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梅花等朋友：
來信收悉。你們談到對何新先生最近的言論(“幾點澄清”)感到困惑，甚至對其宣稱皈依佛教有所不滿，征詢我對其人和對“幾點澄清”的看法。這雖然是抬舉我，也感到榮幸，但確實給我出了個難題：評論何新，是一件有很大風險的事情，按說是智者所不當為。但是又感到這件事有點意義，學術乃天下公器，不宜拒絕博友們的好意和請求，也就只好唐突了。發在這里，恕不一一回復。
我并不認識何新先生，我只是喜歡觀察人物。何新是改開以來中國集著名政論家、思想家、民族主義者和大學者于一身的奇才、奇人，擁有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和最眾多的粉絲。何新也是建國以來一個亦新亦舊的突出的文化現象，值得研究。他酷愛讀書，勤于著述，有很高的悟性，是當代中國一顆特別優秀的讀書種子。他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也鉆研西學，身上有突出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性格、風骨，更突出的是他繼承了傳統士大夫愛國(忠于社稷、民族、中華文明)，進而以學術參與政治、干預社會的優秀傳統。他崇尚學術自由和獨立人格，對政治有特殊的敏銳和深刻的見解，而又敢于力排眾議，能夠較早地上達天聽，影響政治，這一點相當不易;他博覽群書，有獨到見解，又氣魄宏大，敢于堅持己見和不懼與主流對抗;等等。這些都是現今許多中國學人身上已經難得一見的氣質和品質，頗有古風。因此他又特別高傲自負，目無余子，又潔身自好，孤芳自賞。他又特別狷介，這也是中國傳統士的特點，古人的狷介，最突出的是春秋時期晉國的介之推，20世紀早期有北大的名教授黃侃，其狷介與其才學同樣出名，人稱狂狷，突出地表現為他的口頭禪：“八部書外皆狗屁”(黃侃是小學大家，八部書指：《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文選》)。而何新的狂狷勝于黃侃一百倍，他說：“中國當代所謂學術文化界——那基本都是一堆臭大糞!”還說，自己的學術成果堆成一座山，“就是把國內社科各領域所有那些主流、精英、專家、大師都綁在一起，給他們每人三輩子，不是低估他們——他們也弄不出來。”他有太多的理由和資本這樣做，這樣說。何新才高八斗，功蓋文壇，卻遭到學術界冷遇，內心極為不平，加以性格特點，自然要走向玩世不恭，自稱老頑童，很可愛的性格。這使人想到竹林七賢，沒有何新，多年來社會、學術界會很寂寞，很無趣。他還有太多的機會和資源做官，做大官，他真的是不做，寧可保持距離。這是大智慧，也是有自知之明：中國太不缺官，太缺真正的讀書人，真學者，大真學者。何新要走了仕途，幾乎注定難以見容，也多半會毀了自己，那可是國家一大損失;而與高層保持不即不離，最適合他狂放不羈的性格和他的才智最大的發揮。他擁有廣闊的，豐富的自給自足的內心世界，很多人不喜歡他的性格為人，其實非常寶貴，何新是當代中國學界不可多得的人物，也是一筆可貴的無形資產。對何新采取回避、不承認主義是無濟于事的，是不可能的，也是可笑的。對何新不但要承認，更要珍惜、愛護、理解和寬容。但是，也不必迷信。何新讀了太多的書，博學古今中西，但是，恕我直言，主要由于歷史的原因，其中西學的根基不可能夠扎實到理想的程度(盡管他的勤奮和天賦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個歷史局限)，終于使得他的學問和成果盡管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是真正達到融會貫通古今中西的程度，其功力和火候似乎還有待時日。例如我們讀錢穆先生的著作，特別是其晚年的著作(如《晚學盲言》)，那叫如飲醇醪，爐火純青，其對古今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令人高山仰止。但優點永遠與缺點相聯系，也正因為如此，在政治上束縛了錢穆先生，終其一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夠，對國際政治(地緣政治)更是了解有限，使其學問難以完全貫通20世紀的歷史，對共產黨和新中國抱有士大夫式的偏見，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的選擇。建國以后成長起來的學人，很難要求其擁有錢穆那一代人的學問功底，這一點是歷史局限，不能苛求。何新太勤奮，太聰明，閱讀量驚人，有太多的真知灼見，但是由于還未能完全融會貫通，也不免有些有形而上學，或可能陷入唯心論、虛無主義、不可知論和宗教等等。中國傳統的士人多有狷介和放浪不羈的個性，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這在何新身上也有表現，但未達到那個程度。