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的“市場邏輯”是邏輯混亂的

張維迎是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到處兜售他的“市場邏輯”。這種靠說一些駭人聽聞、觸碰“紅線”的雷人語句來嘩眾取寵的招搖撞騙者太多了，所以我一直懶得去研究他的高論。不過，最近看了別人整理的張維迎在北大的演講稿，讓我感到還是說幾句為好，因為張維迎教授越來越口無遮攔，越來越不靠譜，越來越下道，現在竟然面向學生也信馬由韁、信口雌黃，有誤人子弟之嫌。所以，這里要剖析一下張教授的種種謬論，以求挽回一些對學生的不良影響。

一個嚴謹的學者，無論他的觀點、立場如何，都不應當向受眾傳播錯誤的信息，尤其不能違背邏輯原則和科學事實。但張教授的這個演講恰恰就是為了鼓吹“市場邏輯”而不顧邏輯和事實。學生是抱著學知識的態度來聽你的講座的，可是你卻把錯誤的知識傳給學生。張維迎教授，你應當好好反思一下：這樣做對得起誰？

下面我就指出張教授在這個講座中的一些錯誤，主要是一些不能容忍的低級錯誤。至于觀點的錯誤，我盡量不涉及。

1、技術進步速度與人均收入　　

張維迎演講的第一部分就有許多荒謬的“邏輯”。他說：“技術進步非常重要，沒有技術進步，我們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在上萬年的農業文明時代，世界技術進步的速度年平均不超過0.05%，這意味著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張教授真是有才，竟然能由技術進步的速度不超過0.05%，推出人均收入1500年才能翻一番！張教授應當給學生們交代一下把技術進步的速度與人均收入關聯起來的“邏輯”。

我能夠體會到張維迎教授的潛臺詞：在上萬年的農業文明時代，由于人類沒有發明張教授所說的“市場邏輯”，結果是技術進步非常緩慢。但是，張教授應當能夠理解這樣的道理：最后一口飯飽人是因為之前你已經吃了足夠多的飯。技術，在歷史上是加速進步的。沒有上萬年的農業文明時代的緩慢的技術進步，就不可能有近200年技術的突飛猛進的進步。張的市場邏輯與上萬年的緩慢技術進步，究竟孰先孰后？這涉及歷史觀的基本問題，考慮到張教授是個歷史唯心論者，我就不與他細掰扯了。

2、市場邏輯與強盜邏輯　　

張維迎演講的第二部分講人類追求幸福的兩個邏輯。他說：“從人的本性講，人類是追求幸福的動物，人類追求幸福有什么辦法呢？我歸納大體只有兩種辦法：第一，通過使別人變得不幸福，自己變得幸福，我叫它強盜邏輯。第二，通過使別人幸福，自己變得幸福，這叫市場邏輯。”

張教授的“市場邏輯”怎么能與“強盜邏輯”形成對立呢？如果市場邏輯是創造財富的邏輯，則強盜邏輯也應當是；如果強盜邏輯是財富分配的格局，則市場邏輯也應當是。兩種不同的創造財富的邏輯或兩種不同的財富分配格局，才能形成對立。把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邏輯”當成對子，看起來就很沒有邏輯。

張維迎說：“美國人在他們國內使用的基本是市場邏輯，在國際上則經常用強盜邏輯。”真是難為張教授，還要違心地批評一下美國在國際上的強盜邏輯。可是，張教授的真正用意還是批評中國國內的“強盜邏輯”。他說：“我們國家在國內和國際上用的什么邏輯呢？國內的強盜邏輯仍然很多，國際上我們沒有能力使用強盜邏輯，但我們有些思維方式是強盜邏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在走向市場邏輯，但是我們仍然有好多不令人滿意的地方，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好多仍然是強盜邏輯。”看來，張教授對中國批評的嚴厲程度遠高于對美國的批評。大家可以對比一下：張教授基本肯定美國的國內市場邏輯，溫和地批評了美國的國際上的強盜邏輯（但有情可原，因為美國有這個能力）；張教授對中國的國內的“強盜邏輯”非常厭惡，認為有“好多”，對中國的國際的邏輯沒做出判斷，但認為“有些思維方式”是需要批評的強盜邏輯。經過這么一對比，我們就知道張教授想說什么了：在美國的現實版的強盜邏輯面前，中國人民只能心服口服（只有口服不行）地稱臣，任何想反抗的想法（更不用說行動）都是“強盜邏輯”；在國內的問題上，必須向美國看齊，否則就是強盜邏輯。

