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平民百姓解讀歷史總是按照教科書的編排,或者文人墨客的遐想,把一部古代史復雜化。只有到了毛澤東時代,才有了一個人,明確告訴大眾,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在本質上與帝王將相無關。諸葛亮在盛名之下。也承擔不了歷史責任,阿斗在“無能無才”的非議聲中,與歷史真相不能契合。但這一切都無關弘旨,因為書寫歷史的,是不記名的百姓。
從周朝開始和強化的“封土建國”和封建禮教,只是暫時緩和了社會矛盾,盡管有孔老夫子站出來,用君臣父子的說教用克己復禮想象力,想建立一個“崇高美好”的等級森嚴社會,但一切都是徒勞和虛幻的,所以毛澤東戲稱為孔家老二。
從漢代起始,用“家天下”的“封土建國”取代周以前的稍微“溫和”的“封土建國”,也仍然限制不住社會動蕩、改朝換代的發生,根本原因是平民百姓仍然處于被奴役的地位,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外部入侵,崩盤就會隨之發生。
用現代的政治經濟學新視角來觀察,人民普遍處于被奴役地位,意味著資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一個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經濟,必定會演變為畸形社會,不斷用“改朝換代”的簡單重復,來暫時化解社會危機。
恰恰是“市場”、恰恰是隱藏并不深的“市場”,每每起到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
正面的例子有陶朱公。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越國”。在政治使命中斷以后,在他“退休”以后,用凈空大和尚的故事語言就是三聚三散。三次從零始把做生意賺到的財富散播給平民百姓。至今,丁蜀鎮還帶有他磨不滅的印記:與其說是帶有他個人的符號,不如確切說,中國歷史的發展,帶有強烈的“市場經濟”標識和軌跡。另外,如果馬克思知道中國古代有一個范氏“名角兒”,肯定封他為早期“共產主義”急先鋒。
反面的例子有呂不韋,他用商人的“強大”,扶持了一代君王父子,最后也相當于被演義在自己手中的財富,由扶持起來的“貴二代”賜死,一場個人悲劇,也是時代鬧劇。
秦王贏政的諫臣說老板既無名、也無實。有名無實的是耕者農民,有實無名者為天下之商人。是的,在靠天吃飯的年代,“重農主義”是唯一選項。而強大的交易動力,又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二出口,即使你給他不同顏色的襪子穿,他也不在乎。
市場是什么?市場本身也是“中性”的概念。當在出現“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后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站在百姓一邊,并且表示“這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他是站在他的知識和道德體系里來解讀這個世界。如果你能部分同意霍金的觀點、或者說認可他理論的合理內核,就可以理解斯蒂格里茨。也許斯蒂格里茨擁有他的導師學術上對手加爾布雷思那樣卓越的社會人文眼光,的確在西方經濟學界獨樹一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經過17年的調整,已經打下一個不錯的基礎。盡管由于之前部分要人的“不作為”或“反作為”,釀成歷史性悲劇。但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幾千年封建文化和惰性必然的結果,或者說必然的過程,就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建黨歷史過程中的一切匪夷所思事件那樣,有它“歷史的合理性”,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當歷史再一次重提“市場”時,這個“市場”已經與封土建國時代的市場大相徑庭,也跟西方社會所謂的“市場經濟”,概念有本質不同,或者說有大前提的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賦予民眾不可剝奪的憲法權利。這在世界上的所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是完全或絕對沒有的。基于憲法條款,中國的“市場經濟”,可以簡單解讀為“人民主權經濟”。
迄今世界上,任何社會都不能阻擋“交易的沖動”或者說“交易的需求”。以會過日子、善于經營彪炳于世界的中華民族,“做買賣”、創造市場需求的天賦在歷史上和當今世界各地得到證明。問題的根本在于,“交易的沖動”或“交易的需求”本身,就是對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強有力挑戰。而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根本原因就是,財富的分肥手段畸形、財富運用的手段也畸形。財富僅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如果解決好人民的主權地位,也就是明晰出人民的財產權利、政治權利,解決了財富的分肥和財富運用的前提。真實的市場狀況就會較完美表現出來。
而當前在世界各地,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最外在表現就是物價飛漲,人民沒有安全感,社會行走在動亂邊緣或者干脆就在其中。如果有真的改和開,就不會產生類似于封建社會封土建國那樣愚蠢的作為:在俄羅斯發生的是,之初人民財產瞬間轉移,制造了世界第二大富豪群體。在南邊則是,財富被漂亮地轉移到“權貴們”手中,制造了數不清的裸體富,而且還在繼續培育著官僚貴族。在名義上共有的財產不在其名下,開銷起來,比民營工商業者還要夸張和無度:借口無非是,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反正是“國家”的。
如果“全民所有制”企業明晰了產權、明確了不記名大眾的所有權,大眾得到了投票和監督權,民眾得到實惠,也就不會再糾纏于“資本家”的概念。民眾耿耿于懷的,本質上不是對“民營企業家”的不滿。而是由于,憲法條款沒有得到有效落實,而產生的嚴重后果:天底下最大的“民營”企業,事實上不在民眾的有效掌控之中,許多情況下變成了少數假“代理人”牟利的工具。當然,許多有道德的人不會這樣做,否則今天的情形肯定已經不可收拾。
要矯枉過正,要實施“真改革”、和“創新式的開放”,要做許多事情,譬如,有人評價香港“回歸”后的有限“進步”就靠中央政府簡單放水。而且我更認為,香港簡單的外匯盯死機制,就如同是美元綠鈔的代用券。一個地區經濟,在不覺當中,被各種矛盾的暗中較量抽成真空了。大眾最終成了犧牲品。而內地,不真實的匯率,遠離按購買力平價可以計算出的真實匯率,一個國家的財富,也實際上在作出可怕轉移。高企的物價只是間接表現了這個無情過程的存在。
但是,最首要的是,要解決人民主權問題,“股東利益第一”是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還能運轉到今天的一個并不過時的原則,您總不能倒退到封建時代吧!解決了人民主權,“左派”們也就不必嘲笑所謂“吳市場”了,因為一個強有力的經濟,意味著小政府、大社會的經濟。一個強有力的經濟,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市場經濟”,或者說“人民主權經濟”和人民創造性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經濟。
“市場經濟”,就是毛澤東主張,人民創造歷史的大經濟。
假招子,最好扔進歷史垃圾堆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