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點任何時代的人都是如此，何新也不能免俗。他不是普通學者，也不完全是獨立學者，世上也沒有真正完全的獨立學者。何新是唯一的專職政協委員，據其隱約稱享受某種優越待遇，按照中國古代來說是屬于超級翰林院待遇，在西方現代則是特殊待遇的上議院議員。無論中西，都屬于地位清貴，貴族。論其貢獻和學問，完全有資格享受這個待遇。對此他看得很淡，有這樣的心態很可貴，并不容易，這主要是因為他在精神追求和學術上達到了一個較高的境界。但畢竟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人都有其社會地位和歸屬。何新，他的出身、經歷和社會關系，歷來屬于上層，至今仍屬于中國最顯赫的階層(當然，這個階層也分化的厲害)。這一點難以否認，那些因素對他的態度、觀點有無影響，有什么影響，我無法判斷。何新說自己是在家隱修的佛教信徒，就是所謂居士，未必盡然，他是游于“隱于朝”和“隱于市”之間的那種“大隱”，有點“半仙之體”，或有點神龍不見首尾。他的立場和觀點大都是民族主義的，國家至上，當前更是很有用的。對何新我也不能完全讀懂。眾所周知，黨的十八大高揚共產主義理想風帆，科學發展觀作為黨的指導思想躍居空前地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再次得到高度肯定?？删驮谑舜笪撮]幕時，何新發表聲明，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又同時宣稱大局已定，中國從此天下太平，自己很滿意政局的發展，可以“洗洗睡了”。我有些看不懂。信仰佛教，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在這個歷史時刻，又社會思想極度混亂之時，這樣高調宣稱，有些不合時宜，極易造成誤解。何新是政治學大家，何以出此?令人遐想。以上是我對何新先生的一點認識，絕非評論，更不全面，希望沒有開罪于先生。
以下是對何新“幾點澄清”的簡要看法。
“1、我是有神論者，是唯心論者，是在家隱修不入宗門的佛教信徒。”前面已經談到，這是個人自由。
“2、我鄙視20世紀以來中國流行的“科學”迷信。”這個觀點結論有些驚世駭俗，卻是對19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史深刻的反省。但是光鄙視并不夠，更不解決問題。
“3、我認為，科學、宗教、藝術和哲學都是社會意識形態。科學與學術作為工具理性，具有某種實用性價值。”是意識形態，也確有工具性，但沒有工具怎么能行?西方中心論、新自由主義等等不是意識形態?不同的意識形態代表不同人群(種族、階級、多數與少數，等等)的利益，不可以一勺燴，統統加以否定。歷史反復證明，剛剛證明，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打到已有意識形態的結果，只能落入別人的陷阱，中華如何復興?
“但是作為認知工具，康德以來對認知本性和工具的研究已經揭示——科學遠遠不能窮盡宇宙神性及人性之謎。”正因為科學具有很嚴重的局限性，故中國自古科學技術先進，但是在中國文化中地位不高，甚至沒有科學一詞，中國人也不迷信科學。迷信科學只是中國近一百多年的現象。
“4、我相信人生具有原罪，人性本惡。漠視人性的冷酷科學在人文性以及引導人性趨向善，特別是對于溝通人性與神性和超越物理生存的意義上，科學的價值遠低于宗教、哲學和藝術。”
這就接近基督教了，中國文化沒有這一路。荀子主張性惡論，也是主張以禮義加以教化，由此主張建立禮法兼治的政治觀，而與西方“原罪論”完全不是一路。說科學冷酷，漠視人性，這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語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被資本綁架驅動所致，在中國科學技術被嚴格限制，不為邪惡所用，如火藥的發明使用，火箭、火炮技術長期停滯，傳到西方后則催生軍事革命，乃是由于戰爭是西方的政治文化需要(擴張)。何新特別重視人文價值，似受西方影響較大，其實中國文化最具人文價值，說“科學的(人文)價值遠低于宗教、哲學和藝術”，這很深刻。
“5、實際上，“科學教”，即對所謂科學的迷信和崇拜，也是啟蒙運動以來近代共濟會意識形態所制造的一種新的邪教。”這話我相信。
“6、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17世紀以來創生近代科學體系的西方發達國家中，這種崇拜所謂“科學”的邪教并不流行。”中國文化就更不產這玩意兒，也不產資本主義制度。五四以來迷信德賽兩先生，新中國建立以后，重視科學，其實并不迷信科學，但是人定勝天的觀念也影響共產黨人。
