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有企業改革主要包括國有資產的產權改革和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改革。國企產權改革的最終目標如果是改變國有資產的屬性,導致國企的退出和私有化,這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政體。所謂“改到難處是產權,改到痛處是人員”就是繞不開的問題,這條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走不通。而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改革則要在國有資產經營發展戰略和國家戰略的指導下穩步推進,改革路徑是在國有資產的所有人——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與國有企業之間設一道“墻”。這道“墻”就是作為國有資產出資人的五至七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按照商業原則和市場規律,實行市場化經營。國有企業在市場化改革中,應更多的關注職工的利益,這對資源型國有企業和金融型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降低改革成本和風險具有普遍意義。它將決定國家戰略的成敗,決定中國模式的走向。
4月2日 ,在“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的“新興經濟體:結構調整與認識誤區”論壇上,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邵寧表達了對國企改革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切斷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財務關系,切斷補貼渠道。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另外一個方面是使國有企業徹底的市場化。邵寧特別指出,中國有5000戶國有大中型的困難企業破產,如果有政府補貼,誰會有興趣去做這個破產?現在中小企業的層面已經沒有國有企業了。中央大型企業60%以上的凈資產都已經進入上市公司了,國企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方有時候會有一些想法,這可能是美國離中國太遠了。如果了解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情況,美國對中方的看法會有很大的變化。邵寧說的是實情,但中國國企改革不僅要讓某一西方國家看的清楚,更需要讓億萬中國人民看得清楚: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增強公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
一、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要選準著力點
“十二五期間,中央企業的數量將減少至30-50家”,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在 “十二五經濟形勢展望高峰論壇”上說。這30-50家央企要具備三個要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成為國際知名品牌、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曾幾何時,央企由300多家減少至現在的123家,還要減少至30-50家。怎么減少?大方向是產權制度改革,還是市場化經營改革?是合并重組,還是“婆婆”拉郎配?對此,國資委作為代表國家監管國有資產經營的,應該是由全國人大授權的管理部門,無權作出決斷,只能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上報方案,由全國人大做出決策。
當下,中國經濟出現了匪夷所思的亂象。民間游資像出籠的猛獸,分別在股市、房市,在農產品市場,在收藏市場,掀起一個個價格狂飆的浪潮,炒股票,炒房產,炒大蒜、辣椒、綠豆、蘋果、大蔥,炒沉香,炒得人心惶惶,炒得全民心急火燎。外匯管理局手握數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一會兒買美國國債,一會兒買日本國債,買希臘、西班牙國債,買歐債,資金投向看不出戰略方向,成了送人情,拉關系、講條件的政治籌碼。導致這種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經濟高速發展時,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止步不前,在走出去中缺乏國家戰略的指引,使外匯儲備、民間資本成了無頭的蒼蠅。而在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中,新加坡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淡馬錫),卻創造了世界國有企業經營的盈利模式,在新加坡實現了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完成戰略撤資,向民間資本出讓股權,為淡馬錫籌集了大量資金。從2002年開始,淡馬錫大手筆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戰略投資,配置資源,有效地為國家外匯儲備和民間資本的資金投向找到了出路。淡馬錫把新興市場國家作為投資首選,大幅度增加在亞洲三大快速增長區域的投資。包括中國及東亞地區、印度及南亞地區、東南亞地區,成為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油的戰略投資者。中國國企改革也要從戰略上統籌兼顧,找準市場化經營這個著力點。
二、 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名副其實
2003年3月,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一掛牌,馬上組織人馬到新加坡的國有控股公司淡馬錫學習考察,但并沒學到真經。在近十年的改革歷程中,無論是相關法律,還是國資委內部的文件與講話精神,更多地是強調其對所屬企業的出資人身份,而忽視了全國國有資產統一規劃布局的監管者地位。國資委在熱衷于與國有獨資集團公司和國有資本經營公司爭奪國有出資企業出資人地位的同時,卻使全國國有資產統一監管者缺位了。
