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坤:“中國特色”與“國際社會”

　　張志坤：“中國特色”與“國際社會”

　　——未來十年的挑戰(之五)

　　當今世界有個“國際社會”，“國際社會”的大名頭在中國如雷貫耳、響徹云天，因為這些年來“國際社會”名目下的東西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其實，認真說來，這個“國際社會”并不囊括世界上所有國家，大部分國家都在這個“社會”之外，有一些還是這個“社會”的對立面。就是在這個“社會”內部也分層次，大部分國家處在外圍或者邊緣，核心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若干西方大國。美國是這個核心的首腦，也是整個“國際社會”的領導。所以，所謂的“國際社會”，其實就是美國領導下的“社會”，加入“國際社會”，就等于加入美國領導下的行列。

　　中國顯然并不是“國際社會”的一員，因為中國社會的面貌與“國際社會”不同，政治語境下叫“中國特色”;也因為中國所奉行的價值與路線不同，政治語境下叫“中國道路” 。“中國特色”與“中國道路”這兩個詞匯是當下對中國最簡單最凝練的概括，由“中國特色”和“中國道路”構成了當前的中國社會

　　這就是當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可以簡單地說，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二者之間是一種對應并立的關系，這才是當前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關系的本質，一切有關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體”之類的說教，純粹都是騙人的大忽悠。

　　我們認為，這樣關系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關系，相反，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注定要發生激烈的碰撞與沖突，這個碰撞沖突必將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而日趨激烈，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內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巨大且挑戰。

　　筆者認為，如下幾個問題是二者之間沖突與碰撞成為必然的原因。

　　其一，接軌還是兩軌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發展日益與世界發展接軌”。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相當流行，很為一些人所信奉。他們認為，中國軌跡與“國際社會”的軌跡最終應該合成一條歷史軌跡。這大概也就是強調中美兩國將“殊途同歸”這一信念的由來。

　　但是，我們認為，中國社會歷史上的軌跡就與西方不同，有史以來就是兩軌，目前仍然是兩軌，基于歷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未來仍然還將是兩軌。中國的道路軌跡與國際社會的道路軌跡不可能疊合歸一。

　　但是，接軌的力量是相當強大的，這個力量必然要與不接軌的力量發生相互作用，其形式必然是較勁碰撞;而中國道路之軌與“國際社會”之軌這兩軌之間也要出現復雜的沖突，因為行進在自己軌道上的中國不可能按照另一條軌道的規則辦事，所謂“如果遵守規則，中國也是國際社會潛在的合作伙伴”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如此一來，中國將不得不成為“國際社會”的對立面或者敵人。

　　其二，堅定不移與普世趨同

　　中國要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中國道路嗎?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口號最近喊得堅定而又響亮，并且還將其描述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但客觀地講，無論“國際社會”還是中國社會內部，都有很多人相當急切希望中國抓緊“移”大力“移”，盡快地成為“國際社會”的一部分，成為其中負責任的一員，成為它其中的“建設性伙伴”。他們認為，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應普照人類社會一切角落，世界上所有國家所有民族都應該無條件地向“國際社會”皈依，改造自己使之成為其中的一個部分，與“堅定不移”相對，他們主張中國“堅決得移”。

　　因此，“國際社會”不能容忍什么“中國特色”，也不能認可所謂的“中國道路”，這既是政治排他性所決定的，也是霸權的世界體系的必然要求。很長時間以來，國內外“堅決移動”的擁躉們一直為此宵衣旰食、奮力拼搏。這樣一來，“堅定不移”與“普世趨同”之間就要發生激烈的斗爭。事實上，這一斗爭早已客觀存在，我們所要強調的只是，未來十年將更趨激烈。

　　其三，西方領導還是獨立自主

　　“國際社會”有一個領導核心，其主要領導是美國，用美國總統競選者羅姆尼的經典語言就是“西方領導世界，而美國領導西方”。“國際社會”在美國的領導之下，其它國家都是這個社會中的“伙伴”，都是“負責任”的“建設者”。中國要做這樣“負責任”的大國嗎?

　　如果這樣，那中國就必須得接受美國的領導，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話說就是“遵守規則”。

　　但崛起的中國越來越“咄咄逼人”，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特立獨行，獨立自主，通俗一點說就是自己領導自己。不服從領導，這就對國際秩序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中國特色”“中國道路”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敵人，隨著“中國特色”與“中國道路”不斷成長，二者彼此的敵意敵對也將日趨強化，激烈的碰撞與沖突難以避免。

　　那么，上述碰撞與沖突，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矛盾呢?

　　概括地說，當今世界依然存在三大對抗性矛盾，即階級矛盾、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去年在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表現的是階級矛盾;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是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的混合體，表面上看宗教矛盾更為突出;而俄羅斯與西方的矛盾，中國與國際社會的矛盾則屬于民族矛盾。筆者以為，在上述三大矛盾中，當前和今后一個歷史時期，階級矛盾主要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框架內運行，而宗教矛盾的背后其實質還是民族矛盾。所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這是當代世界歷史的突出特征。“中國特色”與“國際社會”的矛盾，說到底，是中華民族復興崛起與西方集團維護霸權秩序之間的民族矛盾，這也是筆者始終堅持認為當今中國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國家利益高于階層利益的重要原因。

　　這個矛盾究竟是怎樣性質的矛盾呢?

　　我們認為，人類的歷史經驗說明，這一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其發展的前景根本不是什么“相互尊重、互利共贏”，而是誰戰勝誰、誰壓倒誰的問題。用一句老話說就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方壓倒東風”，二者必居其一。但是，矛盾的雙方又是對立統一的，“中國特色”與“國際社會”的關系注定要越來越密切，“封閉僵化的老路”已被歷史所塵封，但彼此之間的矛盾也注定將越來越激化，“改旗易幟”之爭來日方酣，如何將其 “藝術地”處理，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最大最艱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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