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寄來一篇"搶救真實的歷史——作家沈寧休斯頓開講民國"(見附錄),讀后回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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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寧講述了民國年間一批精英人物的風采，我不掌握相關原始資料，姑且假定其所言皆真。
近年來，對所謂“民國范兒”的渲染充斥網絡，似乎從b北洋政府到蔣介石政府，皆是優秀而廉潔的。共匪造反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在國共戰爭中，共軍的優勢，基于共匪的欺騙宣傳，而國軍則敗于共軍的人海戰術。
此類說辭，形象而煽情，似乎足以顛覆共匪的合法性。然而現實的生活經驗卻令我別有疑惑。
沈寧描述的那批人物，全是社會的上層精英，包括權利精英、財富精英、知識精英。這批人只占國人的1%不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人口的生存狀態，才決定社會性質與命運。在下鄉插隊前，成、渝兩市軍隊和中學的生活場景，就是我潛意識中的中國。下鄉之后才意識到，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之中，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需求和行為準則。相比之下，我熟悉的那個場景，在中國只是汪洋大海中的歷歷孤島。
以此推之，沈寧描述的也不過是民國年間的歷歷孤島。沈寧的孤島比我那個孤島更狹小，因為我身邊不過是普通的教師和軍隊下層干部。沒有總統府秘書、上海市長、最有名的報人、蔣夫人、陳立夫、蔣介石侍從秘書、國民黨中常委、中宣部長、中央日報董事長、杜月笙、萬墨林者流。
記得我小時，一些老校工還稱我“少爺”，這顯然是民國年間遺留下的稱謂。可見那時教師與校工的相對位置，類似于老爺與幫傭的關系。那個社會精英集團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差距應該類似于今天精英集團與農民工之間的差異。精英們的“民國范兒”，建立在底層人口無望的生存狀態之上。這兩個群體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間里。這兩個集團事實上處于利益完全對立的狀態，以至于兩者根本沒有共同的利益，甚至沒有共同的語言。經濟學家所謂的“帕累托優化”(改善一方的處境而不惡化另一方的處境)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是忽悠。當年俄羅斯民粹派就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中的一些人為自己優越的生活而產生態負罪感。
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使共匪的宣傳得到實質性的共鳴，結果無餉可發的共軍獲得了“人海”，而擁有國家機器、擁有美援的國軍卻只能靠抓壯丁。國軍軍官接受現代化的教育，共軍軍官大多數是土包子(我們在西安讀書時，一些老干部還不時流露出土包子的色彩)，而洋槍洋炮裝備的洋包子，卻被土包子趕出了大陸。
由此，觀察歷史，重心不在于許多栩栩如生的細節，而在于整個社會結構。當社會嚴重分化，極少數人壟斷了權利、財富、知識三大資源，而絕大多數人幾乎一無所有，不得不靠為前者打工為生時，這個社會勢必高度不穩定，勢必不斷產生出極端思潮，而這些極端思潮勢必獲得底層的共鳴，于是社會很難避免破壞性的災難。類似場景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以至于“輪回”的觀念深深刻在國人的意識深處。
當社會陷入瓦解時，慘烈、丑惡的現象一定廣泛出現，而其間的大小角色卻未必是事件的真正責任人。因為此刻人們已經沒有選擇空間了。從歷史的視角看，真正的責任人是那些推動社會分化的政策制定者、實施者。正是歷史的一再教訓，使精英集團總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經驗，而這三十年搞“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做大做強”之類，直接違背歷史經驗，更違背共產黨的基本理念。相關角色一定會被清晰地記在歷史上，成為后人的前車之鑒。
由是觀之，沈寧娓娓道來的，不過是精英集團的顧影自憐而已，根本談不到歷史二字。這也難怪，作為蔣介石侍從秘書之后，也只能看到這一層。缺乏歷史感，正是蔣介石集團失敗的根源。
中宇
附錄
搶救真實的歷史——作家沈寧休斯頓開講民國
“民國”這兩個字，實在是中國人心里最復雜的一個字眼。很多年中，隔著那艘“南湖”里的紅船，“民國”的歷史就藏在那煙雨蒼茫之中。
如今，共和國的歲月已過了甲子之年，關于“民國”的記憶卻越發地鮮亮起來。人們開始懷想民國，不僅僅是民國璀璨的文學，還有民國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民國里的人物。
感慨《中華民國史》煌煌十卷在北京問世，熙攘的首都街頭，書店里赫然醒目的竟是《蔣介石日記》。新春伊始，我在電話里邀約老同學沈寧來休斯頓演講：“談談你心里的民國吧!”沈兄爽然應允，且笑道：“因為我是1947年出生，也算是民國里的人啊。”
沈寧，祖籍浙江嘉興，外公為現代史著名歷史人物陶希圣，伯父即為現代史著名“七君子”之一沈鈞儒。沈寧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學，畢業后任陜西電視臺導演。1983年赴美國留學，曾任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空軍學校教官等。目前已出版《美國十五年》、《戰爭地帶—目擊美國中小學》、《商業眼》、《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美軍教官筆記》及長篇傳記小說《嗩吶煙塵》、《百世門風》、《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等，敘述了許多民國人物的難忘故事，如蔡元培、郁達夫、杜月笙、蔣介石、胡適、陳布雷、蔣緯國等，用他的話說就是“搶救真實的歷史”。