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戰略布局和掌控國有資本的經營預算是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核心內容。根據這個目標建立了“國家所有,分級管理,授權經營,分工監督”的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體制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只有將國資經營預算權拿到手中,全國國有資產的統一監管者格局才能形成。但在《國資法》制定期間,國資委忽視資本經營預算權,致使國資預算由財政部納入政府公共預算統一向人大匯報,這引發了理論和實踐中的眾多問題:國資預算是指國家憑借出資人地位取得投資收益和資產轉入收益,包括國家出資企業上繳的利潤、國有股份紅利收益、國有資本產權轉讓收益等,并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準則和根據國有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控制力考慮,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關鍵行業的資本經營性預算,側重營利性。而公共預算是指國家以社會管理者身份向社會各經濟主體征收的稅收取得收益,主要用于社會公共支出,側重公益性,不以營利性為基礎。國資經營預算通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再籌資的循環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國資預算的法理基礎是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及其派生出來的收益索取和支配權(私權利),國資預算屬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體現國家的國有資本所有者職能。公共預算通過收繳——運用——再收繳的循環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追求社會福利目標。公共預算的法理基礎是國家公共權力及其派生出來的對國民經濟收入的分配權(公權力),公共預算屬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底色,體現了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國資預算管理的對象是國有資本收益,而收益是出資人的三項基本權利之一,屬于私權利;政府公共預算管理的對象是稅收收入,是國家憑借行政權力征收的,屬于公權力。私權利和公權力的法律屬性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對應國資預算與政府公共預算的管理方式也應不同。由于根本屬性的不同,國資預算一旦歸為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會產生“公私不分”的問題。
而且2009年5月實施的《國資法》賦予了多個部門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的職能,這些部門與國資委出資人地位相同。這與國資委統一監管全國范圍內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實現“國家所有,分級管理,授權經營,分工監督”的目標漸行漸遠。國資委代表國家應該是全國所有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包括現有管轄的企業,還包括金融企業、軍工企業,航空航天企業及其它中央政府部門管轄的國有企業。但國資委只行使所有人權限,依法享有所投入股份的所有權,利潤分配權,剩余財產索取權。主要負責協調涉及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相應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負責制定國有資產經營的發展戰略,人力資源戰略等。
目前,國務院國資委的監管范圍僅是100 余家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中央企業,而中央層面的其他行業如金融業以及其他80個部委下屬的5000多家營利性國家出資企業均未在其監管范圍內,將金融類國有資本和產業類國有資本截然分開,甚至在產業類國有資本內部也條塊分割,各司其責,沒有一個機構能夠全面地履行監管職能。形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有指導思想不明確,也有過于強調國資委出資人地位的問題。導致現實中人們普遍認為如果統一由國資委作為我國產業領域和金融領域里的國有資本出資人體量過大,可能導致壟斷、發生金融和產業間的系統性風險。而實際上出資人概念與所有者概念的內涵是不同的,需要在政府與企業間構造出一個出資主體,作為民事行為的終極代表,通過建立出資人制度將政府作為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與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身份分開。這也就是新加坡國有資產監管的“淡馬錫模式”。它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行使國有資產統一監管職能的國家財政部或者國資委;二是指履行直接出資人權利的“淡馬錫”或者其它國有資本經營公司。這樣才能使國資委成為名副其實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
三、“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歷史意義與局限性
“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兩個詞組。但究竟如何定義“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它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卻莫衷一是。概念性的東西,容易造成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情況。而正是有這種屬性,導致人們更多更頻繁地運用這種概念性的詞語來注釋新生事物。“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曾經是表達社會對經濟體制改革訴求的兩面旗幟。與“政企分開”相對應的是“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政資分開”相對應的則是建立健全“歸屬清晰、責權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產權制度改革。但從根本上說,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改變國有資產的屬性,導致國企的退出和私有化,這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政體。所謂“改到難處是產權,改到痛處是人員”就是繞不開的問題。這條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顯然走不通,必須停止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的產權制度改革。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完成“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目標還任重道遠。但從總體上來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實行產權制度改革已實現了厘清思路、建立模型、嚴格程序、規范運作的階段性目標,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 1984年10月20日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公有制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任務、目的規定得很明確:改革是為了“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現在,我國城市企業,包括工業、建筑業、交通業、商業和服務業的企業,已有一百多萬個,職工共達八千多萬人。