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中國不可能照搬西方現代化的制度經驗

　　實現現代化，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孜孜以求的夢想。但一場“占領華爾街”運動卻讓世人看到，即使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在現代化之后仍然存在嚴重的社會問題。

　　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如何看待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并從中汲取有益的借鑒和教訓?如何走出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解放日報記者日前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

　　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尚無西式現代化成功的先例

　　解放日報記者李小佳(以下簡稱記者)：在討論現代化時，人們總是繞不開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經驗。然而，如何看待別人走過的路和走好自己的路之間的關系，卻仍是思想理論界紛爭頗大的焦點。有照搬說，有國情說，也有揚棄說，還有超越說。十八大之后，中國領導人提出了追求“中國夢”的偉大目標，宣示了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對人類制度文明作出新的創設貢獻的決心。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澄清別人的路和自己的路之間的一些模糊認識，也就顯得越來越有必要了。

　　溫鐵軍：超越西式現代化的制度類型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實很難。但必須堅定信念，因為中國客觀上不可能照搬西式現代化的制度經驗。

　　首先，我們在人口超過一個億以上的大型發展中國家沒有看到西式現代化成功的經驗。

　　以往一般都認為，西方從資源經濟到資本經濟的過程中，在制度安排上主要得益的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受此影響，很多人認為只有在這“四化”方面有所突破，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才能解決。多年以來，我先后去了不少發展中國家做調查研究，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印尼等，見到的情況卻與此相反。

　　墨西哥人口約有1.3億，緊鄰美國，它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國高。墨西哥在拉美金融危機爆發前，人均收入已超過4000美元，比我國早期設想的全面小康要達到的人均水平還多。但墨西哥仍有高達34%的貧困率。大量農村土地棄耕撂荒，流動人口轉移到城市形成貧民窟，越是大城市貧民窟規模就越大。巴西面積跟中國差不多，人口僅1.9億，是世界上人均可耕地面積最大、農業資源最好的國家。但十年前巴西勞工黨競選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卻是許諾“只要我當總統，一年之內消除饑餓”。農業規模世界第一的巴西，也出現全國性的無地農民和城市貧民組織起來去占領閑置土地的示威運動，政府為了解決貧民的饑餓還成立了推進土改和鼓勵發展小農經濟的政策部門。

　　這些已經走上了西式現代化之路的國家，無論私有化、自由化程度，還是市場化程度，都比中國走得要遠得多;從制度上看，確實都比中國要“現代化”得多，但其社會三大差別：收入差別、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觀，不但沒有實現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某些方面的經濟和社會矛盾甚至比我國更復雜、更尖銳。這種西式現代化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遭遇，說明簡單照搬西方模式是有問題的，并不具有普適性。

　　其次，照搬西方制度的客觀前提不具備。

　　回顧西方主要國家實現現代化過程，可以發現，西式現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以殖民化為手段的資本形成和資本擴張的數百年過程。所以，當我們現在討論中國的發展問題時，特別是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時，必須認真思考西方話語環境中的“現代化”的經驗過程及其所總結出的西方話語，是否是一套符合科學的客觀解釋。所謂科學，不外乎是一個可以在同樣條件下被復制的結果。那么，這種具有鮮明殖民色彩的西方經驗可被別的后發國家重復嗎?如果不具備同樣條件而不可重復，后發國家、追趕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怎么能夠直接就把那一套東西搬過來呢?

　　此外，今天歐美很多學術流派中，如后現代理論、文化研究和社會批判理論，都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也都對西方國家當下的現代化提出了深刻質疑。這種內生于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反思之興起，也值得想要照搬西式現代化道路的人士深思。

　　西語不足以解釋中國成就，更不足以預測中國未來

　　記者：其實，不照搬西式現代化的背后，還存在一個不能簡單用西方話語或理論來解釋和評價中國尤其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問題。而拿舶來的一套學術概念和詞匯來解釋中國故事，或是試圖將中國本土的問題生塞硬套地納入留洋帶回的“體系”中去分析，似乎正是在部分學界人士那里備受推崇的研究方法?

　　溫鐵軍：確實如此。不照搬西式現代化與不簡單套用西方主流理論，就像是孿生兄妹。假如不能做到后者，也很難完全避免前者的蠱惑。這是因為，西方現代化道路，客觀上正是形成西方話語環境中被“現代化”理論所漂白了的經驗過程。那么，當我們現在討論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時，就不能僅是將這些話語拿過來用，而不去仔細考慮這一套話語是如何在漂白中形成的。因此，我們需要對這一套話語進行解構和還原。

　　換句話說，如果把所謂“現代化”作為一個科學理念拿過來，那對于西方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包括“殖民化”、對資源能源的高消耗，就應該看作是一個通過科學實驗予以證明的過程，且這個實驗結果還應該被反復驗證。可事實恰恰對西式現代化“證偽”，這個過程不僅不可再現，也不能被現代文明倫理所容忍。通過對西方國家現代化歷史進行回溯可以發現，必須對西方話語中一些約定俗成的概念重新認識，至少要明白，伴隨著西式現代化經驗過程而形成的話語體系不足以解釋發展中國家，更難以套用到中國，不僅不足以解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取得的各種成績，更不足以用來預測中國的未來。總之，不能搬過來一套概念，直接就成為我們的話語解釋。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有關中國的多種爭論自相矛盾，如“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等，大多屬于當代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化的話語范疇。其存在的普遍問題，是缺乏對于中國歷史經驗過程和現實國情的全面了解，更難以做到理論邏輯與經驗邏輯的起點一致。而只有當我們直面中國現實，深入客觀地觀察、分析、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問題，才可能找到對中國未來發展真正有解釋能力的科學體系。也是在此意義上，能否避免用西方意識形態來評價中國經驗，能否避免用西方服務于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來研究中國經驗，正是“中國學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條件。當前，強調形成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強調中國人文學科和哲學社會科學建設應該有更多自主性，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提出的。

　　現代化或現代性，是一個大課題。我對現代化的認識現在還只能處在多國調查和比較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認識階段。但我們對于西式現代化及其話語，必須具有一些質疑和反思能力。在“拿來”之前，得先做“解構”。這種自主思考能力，對年輕的一代尤為可貴。年輕人對從書本上、在大學里學的東西，可能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省意識，等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之后，所感受到的東西和書本上的東西不一樣，到那時也可能就會進行痛苦的反思。與其如此，那還不如先把我們這幾代人經歷的東西、已經能夠反思的東西先做出來，然后告訴年輕人，讓他們現在就開始討論，以免重復走彎路。當然，我們對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應該兼收并蓄——反思并不是簡單地否定，而是指當我們要使用一個既有的概念時，先要弄清楚這個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對我們中國人的歷史和現狀到底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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