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英淘

韓德強

2012-3-31

       我聽到鄧英淘的大名，是在11年以前。那時我的第一本書《碰撞》剛剛出版，王小強熱情邀請我到稅務雜志社去介紹觀點，在那里結識了一批憂國憂民之士。王小強自嘲說，鄧英淘、崔鶴鳴、王小強，他們是“三老漢戰斗隊”。我聽了肅然起敬。“戰斗隊”，這是文革時期一些小造反派組織的自我稱呼。“三老漢”，其實并不老，那時都在50歲上下，只不過不迎合主流，被逆向淘汰，被邊緣化了，所以才成“老漢”。“三老漢戰斗隊”，名稱里透著不合流俗、光榮孤立的姿態，透著為民請命、傲視權貴的錚錚鐵骨。從此，我就烙下了鄧英淘的大名。

       遺憾的是，直到前天早上鄧英淘去世，我還一直沒有見到過鄧英淘。兩周前，一些朋友在京聚會，熱議鄧英淘的新書和病情，我也出差在外，未能到會。這11年來，不斷讀到鄧英淘的調研行程及調研記錄，拜讀鄧英淘和王小強的大作，但卻一直沒有動心思去見一見英淘。或許是受了錢鐘書的“母雞下蛋”故事的影響，或許是受了“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傳統影響，或許是受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心結影響，總以為有機會在某個場合自然見面，不必專程拜訪。卻不料，未曾謀面，竟成永訣！

       于是，只能凝望英淘！

       改革開放，至今已鑄成大錯。本來是受四項基本原則約束的改革開放，后來如脫韁野馬，不再問姓資姓社，一路向著兩極分化、貪污腐敗、道德淪喪的深淵狂奔。但是，當初的確有許多真誠的理想主義者熱情地獻身改革開放大業，為了祖國的富強，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左大培、高梁、顧秀林等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告別會現場，我問高梁，為什么鄧英淘會英年早逝？高梁說：“太拼命了！就像一根蠟燭，拼命地燃燒自己，照亮別人，能不出問題嗎？”我想，是的。其實，高梁也是。這些人都是。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時代。特別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激情在斗爭中燃燒，智慧在斗爭中生長，特別有改造世界的情懷，特別有犧牲精神。盡管后來時代潮流發生了巨變，許多人也開始下海逐浪以致唯利是圖，但還是有像鄧英淘這樣的一大批青年人憂國憂民，探求大本大源，追問大是大非，力圖為中國尋求長久發展大計。可以說，正是體制內外無數鄧英淘式的人物，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堅守理想、秉持道義，才使貪污腐敗的勢頭只能以正反饋的方式逐漸積累力量，直至2000年以后才成為勢不可擋的洪流。

       鄧英淘在八十年代就提出，（1）經濟體制改革、（2）發展方式選擇和（3）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三體問題”，必須統籌考慮，找到“綜合解”。當時，學術界的青年才俊們都熱衷于逆向種族主義，熱衷于從各學科、各層次全面否定、嘲諷中國社會的一切，否定長城、否定黃河、否定圍墻，否定中醫和傳統文化，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鄧英淘卻“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獨立地思考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尋找“三體問題”的“綜合解”，這需要極大的勇氣。要知道，這才是中國的“頂層設計”！英淘何人？在世俗者眼中，一個普通的研究員而已，頂多有一個高干子弟的身份。憑什么去思考這些天大的問題？就憑“以天下為己任”的宏大而深刻的激情！這份激情來自譚嗣同，來自孫中山，來自井岡山，來自延安，也來自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

和英淘相比，“總設計師”相形見絀。總設計師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環境、資源、人口問題，次則考慮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再則考慮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然而，這位“總設計師”只不過當初是跟著毛澤東走，這回是跟著美國走。美國的現代化靠石化資源，中國也靠石化資源；美國環境“先污染、后治理”，中國也“先污染、后治理”。資源不夠怎么辦？“計劃生育”，減少人口！國際經濟、政治和戰略格局怎么辦？倒向美國，“當一段孫子”。經濟體制如何改革？向美國學習，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這樣的總設計師真輕松，但不一定負責任。鄧英淘還真適合當總設計師，因為他特別擅于算大賬：10億人民走美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需要多少石油、天然氣、煤炭？世界油氣資源都在美國軍事基地的覆蓋之下，美國不給怎么辦？一算嚇一跳：1980年中國人均消耗能源0.6噸標煤，美國人均11噸。就按人均5噸算，假設世界各國都要現代化，而世界人口達到70億，則每年需要消耗350億噸標煤，能持續幾年？會產生多大的環境污染？明擺著，中國不能走美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怎么辦？經過多年尋訪、考察、調研，鄧英淘找到了辦法：種草+調水！