“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學者、科學家很少不是持有神圣宗教信仰的人。在西方，一個人如果公然聲稱自己為無神論者，會被社會主流看做心懷邪惡。”這是因為一般西方人包括政治家科學家，離開宗教，心靈沒有地方寄托，故無神論被視為邪惡。在中國，遠古是多神教，后來認識到人有自主性，乃產生百家爭鳴，也沒有消滅多神教。儒學從百家中勝出，雖不是宗教，卻起到宗教的作用，自私和邪惡被社會鞭撻而邊緣化。20世紀馬克思主義逐漸成為主流，但是社會上仍然是儒道釋并行不悖，馬克思主義只是中國化了，作為無神論，在中國從來沒那么徹底。
“7、前蘇聯、俄羅斯在國家意識形態意義上現在也已經摒棄舊時代的無神論，回歸于革命前的東正教信仰。一個沒有正信的民族是可悲的。”俄羅斯現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社會主義制度被放棄了，蘇維埃價值被踐踏了，這是俄羅斯民族無法挽回的損失，后悔死了，看看索爾仁尼琴和羅伊 麥德維杰夫等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懺悔，讀讀前總理雷日科夫的著作，就知道了。蘇聯的意識形態出了問題，但是其中有寶貴的東西，如蘇維埃價值等等，可惜孩子連同洗澡水都被倒掉了。人類是需要精神家園的動物，不是吃飽穿暖了就行的，要有心靈寄托，不回到東正教，俄羅斯人沒法活。中國人不是沒有正信，三國兩晉南北朝都過來了，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都過來了，重新續上傳統文化，也能與時俱進，宋代學術文化科學技術經濟外貿同時發達(外交不行)，不是偶然的。經過20世紀以來百年教訓，主要是傳統文化斷裂的教訓后，現在執政黨和全社會都已經開始建立文化自覺，未來會隨著建設小康社會很快上路。畢竟中國人自古就是更看重精神價值的民族。
“8、全世界多數人類有宗教信仰。只有中國和極少數幾個國家，仍然以標榜無神論、無宗教信仰為榮，而把宗教信仰看做愚昧迷信。中國當代的人性敗壞和墮落，與全民無信仰、不相信果報的無神論廣泛流行有關。”如前述，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儒家講天地人三才，是為一種多神而又強調人的自信、自主的文化信仰，20世紀標榜無神論，其實從來沒那么徹底，孫中山是基督徒，蔣介石名為基督徒(受西化的影響，也是依附西方)，實為儒家思想信徒，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師，內心還不是修齊治平的一套?他一生都在修身，如反腐敗和斗私批修;齊家不是太理想，也遠非丑化的那樣;治平則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說“中國當代的人性敗壞和墮落，與全民無信仰、不相信果報的無神論廣泛流行有關。”只是有關，特別是現代人背離傳統，不但不能慎終追遠，而且無所敬畏，是私欲膨脹加無知無畏，不能只怪無神論。
“9、“五四運動”以來淺薄理解西方啟蒙文化的中國知識界，制造了兩個迷信即民主迷信和科學迷信——對所謂"二先生"德先生、塞先生的迷信，此乃是中國百年以來不斷發生人文悲劇——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這也是自清代300年來，中國文人多世代地持續傳遞無知的一種可悲的精神文化表現。”三百年來也不是一種文化傾向，至于文革，原因雖極為復雜，卻與德賽兩先生關系不甚大。這種歷史跨度大的重大結論，不宜一言以蔽之，過于武斷，猶如一些淺薄論者和西迷動輒中國歷史兩千年封建專制云云。
“10、所以我唾棄無神論，鄙視唯物論。我以守持正信為榮。”對唯物和唯心，都不必抱有偏見。唯物也不那么邪惡，例如唯物辯證法，錢學森先生特別服膺和推崇，任繼愈先生說那是使人聰明的學問。所以心態還需放平和一些，就更好了。中國文化寬容，還是儒家的辦法好：不語怪力亂神，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其實是對仁道也是人道和天道的信仰，這是中國人的正信。至于佛教，畢竟是外來而中國化的一路，在中國信眾有限。古往今來，包括近現代中國都有不少優秀人物由于精神上無出路而墮入空門，如20世紀早期的李叔同，其實蠻可惜的。也正因為如此，社會上對弘一法師，尊崇者較多，真正的追隨者極少。還是儒家為主輔之以道家思想的居多，更適合中國人。
臘梅花等朋友，以上這些，都是個人看法，見仁見智，容易引起爭論，且爭論起來并沒有意思。畢竟你們出于至誠，有所請托，且關系非細，只好不自量力寫了這篇文字，謹供參考。歡迎批評。
順祝
進步!
不具
201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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