僅城市工業企業提供的稅收和利潤,就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增強企業的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企業活力的源泉,在于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當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業的各項制度中得到切實的保障,他們的勞動又與自身的物質利益緊密聯系的時候,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就能充分地發揮出來。”“真正做到職工當家作主”,“以主人翁的姿態進行工作,人人關注企業的經營,人人重視企業的效益”,“必須堅決保證廣大職工和他們選出的代表參加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而偏離公有制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任務、目的的“改革”,始于1997年的“主輔分離,分拆上市,改制分流,減員增效”,源于把中國優質資源型特大企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中國移動、中國聯通拿到海外上市。一方面,石油石化產業把優良資產拿到海外上市,融入大量建設資金,上市企業輕裝上陣,體制機制創新,加上石油價格的大幅度攀升,效益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產業分成了上市企業、存續企業,把職工分成了在崗職工、內退職工、協議解除勞動合同職工,大部分職工并沒有享受到企業高速成長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遺留問題和不穩定因素。據有關資料統計,中國石油當初在美國上市融資不過29億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紅卻累計高達119億美元。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計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使人民心目中的公有制企業成了向海外資本輸送中國國家利益,對內榨取高額壟斷利潤,與民爭利的“利益集團”。
“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對國有企業而言,尤其是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的一百多家央企,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人代表,與企業的這種產權紐帶關系,追求投資回報,要求企業實現股東權益的最大化,或者表述為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等等。這又不是用“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就能簡單表述清楚的。公眾要求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不能過多地參與市場競爭行為,與民爭利。政府正是認識到了這一實質性的問題,但又不能放棄對國有資產的所有人和監護人責任,于是就成立了一個專司這項職能的國資委。有人把“國資委”和“淡馬錫”相提并論,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國資委是中國政府單列的一個專司國有資產監管的部門,應該與淡馬錫的控股股東——新加坡財政部相當。而淡馬錫只能相當于國資委下屬的一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只是國資委目前還沒有這樣一家卓越的投資控股公司而已。相比而言,中國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制度缺陷在于:一是沒有把國有資產經營發展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二是沒有從整體上把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納入到法律體系之內。
四、國有資產經營的核心是以產權為紐帶,實行市場化經營
正是因為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上存在著制度性缺陷,所以國資委的定位就會出現問題。國資委給自己的定位是管人管事, “婆婆”加“老板”。也就是把原來的“大政府”干的事,轉給了國資委這個“小政府”去干。上對中央政府,國資委是關注公共利益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場監督者。下對所轄企業,國資委是發號施令者,危機處理者和裁判者。給人的印象仍然是“政企不分”,“政資不分”。使國資委在長時間里處于政府與市場都不滿意的兩難境地。
參照淡馬錫成功經營國有資產的經驗,需要對現有的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國資委根據國家戰略和國有資產經營發展戰略的需要,把現在擁有的國有企業的股權轉投給五至七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并以國家大法的名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正式確定這些投資控股公司是享有豁免權的有限責任公司,它們成立的目的僅是持有并管理股東——國資委原有的各類投資。明確授予這些投資控股公司有權根據商業原則經營管理這些投資,實現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同時,明確規定,這些投資控股公司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由國資委提名,經過“黨管干部”的組織考察程序后,由國務院總理簽署任命狀。以提高這些職位的知名度和榮譽感、責任感。
在這個體制框架內,國資委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人權限,成為所屬五至七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東。再由這些投資控股公司按市場化、商業原則經營管理下屬投資控股、參股企業。而國資委的主要職責是協調涉及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相應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負責制定國有資產經營的發展戰略,人力資源戰略等。對直接管理的這五至七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按照出資人權限,派出股權代表、董事、監事人選。在董事會的指導下,這些公司可以根據各自的商業判斷力和靈活性來運營企業。作為控股股東,國資委不能直接干預其日常經營,但在國有企業的股權出讓、并購等重大事項上必須上報國資委進行協商決策。也就是說,國資委不能越過投資控股公司直接干預企業的正常經營管理,也不能直接對企業發號施令。國資委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重大決策的控制權,包括對企業高層經理人的任免權,重大投資決策權,收益分配的決定權,財務稽核審計和調查權等權利的行使,只能按市場化規則進行,即只能通過按股權比例參加股東會,選派董事組成董事會的方式行使權利。而把大量的、商業性和市場化的企業經營管理交給專業的投資控股公司去做,大力推進國有資產經營的市場化運作。