先說種草。鄧英淘提出，種草就是種能源。中國有大約60億畝草場，每年產干草3億噸。如果搞10%的人工草場，即6億畝，種中國象草，畝產2噸干草，就有12億噸干草。如果種非洲鉅菌草，多年生，草高4-5米，畝產干草可達5噸，就有30億噸干草。每噸干草的價值和糧食接近，既可以當飼料，又可以轉化提煉為天然氣。這30億噸干草就足可以滿足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能源需要。理論上說，種草意味著用可再生的能源替代不可再生的能源。這樣就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的能源問題。

如此高產的草場需要大量的水來灌溉，而這些草場又多數分布在北方缺水地區。水源怎么辦？鄧英淘又找到了辦法：“風水互濟，西部調水”。

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但是平原只有100萬平方公里。西北和華北干旱沙漠地區因為缺水，沙進人退，沙漠化日益嚴重。如果能將西南地區三條出境大江，即怒江、瀾滄江、雅魯藏布江的水調至西北和華北，則西北和華北的干旱和沙漠地區就能夠變成良田。這就是郭開的大西線調水方案。但此方案有一個難題無法解決，如果希望水能夠自流到西北和華北，則必須在海拔較高的地方取水，調水量就不多。如果在海拔較低的地方取水，則必須建高壩提水。且不說建設和維護高壩的難度，就提水一項，能源何來？所以，郭開的大西線調水方案始終停留在想象中。

但是，2007年，鄧英淘了解到中國風電技術的重大突破，產生靈感：風電提水，西部調水。中國風電技術有一項重大突破，即垂直軸風力發電技術，任何方向的風能都能充分利用，使風場利用率一下提升了5倍。而且，由于應力降低，材料費用也降低，整機造價還大大降低，發電成本可降低到火電水平。如果用風力發電技術來提水，不需要并網、輸電和管理費用，實際的電力成本還可以更低。橫斷山脈，風谷林立。一平方公里擺上4、5臺2500千瓦的垂直軸發電機，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提水。風大，提水量大；風小，提水量小。哪里方便就在哪里提水，不需要建一個高壩。無數個調水點通過無數渠道向西北和華北調水，設計和施工可以試探漸進，建設和維護成本極大降低，也不怕導彈襲擊或地震，就可以實現西部調水。

       西部調水方案，其意義不僅僅在于種草，還在于將西北和華北的干旱、半干旱土地甚至沙漠變成良田、森林或草場，造就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可利用平原。這相當于再造一個中國。中國的現代化無法對外侵略擴張，也沒有印第安人可供掠奪殺戮，只能開發自己的內部潛力。以中國年財政收入十幾萬億衡量，如果西部調水的成本僅僅一萬億左右，卻可以再造一個中國，無疑是以極低廉價的成本給子孫后代開辟了巨大的生存空間。