2012年2月18日下午，美南作家協會的會場座無虛席，沈寧則以“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破題，逐步介紹了民國肇始后新聞自由、官員清廉、文化燦爛之情形，輔以家庭交往和歷史照片，娓娓陳述了他個人獨到的見解。述及到自己家庭滄桑和成長經過，特別提出許多歷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搶救里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動容。
有關沈寧休斯頓演講的精彩內容，最好的報導就是秉筆實錄，在此擇取其主要段落，以饗文友及讀者。下面即是根據沈寧現場演講的錄音所刪節整理：
沈寧：
我對民國有特別的感情。
第一，我是民國時期出生在南京，那時候南京是民國首都，我的母親是總統府秘書。我外祖父和母親都跟蔣介石有很深的關系，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結婚的時候，當時的上海市長錢大鈞將軍主婚，蔣介石差人送了一幅親筆字，49年之后上級收繳了。
第二，我家的長輩里有不少人，在民國期間很有聲望，我從小聽過許多故事，也見過他們之中的一些人。
第三，我學文出身，喜歡寫作，出版過幾本講歷史的書，做過些相關的研究，多了解一些史實。我特別有一種危機感，覺得現在太需要搶救民國時期的歷史，如果我這一輩人再不努力做這件事，民國歷史的很多真相可能會喪失，再也找不回來了。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回過頭來看，從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間，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民國期間，實在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雖然民國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間，內憂外患不絕，戰火烽煙不斷，可正是那段期間，中國各行各業，都積極轉向現代化，社會空前繁榮，并在贏得國際尊敬。
先看民國時期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時最有名的報人是張季鸞，陝北人，是我叔祖沈衛老太爺的學生。我家老太爺當時是陝西學臺，辦了個宏道大學堂，張季鸞是學堂里的學生，他到日本留學，也是我家老太爺辦的手續，給的學費。張季鸞主持大公報之后，提出四不主義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大公報從不把國民黨的規定放在眼里，整天發表罵國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蔣介石在南京開宴會，軍政大員數百，首席主客是張季鸞。張季鸞死了，歸葬陝西，蔣介石親自跑去，扶棺下葬。我父親的好友陸鏗先生，做過中央日報采訪主任，發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報是國民黨黨報，黨報上罵黨領導，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國時期，並不少見。蔣介石很生氣，我外祖父找陸鏗談了一次話，就算完事，
陸鏗繼續做主任，別說逮捕殺頭，連職都不降。前些年我在舊金山找陸伯伯聊天，他還耿耿于懷，說我外祖父當時跟他談話態度不好。
那年頭，罵蔣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馬寅初，在重慶當面撕破臉的罵，據說給關到牢里去了。這個說法是真是假，我有點懷疑，因為正是馬老先生坐牢期間，他有書出版。那么他到底坐牢了沒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級監獄，沒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還可以著書出版。我的二伯父沈鈞儒先生，也是當時專門跟國民政府過不去的主，關了監牢，那是真的，他在牢里寫幅字：還我河山。看看這張照片﹐哪像是坐牢?坐藤椅，穿長衫，紙墨筆硯伺候，寫那么大的字，掛墻上，還讓人照相。馬寅初、沈鈞儒最后都放了，出來繼續罵蔣介石，還受尊敬。
說到四大家族，我很懷疑。謊話重復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親有一次到廬山參加記者招待會，宋美齡發表完講話，我父親站起來問四大家族怎么貪污腐敗，宋美齡駁斥他，弄得滿場記者都低著頭不敢坑聲。不過后來蔣夫人對我家里人還是很好，很和善。蔣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歲，就說明她不是整天算計勾心斗角的人。抗戰期間，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蔣夫人宋美齡代表國民政府到美國求援，對美國國會做演講，浩然正氣，自信從容，舉止高雅。她的風采當時傾倒美國國會，演講之后，全場起立，掌聲達四分鐘。當時的國會發言人把迎接宋美齡到場那天譽為美利堅驕傲的一天，贊美中國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杰出女性之一。美國有人評論說：蔣夫人在國會大廈駐足三小時，是美國歷史不能缺少的一頁，也是一個世界性事件。
再說宋慶齡。父親生前是宋慶齡基金會的常務理事，老爺子過世之后，我們兄妹從美國回北京，受到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宋慶齡故居去訪問座談，宋慶齡故居的園子很大，在北京后海，以前是納蘭的王府，可是宋慶齡住的房間確是相當簡樸，我們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里接見外國元首。我想，以前在國民政府做過官的人，大概怎么著也貪污腐敗不起來。被歸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從重慶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著中央日報的搬家費，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沒有了。正愁中飯沒著落，陳立夫先生走進門來。他到新街口辦事，聽說陶希圣剛搬到這里，就來蹭中飯。外祖母沒轍，只好炒兩碗蛋炒飯打發。陳立夫退休來美國，怎么個活法?開養雞場。吃蛋炒飯，開養雞場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干的事嗎?