五、國有資產經營發展戰略要作為國家戰略
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已成為世界潮流,中國也不例外。政府要為全體公民和公眾服務,把著力點放到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上。這就要求政府逐步脫離那些自己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具體商業事務,逐步減持在一般競爭性行業中的企業股權,進而實現把大多數企業的所有權轉讓給大眾,讓全體人民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分享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但這需要在嚴密的規劃、監控和指導下循序漸進地進行,需要在10年20年的時間里完成。
同時,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需要從國內條件和國際環境上統籌規劃經濟社會發展,關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頑強的精神,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這更需要在嚴密的規劃、監控和指導之下步步為營,也需要用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完成。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國有資產經營發展戰略。它應該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惋惜的是,我們在這方面缺乏戰略安排,使我們錯失了許多戰略機遇。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來臨,大宗商品、資源性原材料價格出現大幅下降時,看不到我們以整體出擊的議價能力。傳導給大眾的只是單個企業在那里各自為政,左沖右突,往往在最后關頭而功虧一簣。
淡馬錫在1986年通過“公開售股”的方式,將新加坡航空、海皇輪船、吉寶企業等國有企業實現了民營化。通過“議價出售”的方式,將新加坡Cerebos公司、糖業公司、新加坡化工公司、新加坡食品工業、Premier飯店等行業領軍企業實現了民營化。淡馬錫在完成戰略撤資,出讓股權后,為淡馬錫籌集了大量資金。從2002年開始,淡馬錫大手筆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戰略投資,配置資源。使國有資產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得到大幅度增強。淡馬錫把新興市場國家作為投資首選,大力增加在亞洲三大快速增長區域的投資。包括中國及東亞地區、印度及南亞地區、東南亞地區。計劃將淡馬錫的投資分成三部分:1/3在新加坡, 1/3在亞洲其他地區, 1/3在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投資領域主要確定為全球網絡、物流、金融服務業、地區能源、科研機構以及各行業中的領軍企業等。截至目前,淡馬錫在亞洲地區(除日本、新加坡以外)的投資已超過了其總投資的40%。
六、戰略實施的成敗在于制度設計和管理流程再造
淡馬錫管理營運著1000億美元以上的市場資本化資金,控股、參股企業超過2000家。而每年的經營費用卻不到3000萬美元,中高層管理人員不到300人,而且網絡了許多世界級頂尖人才。當國家戰略轉移時,淡馬錫董事會提出要按商業原則運作,做積極的投資者,把戰略投資區域放在新興市場國家和高增長地區,選擇行業為全球網絡、金融服務業、交通運輸、地區能源、生命科學、科技研發機構。在國家戰略中,淡馬錫充當了一個戰略實施者的角色,而這個角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于制度設計之功和科學合理的管理流程。也就是在這種制度框架內,淡馬錫才能站在市場的第一線,迅速而果斷地做出了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經營決策。
制度也會產生生產力。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需要好的制度,需要正確導向的制度,需要長期激勵的制度。而且相對國有資產經營管理而言,好的制度設計要排列在科學技術、人才因素之前。因為有了好的制度才能吸引和留得住世界級一流的人才, 才能使科學技術迅速地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
對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體制框架來說,國資委擔負著重要的作用。國資委的定位是代表中央政府做國有資產的出資人,做大股東。大股東的職責就是往控股公司派出股東代表,組建董事會和推行一整套完善的董事會決策制度、議事規則, 收取資產紅利。為了實現股東權益的最大化和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國資委的重要任務就是在國家戰略的指導下,制定國有資產的經營發展戰略。什么時候投資,什么時候減持,往哪個地區、哪個領域投資,減持到什么程度,都必須有戰略作為指導。把那些自己不擅長的、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交給專業化的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去打理。國資委只管業績考核和提供服務,如設立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政策法規研究中心,跨國經營研究中心,國有企業高級經理人培訓服務中心等。
