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才是最根本問題

　　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才是最根本問題

　　——紀念“講話”發表七十周年感言

　　所謂“講話”，是指毛澤東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結論兩部分，“講話”全文于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報》正式發表。

　　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全黨范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受整風運動的影響，當時文藝界也開始整風。而對文藝整風所產生重要作用和指導意義深遠的即是“講話”的產生。其宗旨在于解決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發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諸如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問題、歌頌和暴露的問題等等。“講話”對上述問題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決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明確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熟悉工農兵，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講話”總結了五四以后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

　　這就引出了一個實質無法回避的問題，究竟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標志著新文學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文藝新時期的開始。許多作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和反映偉大的革命斗爭方面獲得了新成就，在文學的民族化、群眾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現了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競的《漳河水》，孫犁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國統區，黨領導下的進步文藝界團結廣大作家，亦發揮了重大戰斗作用。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蕪、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的戲劇創作，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我們知道，“講話”發表后，曾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支新文化大軍的文化創作和社會宣傳都起到了意義深遠的作用，也為中國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以及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無不帶來極其廣泛而意義深刻的積極作用。為什么要專門召開一個座談會?毛澤東對此曾談過他當時的思路：黨中央關于知識分子的政策已經有了，但是對于文學藝術工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很好的決定。要讓文藝家與在黨政軍經工作的同志結合，否則，總是格格不入。毛澤東認為，最近(1942年)一個時期，某些文章和作品，對一些事情不滿意，提出一些意見，是對的。因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某些文章作品沒有弄好，是屬于部分的性質，不難解決。嚴重的問題是，有的文藝家離徹底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達到革命性、黨性與藝術工作的完全統一還差得很遠，不破除他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讓它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他們最基本的問題，是文藝要不要為工農大眾服務……

　　在時值“講話”發表七十周年的今天，人民日報、新華網等媒體都對此發表了紀念文章，央視還同時播有紀念的相關節目。但看其所謂紀念文章，不過是例行的官樣文字。因為“特別是”社會諸多領域客觀存在顯現的諸多情況，倘以“講話”倡議、要求來作對照，早已面目全非、離題萬里。

　　我們不妨單從文藝來衡量，即能得出墮落與背叛的定義。

　　有以下問題我們不能不承認，也必須現實面對：

　　文藝反映社會具體現象;

　　文藝影響社會演變方向;

　　文藝引領社會發展方向;

　　文藝決定社會最終走向。

　　三十多年之前，當“特別是”開始實施，伴隨而至的是社會文化的演變先聲。人們知道，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即是演變與背叛的沖鋒號角。一種事物將要實施或是演變為事實的時候，伴隨而來的必先是文化的試探先聲。無論文化還是文藝，都只不過是影響社會的藝術形式的表達，但無論怎樣的表達，或是怎樣的遮掩，其實都無法改變其具有鮮明階級性的事物本質。它除過娛樂化、休閑化的欣賞意義外，最重要最不可忽視的是它的社會導向以及對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尤其不能無視，致使人們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與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必須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服務，其服務對象必須以最廣泛的工農兵為對象。必須分清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正義與邪惡。旗幟鮮明的弘揚正氣與鞭撻、揭露、抨擊邪惡，是先進的文藝、文化所必須具備的時代特征。如果刻意抹殺、取消文藝的階級性與戰斗性，而以所謂人性、純文藝性強加于上，如果從意識形態方面論，無疑是主動繳械，是任其敵對意識形態勢力滲透和占領輿論陣地的“自宮式”的昏聵之舉。

　　如果我們再由此引申到社會層面看，至今已泛濫成災的“美國鸚鵡”，西化精英，他們被資本主義觀念洗腦之后，利用“特別是”社會詭異的政治態勢，利用當權“資改”“普世”精英控制的媒輿，大肆宣揚吹捧資本主義理念與價值觀，極力污蔑與瘋狂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形成這樣局面的原因，無非是文藝宣傳的方向變了，文藝在此不是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諸多領域建設服務，不是為鞏固與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服務，更不是為占社會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服務。而是為資本主義得以在中國徹底“普世”接鬼成功，為中共最終退出政治舞臺，為極少數“特別是”權貴利益階層最大化斂取社會財富與既得利益長久化、永固化發展服務。

　　但又不能不說的是，無論某種勢力怎樣不遺余力、至死方休的瘋狂作為，即使利令智昏到以“封網”與“給人民膠帶”來表現“特別是”的自由與民主，也無法阻止社會的覺醒步伐。這里要指出的是，從“封網”與“給膠帶”中，卻又一次體現出文藝所具備的鮮明階級屬性。雖是“特別是”以來，階級這個詞被蓄意閑置和忘卻，但并不表明社會沒有階級的存在。列寧曾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0頁)

　　既然階級客觀存在，因為社會財富分配與占有的矛盾作用，由此而產生的矛盾如果無法得以及時消解，那么，導致社會激發動蕩不安的因素必然會隨之出現。這一點絕不以人為意志而發生轉移。無可否認，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發展才是避免此類矛盾激化、爆發的合理化發展道路。于是，又引回到“講話”所指出的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只有文藝為滿足社會最大多數人民利益服務，為堅持中共正確領導，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發展服務，才是文藝的最佳歸宿。也是保證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所以我們認為，大量影視節目以才子佳人、帝王將相面目出現，文化與意識形態方面以“資化”“西化”“普世化”為導向，是極為不正常的現象。值此紀念“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之際，對照檢討“特別是”三十年的文藝發展道路，以使文藝發展方向回歸正確路線，為旗幟鮮明堅持共產黨正確領導，為回歸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發展道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為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務，而不是為“特別是”社會客觀形成的剝削壓迫者服務，更不是為境外陰謀勢力與國內漢奸、第五縱隊合謀“顏色”“普世”中國的目的實現服務!

　　2012年05月21日“新華網”發表文章“回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

　　http://news.sina.com.cn/c/2012-05-21/121324450936.shtml

　　雖然不能認同文中對“特別是”私有化改革以來所謂“文化自強”與“文化強國”的業績吹捧，呵呵，文中竟而能以“從北京奧運開幕式上的‘水墨’印象到上海世博園區的‘棋盤’規劃，從榮登世界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琴、昆曲到遍布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孔子學院……”等等表示“中國文化正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但有句話還是值得肯定。權以此為文章收尾：

　　“一個民族，唯其擁有振奮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堅定的意志，才能凝聚力量、成就偉業，也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環顧當下，面對風云變幻的時代潮涌，我們必須煥發文化的力量，激活熔鑄于我們血脈中的優秀文化基因。展望未來，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更要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強，用文化的力量傳承民族血脈，建設精神家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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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文藝 服務 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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