我的外祖父是蔣介石侍從秘書，國民黨中常委，中宣部長，中央日報董事長，可以算高干了。剛到臺灣，不管多大官，中央黨部和《中央日報》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臺北新生路和信義路買了一處小宅子。那時候這個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曠曠，價格便宜，不像現在這樣高樓大廈。買了房子，到《中央日報》去申請家具，只領到一張吃飯桌子，四條桌腿，上面架個木板。加四把折疊木椅，不夠五個舅舅每人坐一個，更沒有外祖父的坐處。外祖母只好自己買回兩個書桌，四把椅子，讓舅舅們勉強能做功課。五個舅舅上學，每天中午放學回家要吃飯，時間緊，飯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隊買米買菜，經常來不及，只好買些面粉，回家煮面條。后來王惕吾先生聽說了，不忍心，送兩袋米來。外祖母買個大瓦缸存放，搬家幾次，大瓦缸一直保存著，沒有碰壞，為了留做紀念，舅舅們至今還感激王惕吾先生，時常對我們講。
再看民國的學問家教育家胡適、蔡元培、王國維、陳寅恪、梅貽琦，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葉企孫、錢學森、華羅庚，都是民國造就的人材。還有藝術家趙丹、白楊、梅蘭芳、馬連良、吳祖光、新鳳霞、紅線女、常香玉，文學家魯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從文、張愛玲，美術家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總而言之，大家扳手指頭數數，從民國時期之后，六七十年過去，到今天，有哪個中國藝術家、文學家的成就，能夠超過這些人。連說相聲的都沒一個比得了侯寶林。
聽說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參觀林語堂故居，想想林語堂那時候，民國時期，不管他寫什么，都能出版。這道理挺簡單，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師。我有時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亞、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生在中國，會怎么樣?如果生在民國時期，也許還有點戲，要是沒生在民國時期，那就栽了。林語堂要不是活在民國時期，他絕成不了大師。還有張愛玲，不槍斃就算她走運，還想出書?巴金、曹禺、沈從文、老舍、錢鐘書、茅盾，離開民國時期那個環境，又活了好幾十年，可是怎么樣?