“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知易行難關鍵在做。要真正做到,必須有切合實際的方法。 這種方法就是在國資委與實體企業之間設一道“墻”。這道“墻”就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國資委是個由政府官員組成的機構,讓它去按市場規律對企業進行市場化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廂情愿,很難做得到。但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愿意這么做,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家企業。 這個道理在38年前新加坡財政部想通了,因此設立了淡馬錫。在18年前中國勝利油田的主要領導想明白了,設立了勝利油田東勝精攻石油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1993年6月29日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第一家吸收當地資本進入石油開發的股份制油公司在勝利油田成立。這個公司的全部家底就是年產原油10萬噸的一個小區塊。由于體制新,機制活,成立的當年就取得了成功。緊接著,勝利油田把類似的十個區塊陸陸續續地劃給了這個公司。這個公司的總經理感到,勝利油田的傳統體制對下屬公司干預過多,協調難度太大。如果這十幾個區塊都在這種體制框架下運作,很快會走回老路上去。于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石油大學等專家學者的咨詢指導下,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方案。即在勝利油田與各個區塊之間,設立一個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油田把對各個區塊的投資投給集團公司,再由集團公司投到各個區塊。在這種新的體制框架下,勝利油田的指導、干預只能到集團公司這個層面,集團公司成為樹在勝利油田和各個區塊(子分公司)之間的一道“墻”,把勝利油田對各個區塊的直接干預、指揮過濾掉了。然后,由集團公司向各個區塊派出股權代表,組建董事會、監事會。集團公司的總經理成為各個區塊的董事長。在實際運作中,集團公司的總經理辦公會就代行了各個區塊的董事會決策。集團公司對各個區塊(子、分公司)只管五件事。即子分公司經理的任免、投資決策、工資總額的核定、原油銷售和財務稽核審計。
曾名噪一時的“東勝模式”,展現給世人的是“陸上石油第一家股份制油公司”,以及驕人的經濟效益。取得成功的真實原因卻被埋沒了。原來的國家能源部,以及現在的國家能源局曾多次組織專家調研“東勝模式”,也只能是泥牛入海。似想在這么小范圍的實驗,即使再成功也會讓人不屑一顧。但是,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發展,可以產生驚人的創造力。淡馬錫是一個例證,“東勝模式”也是一個例證。在未來的發展中,希望我們不再藐視這種創造力,不再忽視我們自己的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想象力。只有這樣,才能不再錯過國有企業改革的戰略發展機遇期。
七、在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中,更多地關注職工利益
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改革要統籌兼顧,維護職工利益。國有企業的改革經歷了減員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和快速發展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改制分流,市場化運作的成功或者留下的負面效應,凸顯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統攬全局,堅持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充分考慮企業的發展沿革和歷史成因,把職工利益放在重要位置。這是因為大型國企的改革涉及到產權制度,運行機制,尤其是引入了海外資本,企業由國家獨資變為國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改革牽涉面廣,企業減員增效,改制分流的職工眾多,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在企業特色管理模式的制度設計中堅持把職工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僅關系到企業的持續經營,而且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筑牢我們黨的執政基礎。
但是,經過20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公有制企業不是充滿了生機與活力,而是遭到致命性地傷害而大量死亡。大多數企業的生產、經營、運轉,逐漸陷入困境,資不抵債,破產倒閉,或者變為私有資本企業。第一、第二產業的企業,幾乎全軍覆沒。全國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幾乎都垮了,仍堅決集體化道路的新出現的職工股份合作制企業,也沒有逃出這場厄運。全國一百多萬個公有制企業,存活下來的,不足一萬家。工人階級又成了貧困的雇傭者階級,造成全國近4000多萬工人失業下崗,生活陷入了困境,成了弱勢群體,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兄弟姐妹重新淪為受剝削、受壓迫、受奴役的雇傭勞動者。
國有企業為國家,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是幾千萬職工奮力拼搏,忘我奉獻的成果,凝聚了幾代人的心血,形成了“企業報國,福利員工,回報股東,奉獻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用現代企業理論和產權經濟學理論來理解這種價值觀,就是員工、股東、客戶。這種排序符合現代企業理論和產權經濟學理論,也與我們黨的一貫主張相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開篇中說:“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是產業工人隊伍。目前,雖然各種經濟主體、經濟成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仍然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由于企業改革指導思想的錯誤,使支持、鼓勵私有經濟的發展變成了縱容資產階級圍剿公有制企業的改革。“放權”就是國家放棄對自己的生產資料、經營收益的管理。 “讓利”就是國家“讓利”給先富起來的人,利用自己一言九鼎的權力,把國有的財產轉為自己的財產,把國家的經濟利益,變為自己的利益,成為企業的碩鼠。 “承包經營”就是國家把自己的企業丟給他人。“產權制度改革”就是變公有為私有。“實行廠長經理年薪制”改革,就是加大貧富差距,是與國際資本主義接軌的分配,而且是比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差距更大更嚴重的分配,成了世界上,企業高管與工人收入之比最大的國家。根本問題就是無視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企業性質,忽視維護職工的根本利益。
八、國家戰略的宏觀指導,將決定中國模式的基本走向
在剛閉幕的“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說,如果解決不好貧富兩級分化和腐敗問題,就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大局。溫家寶在答外國記者問時強調,“最大的危險是腐敗”。經濟學家吳敬璉也說:“中國貧富差別急劇擴大的原因是腐敗和壟斷。”