3、企業家為那些“人民”服務　　

張教授在演講的第四部分講市場經濟，所有論述就是要把市場經濟中的企業說成是不喊口號就“為人民服務”的。在這方面，張教授可謂是煞費苦心，極盡詭辯之能事。他的論證“邏輯”大致是這樣：

 “企業家就是伺候人的人，就是如何讓客戶舒服。”

“過去歷朝歷代，都是普通人伺候聰明人、有權有勢的人。只有到市場經濟以后，才變成聰明的人伺候普通人、相對笨的人。”

“市場經濟受惠最多的是誰？普通大眾。人類過去200年進步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達官貴人。”

“所有的政府都會說‘為人民’，但即使不為人民服務，它也有收入。”

這位有才的張教授所說的，我過去是聞所未聞。到底是誰養活誰？這個問題連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也都早有結論。企業家無非就是資本家，就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資料所有者通常并不自己去生產任何商品，在社會化大生產或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如此。“伺候人的人”通常是沒有生產資料的人。這種道理還用得著再講一遍嗎？張教授關于誰伺候誰的理論，完全是潑婦式的胡攪蠻纏。

關于普通大眾在市場經濟中受惠最多的高論，不知張教授有什么數據材料。從工業革命至今的200多年中，普通大眾所得幾何？不那么普通的非大眾其財富又翻了幾番？或者，喬布斯的財富在短短幾年中翻了幾番？iPhone生產線上的普通員工的財富在相同時間內又翻了幾番？作為經濟學家的張教授比我會算數，你還是自己算吧。

為了說明普通大眾是市場經濟的最大受益者，張教授舉了一個例子：發明電以后，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皇帝，因為皇宮里可以放上千個燭臺，而普通大眾的照明條件卻是從無到“可以跟國家元首達到平等”。我這樣回答張教授：首先，電的發明與火的發明一樣，與市場經濟沒有直接關系。第二，按照張教授推崇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在第四部分就說這個概念），普通大眾賺錢不容易，對于電這種商品的支付意愿遠遠低于達官貴人的，因而得到的消費者剩余少于達官貴人的；電的最大受益者應當是賺錢最容易的人或得到消費者剩余最多的人，于是，電的最大受益者是達官貴人，而不是普通大眾。

張教授所說的“為人民服務”，是對作為黨的宗旨的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調侃和濫用。在市場經濟中，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上的商品只服務于消費者，而消費者是有相應支付能力的群體。企業家任志強說了這樣一句大實話：“我的房子不是給窮人造的。”任總為什么不給窮人造房子呢？因為他的企業所造的房子，只有那些富人有相應的支付能力。根據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來定義的消費者，與人民不是同一個概念。那些買不起任總們的房子的人，絕大多數屬于人民的范疇。同理，享受了iPhone的消費者群體也與人民這個范疇不完全重合。

還有，為人民服務中的服務，也與張教授的“服務”不是一個概念。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不講經濟回報，完全是為了實現一種社會狀態。比如，對于那些不會勞動的人，黨和國家要培訓他；對于無勞動能力的人，黨和國家要保障他的生活；對于不肯勞動的人，黨和國家就要教育他，讓他樹立勞動光榮的觀念。這種服務的結果使得社會不斷接近理想狀態。企業為消費者服務是一種交換行為，只要消費者接受了服務，企業就得到了回報。企業是為了獲得利潤才提供“服務”的。