要說民國人物，頭一個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前兩個月過雙十節，丹佛英文報紙登一篇報導，說中國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孫中山正在丹佛為民國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講，接到革命軍電報，催他回國就任大總統。孫中山急忙動身，坐了一個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讀了之后，才知道丹佛跟民國還有這么一段緣分，挺震驚。我們實在對民國歷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須趕緊補課。
孫中山之后，早期民國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凱。不管后來人怎么評論袁世凱，罵他賣國是不尊重歷史。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日本為竊取在中國的利益，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袁世凱絞盡腦汁，動用各種手段，並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爭取民眾支持。先后歷時三個月，談判25次，逼迫日本兩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黨發動戰爭威脅，袁世才答應了日本的修正案，簽署其中關于山東和南滿的兩條，這兩條都沒有喪失中國主權。這些史料原件據說還保存在天津博物館內，有案可查。但是至今還是有媒體繼續編造袁世簽署二十一條的謠言。民國時期的政治領袖﹐至少不賣國﹐而民國時期之后很多人連這條底線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華北，總想找北洋軍閥出來做傀儡，沒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吳佩孚。在大多中國人的印象里，吳佩孚是個野蠻粗魯的軍閥，那又是被欺騙。其實吳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試，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后來得罪了縣太爺，被割了功名，才流亡從軍。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許多，能力強，功勞大，很快成為統領中國半壁江山的大帥。美國《時代》周刊創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國人封面，不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而是吳佩孚，稱他是中國最強人。當時美國人認為，最有希望統一中國的人是他。斯大林派到中國的特使越飛，給斯大林拍電報說：從吳佩孚那里回來，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組織：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尤其出色。吳佩孚的死，比較一致的說法是被日本特務所害。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后，吳佩孚戰敗，隱居起來。九一八事變后，吳佩孚通電反對偽滿洲國。1935年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請吳佩孚做華北王。吳佩孚拒絕。七七事變后，日軍又請他出任北平維持會會長，他不干。1938年日軍把華北偽政權和偽南京政府合并為一個漢奸政權，又拉吳佩孚做中國王。吳佩孚仍舊不答應，日本人很惱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務川本少將，日本軍醫石田，帶了衛隊，到吳佩孚家，借口給他治牙病，強行開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絕身殉國。1940年1月24日，吳佩孚出殯，送行隊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發沿途聚集，電車汽車全部停駛。
我從小聽大人講，我家有幾個救命恩人。其中一個是杜月笙和萬墨林，上海灘上有名的青幫老大。為從上海日本人手里營救我的母親，杜月笙從香港飛重慶，面見蔣介石。回香港的時候，遇日本空軍阻截，猛烈掃射。機師把飛機一路升高，甩掉日機。當時飛機設備簡陋，飛至八千尺，空氣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難，幾乎窒息。杜月笙下飛機，被擔架抬回家，經醫生急救，才喘過氣來。從此杜先生身體就垮了，最后也是因為氣喘病過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換命，救出我母親的性命來的。
杜先生到重慶，把外祖父帶到香港的汪日密約影件，給蔣介石看。蔣介石看過，決定公布天下。安排妥當之后，杜月笙提到，我的母親和兩個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質。蔣介石聽了，就把汪日密約放回到檔案柜，告訴杜月笙，先把我母親他們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約。因為蔣介石這個命令，母親才被杜月笙的五十個槍手營救出上海。
長輩中的朋友郁達夫。我外祖父在安慶法政專科學校教書的時候，郁達夫剛從日本回國，在安慶一中做教員，成了朋友。他們一群文友墨客都沒有帶家眷，常在一起聚會。只有郁達夫帶了元配太太孫荃，郁達夫是個多情種，很愛自己的鄉下女人。上課也好，聚會也好，不管多忙，有個十分鐘二十分鐘，一定趕回家去看老婆。安慶是個山城，爬上爬下的，郁達夫為看老婆，走路旋風一樣。我的外祖父說，那一份濃情，很是難得。誰也想不到，五年之后，郁達夫到上海﹐一參加革命，立刻變心，把孫荃和子女趕回老家，自己與王映霞在杭州訂婚。
現在的人很少了解蔣百里將軍。他跟我父親是同鄉，浙江嘉興人，自小習文，中過秀才，跟梁啟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學，讀軍事，為富國強兵。他在日本軍校讀書，成績出色，全校第一名，獲天皇賜刀，讓日本人很丟臉。回國后，他任保定軍校校長。他曾經作為蔣介石特使，訪問歐洲，面見過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見過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替中國軍隊爭取武器裝備。1938年蔣百里病逝后就地埋葬。過了十年，1947年好友協助遷葬，起棺發現，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楨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國戰勝矣!一時眾人泣不成聲。遺骸火化后遷葬西湖。蔣百里的夫人是個日本人，他的三個女兒都非常美麗，其中一個蔣英，歌唱家，是錢學森夫人。小女兒蔣和，跟我父母大學同班，后來在北京做德文翻譯，我小時候經常跟隨母親到她家去聽故事。
近幾年國內開始有選擇地公布一些歷史真實，其中包括抗日戰爭時期的高陶事件。感興趣的，可以找中央電視臺的五集電視片《奪命追逃》來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還有我母親一些鏡頭。1949年蔣介石撤退臺灣，乘軍艦離開上海，到了吳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親，請求蔣介石停了船，發電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親和我，坐快艇到吳淞口登船，一塊出海。母親堅決沒有走。
