖然一直不絕于縷，但卻從未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從未扮演過重要的歷史角色。這個原因除了國情、傳統文化之外，恐怕還是要和自由主義者自身有關。他們在面對《求是》不同觀點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真相”，恐怕難以承擔起歷史向前變革的重擔。歷史也會再一次在他們身上重演：中國未來不管結局如何，他們均將只能作為歷史的看客，作壁上觀，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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