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他們，還有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在做著同樣的夢。《窮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是他們的偶像，那些跟隨導師達到了“不勞而獲”境界的人，是他們的人生楷模。他們出沒在一個又一個財富沙龍上，在財富大師們的帶領下喊著“我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口號，給自己灌輸意念的力量，創造出一種詭異的氣氛，像是某種邪教。是的，我覺得稱之為“金錢邪教”并非過分。
這樣的人當然不只在英國能看到，我們身邊也有很多。如果我們還認可勞動是財富的源泉這個樸素的道理，這些人就是一群以寄生蟲的生活方式為最高理想的人，是值得鄙夷的。
但是，這種“寄生理想”要是以另外一套話語包裝起來，立馬可以顯得很莊重，比如“消極收入”，比如理財，比如財產性收入、租金、股息等等。
這種鮮明的差異來自對同一事物不同的闡釋方式。現代經濟學對人性做出了自私自利的假定，而且為人的自私自利編織了合理性，人人只為自己，社會效用就會最大化。這種觀念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于不限于經濟生活領域，而是向一切領域延伸。
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利他精神失去了道德上的感召力和存在的社會基礎，重新提倡學雷鋒可以理解。但是，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哪種取向更有利于公共福利的增加，存在著探討的空間。
汶川大地震后的慘象一直盤旋在我的頭腦中，讓我們用災難剛剛發生后的情形做一個假設。地震過后，幸存的人有兩個選擇：趕回自己家去救被掩埋在廢墟下的親人；就近去救陌生人。如果這是一個利他精神占絕對主導的社會，每個幸存者都原地展開救援，那么社會總效益會更高。道理很簡單，救援越早，希望越大，每個人都往自己家里趕會耽誤寶貴的時間。
但一個難以破解的悖論是，一個具有雷鋒式道德水準的人去救陌生人，如何可以確信其他人也可以以同樣的態度去救援自己的親人？利他精神的存在需要整體氛圍的支持，否則就難以為繼，在自利與利他之間，同樣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困境。
地震這樣的極端現象是少有發生的，在這種情形下可以被證明為好的純粹利他精神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顧好自己，的確足夠創設一個和諧安樂的環境，但不能缺少利他精神的中和。不好的不是自利，而是自利的極端化。
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必然導致以他人的付出為代價滿足自己的欲求，那些憧憬著不用勞作只需享受生活的人的夢想，只能建立在他人被剝奪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這種邏輯再推演下去，就是嚴酷的等級制度，或者當今世界上這種財富和權力極度分化的社會形態。
社會極度分化意味著不穩定，意味著動蕩的可能。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平等取向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有作用，也有局限，比如福利制度能保障弱者的生存，卻不能給予弱者尊嚴，與其說福利制度催生了懶漢，不如說摧垮了一部分人的信心。
要實現一個更好的社會，也需要改造人的思維方式，既非鼓吹極端的利他，也不能將自利無限地美化。至少使這樣一種理念成為主流：人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勞動是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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