“腐敗和壟斷”,一個主要是指政府,一個矛頭對著央企。這是要看政府和央企如何承擔起穩定社會大局的責任。在現階段,我們仍然要堅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作為公有制經濟主體中堅力量的央企,就要嚴格按照黨的十五大決議精神,認真履行國有企業的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以資產為紐帶,逐步實現國有資產的市場化經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行政治制度的條件下,政府要想有效防止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就要從政府治理的制度設計上進行改革。按照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不僅要建設廉潔的政府,還要建設廉價的政府。這就要求我們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轉變政府職能。我們以龐大的財政費用供養了龐大的政府機構,而政府卻管了許多本由市場去管的事。但在應由政府管好管住的方面仍然出現缺位,如制定市場游戲規則,嚴格監管,維護市場公平、公正、公開的正常秩序,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知識界關于“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之爭異常激烈,這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關鍵時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鋒。“普世價值”說,“政府是服務于人民的,資產是屬于社會大眾的,城鎮化是為了人的幸福的”。“中國模式論”則是“人民要服從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資產、百姓的利益要讓位于地方建設”。但這絕不是中國模式的全部和將來的形態。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意志,通過立法和對執法加強監督的方式制衡行政權力。好的制度,正確導向的制度,長期激勵的制度要在不斷的創新完善中才能獲得生命力。建設好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要靠國家戰略的宏觀指導,制定好我國的國有資產市場化經營發展戰略,不斷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在國家戰略的推動下,政府要為全體公民和公眾服務,把著力點放到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上。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從國內條件和國際環境上統籌規劃經濟社會發展,關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頑強的精神,超強的實力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而這種在國家戰略指導下的國有資產市場化經營格局的形成,確定了中國模式的基本走向和發展路徑。
但是,一些經濟學家及“政治精英”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普世價值,參與政治和經濟動亂的現象也不會自行停止。在蘇東劇變,拉美、非洲和中東國家的“結構改革”中,在世界金融危機問題上,在配合敵對勢力分裂和肢解國家,消滅國企、竊取國資、外資壟斷經濟的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中,少數人極力推崇西方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的意識形態,表面上是為私營企業鳴鑼開道,實際上是不遺余力地排斥國企,強制國企從競爭性行業中退出,為外國壟斷資本強占中國市場掃清障礙。按我國工業行業的產業集中度計算,約95%的工業行業都是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其中包括電力、自來水、燃氣、糧食購銷行業等公用事業。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中,讓國資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基本取消了工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對此,在競爭性領域中存在的戰略性國企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國企要堅定信念,按照中共中央的國企改革重要決策,需要發展壯大不能退出。
據公開資料顯示,“十一五”時期,在中國28個主要工業行業中,外資在其中21個行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近10年來,外資對制造業市場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高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已經達到近70%的水平。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就是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針對國企改革發展決定的“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并在競爭性領域發揮“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的功能,有進有退。做到進退有序,做強做優做大,維護產業安全,擔負起保護一般中小企業發展空間的任務。
國企改革的進與退,事關國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方向,事關結構調整、經濟布局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定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將決定國家戰略的成敗,決定中國模式的走向。三十多年改革的實踐證明,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方向,國企改革就要有進有退:在市場化經營改革上要進,在產權制度改革上要退;在控制涉及國家金融安全、糧食安全、信息安全的行業,重大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行業上,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骨干企業要進,在這些行業和領域之外的企業要退;在國家走出去戰略中,在控制外部資源和市場上要進,在與國內企業競爭中要退。在有進有退中始終保持進退有據,進一步鞏固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增強公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
參考文獻:
1、《國有企業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邵寧 《中國發展觀察》 2010年第3期.
2、《淡馬錫國有資產管理模式研究—案例》白萬鋼 [email protected]
3、《新加坡淡馬錫的治理及其啟示》 張占奎等 ( J )經濟管理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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