關于政府的收入，張教授其實是影射我國的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張教授應該是通情達理之人，政府收稅這種天經地義的事咱們就不必再討論了吧？你所贊賞的美國政府不也收稅嗎？至于政府收稅都做什么了，我們可以去查政府的預算和決算。僅就溫家寶總理當家的這些年，政府支出就有城鄉社會養老保險、低保、醫療保險和新“農合”、減免農業稅、教育投入增加至GDP的4%等等新增加的支出。你總不能不顧這些事實吧？我們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政府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張教授作為經濟學家、特別是喝過洋墨水的經濟學家，不應當比我們的理解差呀！如果沒有政府，僅僅靠你的“市場邏輯”，怎么可能解決上述這些問題呢？

4、市場競爭、價值與價格　　

張維迎在其演講的第四部分討論了微觀經濟學的幾個概念：價值、價格、消費者剩余。他要達到的結論是：市場競爭的核心就是看誰創造的消費者剩余多，誰能讓消費者更幸福。這里，張教授在含沙射影地批評國有大型企業的壟斷。

所謂消費者剩余，就是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減去消費者的實際支付量。消費者剩余衡量了消費者自己感覺到所獲得的額外利益。張教授的的定義是：“給定一種產品，一個人對它愿意支付的最大價值就是它的總價值。”“總價值減去價格，在經濟學上叫消費者剩余。消費者剩余越大，消費者得到的幸福越多。”于是，張教授把價值定義成了支付意愿，從而價值是主觀的。這時，張教授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指責道：“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上講價值是客觀的，這是不對的。”我勸張教授再仔細讀一讀經濟學教科書，看看那里所說的客觀價值是怎么定義的。此價值非彼價值。如果人家把客觀價值定義為客觀的，就沒有什么不對；倒是你把兩個概念混在一起才是不對的。

關于國有大型企業，張教授批評說：“我們現在的一些壟斷性企業，好比石油、電信、銀行，因為有法定的壟斷地位，所以就大量剝奪消費者剩余。”這里，讓張教授感到忿忿不平是這些企業把“屬于消費者剩余的東西”，“變成了企業的利潤”。所以，張教授詛咒地說，“一個壟斷企業的盈利不一定對社會是好事”，“因為它是一種強盜邏輯，是一種轉移支付”。張教授反對兩件事：一是壟斷，一是轉移支付。可是，反對的理由卻非常牽強——剝奪了消費者剩余。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參照系，如果國有企業的產品價格過高，那它的利潤就多，從而在二次分配時就可以為全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如果國有企業的產品價格過低，那它就沒有剝奪消費者剩余，而是為消費者帶來了更多的剩余。這怎么就成了“強盜邏輯”呢？

5、市場、創新與人類幸福　　

張維迎演講的第5、6、7部分，構造了一個“市場邏輯烏托邦”，好像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都可以由市場邏輯來解決。且看張教授是怎么美化“市場邏輯”的：

 “市場的發展就是讓人類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所以你怎么理解人性，理解人對真善美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么過去兩百年發展這么快呢？就是在市場邏輯的推動下，企業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夠生存。而人類過去的歷史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強盜邏輯下，技術進步并不重要。”

“這樣，一個企業要在市場上生存，企業內部必須建立很好的監督和激勵制度，保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得到消費者的信任。這就是現在市場的運作方式。”

“我們希望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信任，但是我要告訴你，沒有財產制度，沒有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包括有形資產、無形資產，我們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任。”

張教授推崇的市場是如此地美好，由不得你不動心。你瞧，“市場邏輯”推動企業不斷創新，進而給人們帶來快樂和滿足；市場發展讓人類更幸福，讓人有了真善美的追求；“市場邏輯”還能順使得社會變得越來越信任，從而也就提升了道德水準。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道德的難題，僅僅一個“市場邏輯”就將它們解決得干干凈凈！總之，只要有了張教授的“市場邏輯”，從此人類就不再需要什么思想家，是人類思想史的終結。這么有才的張教授僅僅被當做一個經濟學家，顯然是屈才了。應當把他當做普度眾生的“救世主”，至少也是開辟天地的當代“盤古”！

