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古代喜歡用夜觀天象說事,然后論時政如何。這是智慧。今人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多數人喜歡看天氣預報,但是不關注時局。其實,無論居官經商做學問,看大勢都是第一等功夫。據我觀察,不少人長年埋頭事務,拉不拉車不知道,反正是不抬頭看路,也不看天,更不看書,就知道拉關系跟人,猶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危險得很。這樣混,小富貴可也,大富貴絕對不行,處在歷史轉折點,尤其如此。熟悉現代史的都知道,汪精衛邁出最后一步時,身邊幾乎已經無人,一些人懂得懸崖勒馬,雖然太晚了些,仍不為無智。這篇文章,發表在三年前,當時人們還不太注意,其實歷史的選擇題再一次擺在每個人,特別是“三高”人士(不是體檢講的“三高”,是指高干、高管、高知)面前。只要注意觀察時局,就會發現,選邊站隊早已經從社會的上下兩端開始,當然,選邊站隊,可以反復多次,也屬正常。最近社會上下又多有關于道路、路線甚至階級乃至斗爭的議論,包括涉及到愛國還是賣國問題,可謂物議沸騰,而中樞旗幟鮮明。這是社會基本矛盾迅速激化的表現,也是上下互動的結果。于是,人們看到,最近一段時間,隨著時局的演進,在相當不低的層次,以不同的方式選邊站隊的跡象相當明顯,某些集團也在加速分化。歷史不是在開玩笑,又回到毛澤東當年那句話:“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篇舊文還有意義,再發表一次,順便問問:讀者朋友,你選邊了嗎?
汪精衛做不得
鄭彪
今年是岳飛誕辰907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岳飛父子墳前跪著秦檜和老婆王氏,還有張俊、萬俟卨,后兩者是謀殺岳武穆的幫兇。秦檜之不 可做,歷史上人人盡知。不僅在于他陷害忠良,還在于萬世罵名。這也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征。近代西方負有秘密使命的傳教士兼教皇使者方濟各•沙維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向教皇報告說:“中國為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早期傳教士不愧飽學,還真有見地。史稱秦檜墓在建 康,墓前有一無字碑,因當時士大夫鄙夷其人,更兼恐遭物議,無人作文題字。宋將孟珙(1195-1246)滅金回朝,令軍士糞溺其墳土,人稱穢冢。這還不 算。200多年以后,明化成二十一年,穢冢又被掘開鏟平,秦檜和王氏的尸骨又被投入臭水溝,相當于歷史上的鞭尸。至于秦檜在歷史上卨的罵名,累及后人,到 清代還有一段文壇趣事。
秦大士,字澗泉,清乾隆十七年壬申科(1752年)狀元,侍講學士,江蘇江寧(今南京)人,任翰林院修撰。秦檜亦江寧人,人謂秦大士早年因詠秦淮絕句中有 一句“淮水而今尚姓秦”,不知是否屬于近年來翻案風一類,居然詩名大起。清代錢詠《履園叢話》記載,秦大士回杭州省親,拜會老師名學者袁枚。師生游西湖, 袁枚引至岳廟,當是有意。當時秦已經得寵,想必是袁先生為使明心志,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令其作對。于是先出上聯:“人從宋后羞名燴”,大士澀訥以對:“我 到墳前愧姓秦”。又據清《素月樓聯語》記載,是澗泉游西湖,人故請其瞻拜岳墳并撰聯,無奈之下,遂有此西湖名聯。后來乾隆問他,朕聞愛卿乃秦燴之后,此話 當真?答曰:“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正是御前妙對。秦大士一語雙關,七個字褒貶了兩代君臣,既制造了馬屁氣氛,又不著痕跡,還表了忠心,語出文雅,“大 士”真正名副其實,比現今一些人高明多矣。可見天子近臣,真不是人人做得了的。
中國自古大忠大奸多高學歷,或有顯赫的背景(如今已不盡然)。秦燴就是狀元出身。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是宋室宗親,皇族嫡裔。他的作品至今受到追捧,拍賣價 格都在六位數以上。這是時下惟才是舉,只論作品,不論人品的風氣所致。元滅宋后,趙孟頫賣祖求榮,變節出仕,當了蒙古人的高官。當時,宋人看不起他,認為 賣國求榮;蒙古人也鄙視其為人,認為寡廉鮮恥。所以,盡管趙孟fu是全天候的大才子,行草真隸、水墨丹青、詩詞歌賦,但是表面上的榮華富貴敵不過一世罵 名,也掩不住其精神深處的追悔自責。他寫過一首《罪出》的懺悔詩,這說明他還有一點良知;不像當代一些人,全無心肝,死豬不怕開水燙。趙的自責,應當是與 同時代的文天祥有關。文天祥是南宋宰相,也是進士出身,元滅宋后,被押送北京,寧死不屈,于1283年在柴市(今府學胡同,一說今菜市口)英勇就義。文天 祥死后,在他的衣帶中檢出臨刑前寫的《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多年來不讀圣賢 書,流行只讀西學,而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不知仁義二字的,所以風氣不同,可想而知。趙孟fu畢竟滿腹經綸,所以當代作家李國文評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對應昭入京,背宋投元的趙孟fu,不可能不在心靈上產生強烈的沖擊。他終究是一個真正的學人,一個真正的貴族,一個在精神素養 上、學識修養上、道德涵養上,有著高蹈境界的大師級人物。因此,生活在異族統治者的窒息環境中,相信他寫出《罪出》詩,是他心聲的反映。”(31)
明之亡于清,實亡于漢奸吳三桂、洪承疇等人。前者是武舉出身,后者是萬歷進士,竟被崇禎任為兵部尚書。毛澤東曾說,崇禎是好皇帝。但是好皇帝竟任用壞人。中國歷史,每到亂世,既出忠臣,也出奸佞。到了民國,抗戰期間,又出了大漢奸汪精衛。