說到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先生跟我家是同鄉﹐我的父親跟陳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中學同學﹐而且曾經跟小女兒陳漣戀愛，后來陳漣在西南聯大﹐又跟我母親同學。再后來陳漣參加共產黨，跟我的父親斷絕戀情﹐與袁永熙結婚﹐干革命去了。他們夫婦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蔣介石讓陳布雷處置﹐其實就是放陳漣他們一條生路﹐結果陳布雷當然就把女兒放了。陳漣他們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親家里﹐過了幾天北上山東。山東當時是共產黨根據地。四九年后﹐陳漣是高干。我父親調到北京后﹐去天安門看游行﹐在觀禮臺上遇見陳漣﹐打了個招呼。從此就沒有再見到過。后來陳漣的經歷﹐各位去看這本書﹐叫做《兩代悲歌》，里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實蔣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執筆替蔣介石寫《中國之命運》，逐字逐句蔣介石都改過。《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后，眾說紛紜，蔣緯國不高興，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論。我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來給他看，每頁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紅字，根本已經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筆，整本書實際都是蔣介石自己寫的。
歷史不應該遺忘，1942年10月初，蔣介石敦促美國等西方國家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隨后西方各國陸續同中國簽訂新約，危害中國近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10月蔣介石與美英蘇聯合發表四強宣言，共同擔負戰后國際和平安全的責任。
1943年11月18日，蔣介石偕同宋美齡前往埃及，同羅斯福、丘吉爾舉行開羅會議，主張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臺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會后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那時候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并列，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主要領導人。
講民國，絕對繞不開抗日戰爭。現代世界歷史上，哪一場戰爭，比中國的抗日戰爭更加慘烈，比中國的抗日戰爭犧牲過更多的生命?沒有。同時，現代世界上，哪一個民族，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段偉大歷史更加淡漠，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些民族犧牲更加輕描淡寫，比中國人對待英勇捐軀的同胞更加蔑視，甚至不惜對死者繼續惡毒謾罵和侮辱?也沒有。
在這里，必須舉幾個具體數據，請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逐漸成為亞洲頭等強國，又經長久備戰，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已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而中國剛經歷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常年征戰，消耗巨大。抗日戰爭初期，國軍海軍僅有五萬噸兵船，空軍僅有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加預備役共二百五十余萬，士兵缺乏教育，軍官缺乏現代戰術訓練。
抗戰初期，日軍一個師裝備五千多匹馬和五百多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國軍每個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多數師沒有裝備坦克和大炮，更談不上陸空協同。國軍士兵大多在戰場上遭遇日軍坦克，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等新式武器。全國可動員兵力四百萬余人，步槍總共只有一百萬支，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制出的子彈，包括機關槍子彈，平均每個士兵才分得四發。史迪威將軍任美國駐華武官時，親眼看見一九三八年國軍一個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就射完了。
抗日戰爭初期，國軍裝備和力量，根本無法與日軍對抗。一九三六年，整訓的國軍只完成了一半，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分尚未運到，連囤積起來準備打半年仗的糧食彈藥，也還不足三份之一數量。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展開全面抗日的條件。接著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全國人民抗戰呼聲更高，國民政府被迫對日宣戰，匆忙把準備不足的國軍開上前線，正面與日軍作戰，雖然國軍將士英勇奮戰，終究裝備相差太遠，屢戰屢敗。
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總兵力超過七十五萬，一戰便傷亡四十余萬官兵。馮玉祥回憶，在上海戰場，一百里以外看，半邊天都是紅的。我們的隊伍每天一個師一個師，兩個師兩個師地加入前線，有的師上去之后三個鐘頭就死了一半，有的堅持了五個鐘頭就死了三分之二。我的舅公萬耀煌所率二十五軍，在淞滬會戰中全軍覆沒。剛才提到史迪威將軍親眼看到只有四挺機槍的國軍那個團，在德安戰役中，與火力強大的日軍激戰了兩晝夜，犧牲六百將士，傷五百官兵，剩余官兵奉命后才撤出陣地。
八年抗戰，國軍空軍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飛行員殉國，四百六十八架戰機被擊落。國軍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國軍傷亡官兵達三百二十二萬人，二百○六名國軍將領為國捐軀，包括八名上將，四十一名中將，七十一名少將，計有集團軍總司令兩名、軍長八名、副軍長兩名、師長二十名、副師長十三名、旅長十七名。殉國的二百○六名國軍將領，全部是國民黨員，大多是黃埔畢業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做《矗立心底的紀念碑》，我在序言里有這樣幾句話：“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還活著，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繼續生存著，就是因為那些英雄們曾經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我們欠著他們成千上萬的性命，欠著他們無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們不能在祖國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聳的抗戰紀念碑，我們至少應該在每個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戰紀念碑。”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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