我這個愚笨之人對“市場邏輯”很不托底，于是，還要問問張教授：你的“市場邏輯”，除了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還是些什么？“市場邏輯”究竟有些什么功用？我的懷疑源于下面幾點考慮：

第一，市場給人類帶來的“幸福”應當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比如在龐巴維克那里，是由效用和稀缺性定義的。這種“幸福”，僅僅是個體的人對某種物品的感受狀況。對人類有終極關懷的思想家所說的幸福，是一種社會狀態，用張教授的話說，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充分得到滿足的社會狀態，屬于社會學乃至哲學概念。這種兩種幸福概念的差別是如此地明顯，通常是不會被混淆的。稍有理智的人都會明白，一個人覺得某件物品很有效用和非常稀缺的，從而擁有這件物品時感到非常滿足或幸福，這與對真善美的追求沒有什么關系。可是，張教授偏偏把這兩個不同概念當做一個概念來使用。張維迎教授非常偏執，以至對“市場邏輯”走火入魔了：什么好事都要貼上“市場邏輯”這塊狗皮膏藥，從經濟學一直貼到了哲學。

第二，盡管“美國人在他們國內使用的基本是市場邏輯”，是世界各國踐行“市場邏輯”的樣板，可是美國還是出了許多不能算作“美”的狀況。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源地是美國，美國今天的失業率還是接近10%，美國有幾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麥道夫騙局，等等，這些狀況都與“市場邏輯”相聯系，都算不上什么好事。

第三，關于信任來自企業內部的監督和激勵制度，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邏輯。按照這個莫名其妙的邏輯，該怎么處理市場上的不端行為呢？“我們用什么辦法懲罰？我們不買了，你騙我一次我以后不買你東西了，這就行了。”“如果麥當勞賣了過期的牛肉，我們報紙上一登。它名聲壞了，以后它的生意就大大降低。”虧了張教授還記得有個報紙，但那已經不是企業內部的監督和激勵制度了。

張教授的邏輯不過是說：這次你騙了我，讓我損失慘重（比如麥當勞的過期牛肉損害了我的健康），下一次我就不再買你的東西了；于是，麥當勞還可以繼續把過期的牛肉賣給不知情的人，只要有人買；等到所有的人都吃過這個虧以后，這家麥當勞就自然倒閉了，或者換個地方再賣過期牛肉。這是地球人的邏輯嗎？我就沒聽說有這樣的神話國度，即使是美國也不是這樣做的。

那美國又是怎么做的呢？對于史上最大金融欺詐案主犯麥道夫，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判處他150年監禁（其實比死刑還殘酷），剝奪了他名下所有財產的所持權利。這絕對不是“企業內部的監督和激勵制度”作出的判決！也就是說，保證市場秩序的規則是由市場之外的權力部門來制定和執行的，盡管張教授把這斥為“強盜邏輯”。我們信任的是國家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企業的自律。同理，吳英搞金融詐騙，她就要負法律責任。僅僅靠沒有人買她的企業的產品，就制止不了這種惡行。可是，張維迎教授不這么看。他認為，讓吳英承擔法律責任，就是沒有“市場邏輯”的表現，說明中國距離市場經濟還有至少200年！（張教授還算是嘴上留德，要不然把我們打回到2萬年前就只能住山洞了）按照張教授的邏輯，美國也比中國強不了多少，因為麥道夫與他的詐騙對象之間也有一紙合同，也是周瑜打黃蓋。看來，張教授的“市場邏輯”有些曲高和寡，不太適合人間，或者，“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6、中國的計劃經濟與經濟體制改革　　

張維迎演講的最后兩個部分是關于中國的改革的。在這個部分，張教授的信口開河到了無以復加的最高程度。

張維迎教授說：“中國的改革從計劃經濟開始。計劃經濟是典型的強盜邏輯。比如說，農民自己養一只雞，下了雞蛋，自己不能吃，要交給供銷社，然后賣給城里人。我不想賣，不行，如果再不賣，那就把你抓起來。這就是強盜邏輯。”基于對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這種理解，張教授就把所有的壞事（大都是子虛烏有的）都加到了計劃經濟的頭上。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怎么能把這樣的不科學的態度、不理智的情緒帶給天真無邪的學生呢？

