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是城市與農村并存共生的國家。農村為城市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土地資源、原材料和生活必須品，城市則為農村提供大量的貨幣收入和生活奢侈品。隨著中國快速推動城市化進程，大量農民因參與城市化建設而獲得了豐裕的貨幣財富。廣大農民工在農村里有自己的宅基地和住房，不像市民那樣為房產所累，他們因此比那些依靠借貸買房的市民有著更加充裕的購買力。正是因為有了充裕的購買力，廣大農民除了滿足自己的基本物質需求之外，還能從城市里購買大量的生活奢侈品，進而成為拉動城市市場需求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
廣大農村社會不僅支撐著城市社會的市場需求，還是穩定城市社會市場經濟波動的主要緩沖力量。當城市社會快速發展時，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當城市社會走向衰退時，這些進城的農民又重新回到農村，為城市減輕壓力。有了廣大農村社會的緩沖，城市社會的市場經濟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不易發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此外，廣大農民因為有田有地有房產，不像大多數處于赤貧狀態的市民那樣完全依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計，所以他們更能安居樂業，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穩定力量。
二
中國現代城市的市民主要來源是高校畢業生，每年都有大量農村大學生從各種高等院校畢業后被投入城市社會去就業。他們需要在城市里定居，也就有著購置房產的強烈欲求。與此同時，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和進城做生意的農民商販致富之后，與那些農村大學生一樣希望購置房產定居在城市里。無疑，這兩類從農村里轉移進城的人員成為了城市購房的主力軍，拉動著城市房產市場價值的提升。強烈的市場需求與巨大的市場利潤吸引著大量的社會資本投資，進而引發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則又拉動建筑材料市場、家具市場、服務市場等眾多行業市場的增長，進而給國民經濟帶來短期的繁榮。
地產經濟是把雙刃劍，雖然給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帶來繁榮，卻導致國內貧富兩極嚴重分化和內需長期疲軟。我們知道這些購置房產的農村大學生、農民工和小商販大多是靠借貸在城市購置房產的，他們將微薄的收入用于還貸之后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進而成為城市中赤貧的無產階級。房地產市場一邊導致大量城市居民走向赤貧化，一邊又將大量的社會財富聚集在少數地產商和腐敗的政府官員手里，進而造成社會的兩極嚴重分化。一方面是貨幣高度剩余繼而處在儲蓄的閑置狀態，一方面則是把自己的購買力僅限在維持生存的低購買力狀態。大量市民消費力的降低，直接導致內需的長期不足，進而將原本快速增長的經濟又帶入停滯或者衰退的狀態。
三
政府通過大力發展地產經濟來推動中國廣大地區的“城市化”帶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強大幻覺，導致不是在收入分配制度上進行強力改革，以消除“城市化”過程中的地產經濟給廣大市民帶來的日益劇增的貧窮與消費力下降，從根本上改善內需疲軟的狀態，而是準備雄心勃勃地繼續大力推進中國的“城鎮化”，繼續通過短期的經濟增長帶來更大范圍的貧窮與消費力下降。通過“城鎮化”來拉動內需發展經濟本是飲鴆止渴的愚蠢行為，將廣大農民誘導或者強制進城，雖然能帶來短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卻會給他們帶來嚴重的赤貧化，繼而把他們拋進城市無產階級的隊伍里，進一步加劇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并誘發更多頻次的階級斗爭。
新屆政府要想真正在本屆任期內贏得民心、有所作為，就應學習重慶所開創的“重慶模式”，高舉反腐大旗，打掉那些依靠權勢和違法途徑獲得大量財富的官員與資本家，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將國家稅收用于更多的全民福利，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強力改革，擬制城市房價上漲，逐漸消除地產經濟給城市社會帶來的巨大貧富差距，切實提高廣大城市社會居民的收入與消費能力，才能給中國社會帶來持久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因此，能否在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將是新屆政府解決國計民生問題成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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