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轍及其新著《中國戰略縱橫論》
盧麒元 馬建波 來源:香港文匯報
一、 相識相知
與蒯轍先生(筆名:蒯轍元)相識已逾十年了。筆者閱讀了蒯轍先生大部分的文學作品、傳記作品以及政經論文。并且,曾經為蒯轍先生的最早出版的三本文集分別作序和跋:《危機下的中國》序,《崩潰邊緣》跋,《中國大轉型》跋。相處日久,了解愈深,見微知著,令人感佩。
蒯轍先生有著頗為傳奇的經歷。出生革命家庭,少年作家(作品橫跨詩歌、散文、小說);青年干部(二十出頭成黑馬);知名學者(研究視野開闊、視角獨到、分析前瞻,多有創見,受到廣泛關注)。老實說,一個人一生能成就其中一項就很了不起了。他竟然做到了幾項全能。尤其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是一邊享受生活,一邊工作的。這是一種態度,一種修為和一種境界。
二、其文如其人
朋友們都喜歡蒯轍先生豪爽的性格,都親切地稱呼他“老蒯”,也越來越喜歡他的文章。蒯轍先生的瀟灑個性與超越常人,年輕而豐富的閱歷,已完全融入到他文章的字里行間。蒯先生的文章主要有三大特點:
第一,其悟性極高,既能抓住關鍵,又能看透本質。蒯轍新書《中國戰略縱橫論》中,對美國全球戰略及中美關系的全面認識與系統分析,立意前瞻,觀點獨到,可謂入木三分。《美國對華軍事戰略大調整——論美國的全球戰略大調整》《美國對華政治外交戰略大調整——再論美國的全球戰略大調整》,《中美關系市場政治經濟學之政治市場篇》等,讀來令人叫絕。而對中國某些學者和高官關于“美國的政策不是要遏制的中國”,他們“不認為任何人有能力在亞太地區構成對中國的包圍圈”的誤解誤導性看法,蒯先生兩篇文章《美國政策: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圈不存在嗎?》,給以針鋒相對的反詰和反駁。這兩篇文章強調:“中國決不可因經濟和軍力的增長而目中無人或目中無強人,決不可從‘韜光養晦’戰略走向‘剛愎自用’戰略。”顯然,那將是十分危險的。“現在是亟須猛烈呼喚中國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的時候了!猛省猛醒吧……”
第二,其胸懷寬廣,集思廣益,可以聚合各方精髓,又能推陳出新。蒯轍新書《中國戰略縱橫論》中,能輕松深入到復雜的中國經濟問題和臺海局勢風云,又能從繁瑣的政治結構設計中找到簡約可行的和諧答案,并提出積極有效的建議。2011年中國兔年春節剛過不久,蒯先生相繼發表兩篇文章《兔年CPI下降可能嗎》《兔年房價可能下跌嗎》,通過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分析和預測,認為當年一二季度中國通脹壓力和CPI加劇上漲足以令人擔憂,“CPI峰值或將坐五望六,甚至可能超過6%。……今年下半年CPI將會有所回落,但全年CPI 或將出現4.5%以上的均值。”至于房價問題,文章預判“兔年房價要如百姓所愿大幅下跌是不可能的,即便上半年微跌或小幅下跌,下半年也可能出現中幅甚或大幅上漲。”事實業已證明,蒯先生當時對CPI和房價上漲的預斷是多么的準確。有關蒯轍提出的如何從深層次上解決穩定CPI和房價問題的洞見,這里就不再贅述。
第三,其文筆犀利,視野高遠,能從戰略入手,又能哲學升華。蒯轍新書《中國戰略縱橫論》中,有關香港經濟社會、政治民主發展問題的論述,即可作如是觀。能從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抽絲剝繭,直達主題核心,三言兩語點破問題的本質,并立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完成新時代治港理念的哲學升華。該新書中所收錄的討論香港經濟、社會、政治、民主方面的文章有15篇,其中《李克強到訪與香港的規劃和變革》、《香港發展應首重觀念與制度的創新》、《北京對“泛民主派”宜采取懷柔政策》、《香港未來需要怎樣的特首》等,都可謂立論新,含義深。
三、建樹良多
當然了,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蒯轍先生有思想、有承擔、有立場。蒯轍先生成長在一個革命家庭,有先天植入的紅色基因,有后天覺悟的仁慈悲憫,也有文革艱難歲月中隨父親的顛沛流離的牛棚錘練。對農村、農民有深厚的感情,長期積淀其對三農問題的系統、深刻的研究。總之,他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特別是關注普通百姓的疾苦。曾居廟堂之高,未有離民情;雖處江湖之遠,未敢忘憂國。其近年系列政論力作文集《危機下的中國》、《崩潰邊緣》、《中國崛起與挑戰》、《中國大轉型》、《中國戰略縱橫論》等等,都是他孜孜以求,躬耕不輟的心路歷程寫照。因此,你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前衛、時尚、進取和經常透射著陽光氣息的青年,如今已是一個學界有名的“三農問題”的專家、經濟學家和政論家、戰略專家。例如:在蒯轍新書《中國戰略縱橫論》中,開篇首重中美關系戰略分析,從軍事、政治和經濟的角度,著有多篇系列分析文章。另有一篇《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問題》,對三農問題也提出了系統的解決思路,值得業內專家和政府有關部門研究借鑒。
蒯轍先生近年來的經濟學功力亦增長神速,他已由微觀領域跨越到宏觀縱深。就如同中國先哲所言“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蒯先生正是用自己勤奮的游學經歷、豐富的知識積淀和立意高遠的全局思維,慢慢詮釋著其研究功力的升華和思辨論證從戰術技巧到戰略縱深的跨越。他的文章立意深刻、構思豐滿,可讀性與研究性較強,有大格局、有空間感、有時間感和歷史感。在其《中國戰略縱橫論》中,關于一些國際政治、軍事問題與經濟問題之間的聯系闡述,如:阿富汗問題、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東北亞局勢和南海主權爭議等問題,都見地頗深,食髓知味。他對中國經濟弊端與體制缺失的揭示更是振聾發聵、入木三分。其中,《中國股市的兩支有形之手》揭示出中國資本市場扭曲問題的本質、根源,并提出積極的應對之策。
蒯轍先生還是一個年輕的改革家,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澎湃洪流中,就有其博擊潮頭的矯健身影。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初探和研究中,也留下他積極探索的健筆。蒯轍先生也成為當時少有的年輕理論思想家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正是其社會主義理論研究與探索的升華。正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所言“擱置姓資姓社爭論,一切以三個有利為標準。經濟制度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適合與不適合之別。資本主義制度中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中也有資本主義”。蒯轍先生正是深刻把握了“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精髓,積極研究社會主義的制度與法治、公平與效率;并深入探索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公平與正義,及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構成因素,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提出積極的理論佐證。進而大膽提出了中國最根本的轉型是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轉制為“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構想,并探索完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制度”的設計與建構。
筆者曾經對蒯轍先生說:“一定要堅持寫下去。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司馬遷,就是這些不求名利的執筆墨者。今天的那些散落民間的文字,未必能夠激起多少漣漪。但是,這些文字就如同浩瀚宇宙中的點點繁星,數百年激蕩之后,更顯其光華,子孫后代可以依此解讀歷史,受益匪淺。這些文字將成為散落民間的《春秋》。”
筆者更希望,蒯轍先生繼續推出力作,以回饋廣大讀者,并引起更廣泛和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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