先來說說計劃經濟時代的雞蛋問題吧。我們這些經過了計劃經濟時代的人，并沒有見過農民養雞卻不能吃雞蛋的現象。因養雞又不把雞蛋賣給供銷社而被抓起來入刑的事例，我真的沒聽說過，更沒見過。我經歷過的事情是這樣：那時不僅農民養雞，城里人也有養雞的；雞蛋可以賣給供銷社（城里人是賣給土產公司），也可以自己到自由市場上去賣，當然更可以自己吃。城里的“魚菜部”（就是專門賣蔬菜、魚肉等農產品的國營商店）賣雞蛋比較便宜，但要憑票；自由市場上賣的雞蛋要貴一些，但不用憑票。不僅如此，還可以直接到農民家里去買，價格要比市場便宜。張教授說的不許農民吃雞蛋的現象我沒看見過，如果張教授能提供調查數據，比如因私自吃雞蛋有多少人被抓，我還是肯于承認的。

接著來談談計劃經濟的價格問題。張教授說：“計劃經濟下，價格是一種稅收，想給你定高就給你定高了，想給你定低就給你定低了。所以你根本沒有選擇的自由。”計劃經濟是“指令性”的，產品定價當然也是“指令性”的。因此，一般說來，張教授的這段話是真的。但是，張教授把這就叫做“強盜邏輯”，并認為“比偷還嚴重”，我就不接受。美國到今天也有政府定價、政府干預價格等機制。為什么美國的就是“市場邏輯”而中國的就是“強盜邏輯”呢？在價格形成機制方面，究竟是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這要看能否調動生產的積極性，能否解放生產力。我國建國后30年內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要“搶劫”誰，而是要消除剝削和貧富差距，要讓所有的人都有飯吃。如果在建國之初就搞張教授的“市場邏輯”，哪里還會有人民共和國？

再看看計劃經濟與權力的關系問題。張教授說道：“計劃經濟下的權力誰行使？就是當官的”，“計劃經濟的‘競爭’很激烈，但是競爭什么？競爭職位。競爭職位的最好辦法，就是想辦法把別人踹下去。所以它是強盜式的，它不創造價值”。這里，張教授不是在比較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優劣，而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組織原則的謾罵。請問張維迎，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與當官的競爭職位有什么關系？計劃經濟不是沒有缺點，但不是張教授所說的官員不創造價值。

最后講講計劃經濟下的法與理的關系。張教授有一個說法，即“劃經濟體制下一般是合理的都不合法，合法的都不合理，這就是我們開始改革時的基本狀態”，“所以一個人只要循規蹈矩，‘遵紀守法’，即便他的所作所為對這個社會造成巨大的災難，也沒人追究他的責任。反過來說，你要給社會做點貢獻，給人民帶點幸福，那基本是不合法的，所以就把你抓起來。”張教授把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描繪成了白色恐怖，其實還是對我國現行的根本制度的污蔑和謾罵。實際的情況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廣大的人民群眾都為國家建設和社會進步作出了自己貢獻，不僅沒有被抓起來，還受到了全社會的尊重，其中的優秀分子還被給予很高的政治榮譽，比如李四光、王進喜等。假如真像張教授所說，中國要抓多少人啊！張教授本人是不是為社會做貢獻的人？如果是，政府就沒抓你呀；如果不是，那你不成了混吃混喝的二混子？

    總之，張維迎教授對“兩個邏輯”的論述是邏輯混亂的，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評價都是不顧事實的、不公正的。張教授的這種不公正和邏輯混亂，來自他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仇恨。他的這些言論對于社會主義的改革事業是有害的。因此，本文希望引起讀者注意，要深入揭露張維迎教授的錯誤，以防止他的有害言論干擾了改革進程。

張維迎：計劃經濟就是"強盜邏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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