       僅憑“種草+調水”這兩項主張，鄧英淘就立下了不朽的功業，可以進入中華民族的“封神榜”了。但這還只是他的“三體問題”的其中一體：發展方式選擇。

       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鄧英淘也有別開生面的見解。他認為，“人類配置資源、運營資源，廣義地說，只有三種機制，市場機制、科層機制、互惠機制。”古今中外，任何社會組織都只是這三種機制的不同組合，正如五光十色都只是三原色的不同組合一樣。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突出了科層機制。后來，發現科層機制雖然可以實現大規模擴張，但容易官僚化。于是，就動了市場機制的念頭。然而，市場機制雖然靈活，卻容易兩極分化，道德淪喪。殊不知，人類還有第三種資源配置機制，就是互惠機制。各原始部落內部即是。各家庭內部即是。以往，生產小隊內部，亦有強烈的互惠機制。如今，華西村、南街村內部都屬于強烈的互惠機制。互惠機制的好處不言而喻，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可以理解為一種全球范圍的互惠機制。問題是，互惠機制的要害就在于范圍不能過大。范圍一大，人與人之間相互不認識了，相互交往歷史也記不清楚了，就需要思想統一的科層機制和各自爭利的市場機制。問題是，市場機制具有自我擴張的正反饋特性。它不停地瓦解互惠機制，也使科層機制腐敗化，以至市場至上。不但國家趨于解體，甚至家族、家庭也趨勢解體，人與人之間只剩下冷冰冰的金錢交易。人被原子化了，徹底自由了，但生活也徹底失去了意義。

       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后，中國社會已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市場至上，金錢至上，禮崩樂壞，道德淪喪。中國共產黨曾經將中華民族建設成一個科層機制加互惠機制的高度凝聚的共同體，如今自身信仰喪失，交易盛行，以致官商勾結，腐敗墮落。

       怎么辦？鄧英淘提出的辦法是重建黨內的互惠機制，朝此方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名分、員主固基、期限責任、系權制衡、兩體互動”。

       所謂堅持名分，就是“理直氣壯地堅持紅旗不倒”。黨內如此現狀，使無數人灰心喪氣，失去希望。失去希望者提出，這樣的黨還要它干什么？極右的人說，拆了算了，搞多黨政治。極左的人說，毀了算了，重新建黨。鄧英淘說，也不能拆，也不能毀，要堅持名分，使黨逐漸恢復活力。怎樣恢復活力呢？不是依靠新的毛澤東，不是出新的偉大思想，而是將中國共產黨建成一個互惠機制，從互惠機制中自動形成各個層次的帶頭人。

       怎樣互惠法？首先是賦權，賦予廣大黨員以發言權、監督權和決策權，切實保障這些權利的行使。為什么給黨員賦權，而不給全體人民賦權？鄧英淘說，那是因為黨員都鐮刀斧頭下宣過誓，愿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愿意為共產主義犧牲一切。現在，大多數黨員都做不到。但是，可以給一個選擇，還愿不愿意重申入黨誓詞？愿意的，重新登記入黨。不愿意的，自愿離黨。然后，賦權、授責，使廣大黨員能夠切實履行起發言權、監督權和決策權，從而保障黨的基礎的鞏固。這就叫“員主固基”。

       期限責任，是指各級領導的任職期限制。其要害是廢除終身制。這一點，鄧英淘認為已經做到，只需要進一步完善即可，例如探索如何更好地發揮退職人員的余熱。

       系權制衡，是指借鑒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經驗，承認黨內有派，使各派相互制衡。鄧英淘介紹了一本書：《自民黨戰國史》。毛主席也曾經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鄧英淘說，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讓黨內的各派公開化，并使之相互制衡呢？日本自民黨有三派，“黨的總裁出任政府首相，負責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總務會長負責黨務，政調會長負責方向路線的研究和把握。三個關鍵性的崗位，分別由黨內左右右三派領袖擔任。有了執政‘期限責任’的基礎，黨內有派，三權分立，可以實現有效的權力制衡。”

       什么叫兩體互動呢？一體是指共產黨，另一體是指共產黨以外的各團體。兩體互動，指共產黨與社會各團體的互動。鄧英淘特別指出，要讓工會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農會真正代表農民利益。過去，總是說共產黨代表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但容易忽視工人農民的當前實際利益。今后，共產黨仍然要代表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但讓工會代表工人的當前實際利益，農會代表農民的當前實際利益，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形式的工農聯盟。