汪精衛,原名汪兆銘,為同盟會發起人、國民黨元老。汪精衛是他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筆時的筆名,源自《山海經》中精衛填海的故事,取其鍥而不舍之意。 由于汪精衛革命堅決,才干出眾,尤其妙筆生花,為孫中山先生所器重。更兼他冒死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后表現英勇,而在民政部尚書肅親王的斡旋下竟 然能得免死罪,也是一件震驚海內外的奇事。汪精衛在獄中所作的詩《被捕口占》(又名《慷慨篇》)中有幾句膾炙人口,流傳甚廣:“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原本一個愛國的仁人志士,一個中國近現代史上光彩奪目的人物,不旋踵竟成為民族罪人,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個悲劇中所 包含的深刻教訓并沒有為后人所充分認識。這里僅從軟實力角度作一點分析。
筆者一向以為,無論居官、經商還是做學問,看大勢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別是居官,做大官,做領袖,更是如此。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思想理論建設,而西方 國家特別重視智庫的道理。汪精衛是一個典型。他早年在日本政法大學讀了一肚子盧梭、孟德斯鳩和斯賓塞,他學的那些自由主義思想理論,可以讓他在宣傳資產階 級革命中得心應手,但是對于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頓時失靈。歷史不止一次證明,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自由主義者對國際大勢的基本判斷大體都是悲觀 論、失敗論,表現在抗日戰爭中,就是亡國論。汪精衛就是如此。亡國論的基本思路很簡單:日本太強,中國太弱,實力對比懸殊,必敗無疑,與其戰敗而亡,不如 趁早“講和”,就是投降。1999年5月7日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美國為首的北約的導彈襲擊之后,這種思潮在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圈子里死灰復燃。亡國論的方 法論是形而上學,是用孤立的觀點看問題,而不是用辨證的觀點看問題;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只作靜態分析,不作動態分析,就是沒有發展的眼光。他們看不到 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原就是孤注一擲,其國力難以持續支撐,擴大對華戰爭是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絞索。但是得出這個結論并不容易,需要有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辯 證法,而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優勢。早在1936年7月16日,也就是西安事變前5個月,“蘆溝橋事變”前12個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分 析了中日戰局的發展,預見了中國必勝的前景。據程思遠先生回憶,武漢會戰后,周恩來將《論持久戰》推薦給素有“小諸葛”之譽的白崇禧,白崇禧研讀后拍案激 賞,說:“這才是克敵制勝的高蹈戰略!”于是他在國民黨軍事高層宣傳毛澤東是軍事天才,并極力宣傳《論持久戰》,得到蔣介石的認同。白崇禧將《論持久戰》 的思想概括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在征得周恩來同意后,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32)抗日戰爭勝利完全證明了 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戰爭的一系列戰略、策略思想的正確。
歸根結蒂,毛澤東善于學習,善于思考,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民族存亡危機時刻表現出強大的理論創新能力,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名副其實的思想領袖。這 段歷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如何看待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的國際形勢?毛澤東對分析抗日戰爭形勢的一系列著作的方法和思想仍然閃耀著光輝。筆者曾經說,無論 居官、經商還是做學問,看大勢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別是居官,如果一味跟著美國人跑,不研究和不順應中國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逆潮流而動,這是大忌。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也是如此。而環顧全球,看大勢的最厲害的方法,還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揭示社會發展規律,這是最大的大勢。 (33)近現代以來在民族問題上走錯路的人,要說都是心甘情愿地賣國,也未必盡然。但是對于國際政治風云變幻,一些人對大勢判斷完全錯誤;一些人看大勢走 眼;還有一些人大事糊涂,是一個重要原因。汪精衛從一個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墮落為大漢奸,并不是偶然的。其它不論,思想理論是一個重要根源。當然, 根本問題是汪在政治上墮落,沒有守住中國人的底線。有一批跟著汪的人能懸崖勒馬,最后關鍵的一步不邁,知道秦檜做不得。物換星移,道理其實一樣。前車之 鑒,汪精衛其實做不得。
(本文系拙著《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五章“風云激蕩”第三節的一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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