這20字政改方針是鄧英淘思想的精髓所在，在保持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前提下，又使黨內各派相互制衡、輪流政執；既要保障黨員對黨的主體地位，又要保障工人、農民對國家的主體地位；既要發揮一黨執政的穩定性優勢，又要使黨外各團體有更充分的言論權和監督權。我相信，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會欣賞鄧英淘的思考：不拘一格，大氣磅礴。因為毛主席也一直希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樣一種政治局面并不容易達到。日本自民黨之所以長期執政，還因為美國長期扶持自民黨，因為自民黨主動不去觸碰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權力。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勢必要挑戰美國的國際霸權，至少要與美國的東亞戰略發生沖突，那么美國也必然會利用中國黨內的派系斗爭來搞分裂活動，從而打破黨內各派系權制衡的格局。不知道英淘生前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事實上，即使目前黨內的派系斗爭沒有公開化、制度化，美國已經在充分利用這種派系斗爭了。鄧英淘這樣真正有擔當、有思想、有主張的好黨員長期被邊緣化，而那些親美派、腐敗派卻步步高升，掌握銀行、證券、外匯、投資公司的大權，甚至掌握更高層的政治大權，不就是這個問題嗎？

我非常尊重英淘的探索，特別欣賞他的調水+種草的主張。但是，為什么我們居然沒有見過一面呢？我想，也確實是因為我們在思想理念上有所區別。用西方人的看法，鄧英淘是個唯物主義者，我是個唯心主義者。用我自己的說法，與心與物的關系上，我更強調心的重要，鄧英淘更強調物的重要。我們都認為，互惠機制很重要，是人類社會的希望所在。英淘會認為，互惠機制有范圍限制，不易擴大。我認為，互惠機制的要害在于形成了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如果這種價值觀得到進一步的提煉、闡發和弘揚，則互惠機制的邊界可以不斷擴大，直至達到全球范圍。英淘會認為，“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互惠機制自動會產生雷鋒、焦裕祿。我認為，自發的雷鋒和焦裕祿固然可以有無數，但經不起風浪考驗，更不易受生死考驗，需要有中國傳統儒、釋、道的精華引領，方可心安理得，平靜坦蕩，一輩子為人民服務。英淘會認為，英明領袖不可靠，可靠的是黨內各派的相互制衡，可靠的是群眾性力量。我認為，英明領袖的心路也具有可復制性。過去我們只講向雷鋒同志學習，不講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其實，毛澤東的心路恰恰可以被中國傳統文化所解釋：為人民服務不是痛苦，不是犧牲，而是幸福，而是成就大我，直至無我。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實踐中將精神的能動性發揮到極致。無論是萬里長征還是抗美援朝，無論是兩彈一星，還是鞍鋼憲法，都是“精神變物質”的奇跡。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我看來，就是因為在理論上過于強調物質因素，而忽視精神的巨大能動性。無論是批判大鍋飯養懶漢，還是強調生產力決定論、產權清晰，倡導市場機制，都是過于強調物質利益，而導致“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當然，這種區別也有好處。如果都像我這樣去強調精神的作用，英淘可能就不會那么重視調研、實踐，不會提出種草+調水的大思路了。反之，如果都像英淘那樣去強調物質的作用，就可能落到西方話語的陷阱之中，逐漸迷信制度，迷信分權制衡。

       心與物的關系太重要了。偏廢任何一方，都可能會犯極大的錯誤。因此，唯物或唯心，都會犯下極大的錯誤。中國近現代史上，常常走極端，就是因為放棄了東方思維，采用了西方思維，不是唯心就是唯物，結果，就在兩個極端之間跳動，造成社會生活的大起大落。東方思維則主張，心與物不可分離。物為心的基礎，心為物的主導；物為陰，心為陽，陰陽和合，萬物生長。對于我來說，應該更多地向英淘學習物的方面，重視發現和尋找為大多數人現代化而服務的技術，還要重視社會生活相對靜止的一面，從而重視政治力量平衡和制度設計。當然，我仍然會強調心對物的主導作用，強調社會生活不斷變化、相互聯系的一面。

       在理論研究上，英淘更重視社會生活的物質層面，但他自身卻是有崇高精神境界的。英淘生得其所，在一個逐漸墮落的社會中保持了高潔的品質，發揮了自身的才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和技術基礎。如果英淘仕途順利，他的才華反而可能會被淹沒。但英淘死不得其時。60歲，正當人生智慧的高峰時期，正當國家危難，人民渙散，外部挑戰日益逼近之時，英淘撒手人寰，豈不令人痛徹心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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