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何許人也？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創始人、理事長，原來是一個搖筆桿子的企業家，替富人說話也就是必然的了。
茅先生的文章比較長，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原文。這里，我僅摘錄四個“閃光點”，試加“賞析”：
其一，茅先生說：“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立場錯了一切都錯。誰敢犯錯立場性的錯誤去為富人說話呢。所以都站在保險的立場上為窮人說話。為富人說話則不同。由于大眾受馬克思剝削理論的灌輸，富人被認為是剝削者。為剝削者說話當然錯了?！?BR> 茅先生反對講究立場，不愿為窮人說話，這是他的自由，我們不必苛求。但是，他公然反對馬克思的學說，這是所有共產黨員不能容忍的！
想必大家對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會陌生?！顿Y本論》就是論資本，它的中心內容是剩余價值。《資本論》共四卷，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價值的生產問題，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價值的實現問題，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第四卷是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可見，《資本論》是研究資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和分配問題。馬克思的這部光輝著作是如何產生的呢？1842～1843年，馬克思在擔任《萊茵報》主編期間，遇到要對物質利益問題發表意見的難事。當時普魯士萊茵省議會通過了“林木盜竊法”，公然侵犯貧民階級的權力。不久，馬克思又遇到摩塞爾河流域釀造葡萄酒的農民的經濟狀況問題。這些物質利益的沖突，是促使馬克思去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動因之一。于是，從1843年起，馬克思開始系統地收集資料研究政治經濟學，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到四十年代末已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1866年初開始，到1867年3月，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于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修訂和謄寫工作，同年9月在德國漢堡出版。由此看出，馬克思正是出于為窮人說話的初衷，系統研究政治經濟學，深刻地剖析資本家的剝削本質，形成一部獻給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重要的科學文獻。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資本論》在世界各國廣泛流傳，成為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強大思想武器。
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一步步從勝利走向勝利。因此，馬克思主義被寫入黨章，載入憲法，成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如今，竟有人跳出來，公開指責馬克思的學說，難道現在不是共產黨的天下了么？
其二，茅先生說：“毛澤東為了解放窮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創造了一個窮人國。窮人并沒有變富，反而更窮了?！?BR> 看樣子，茅先生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實行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一直耿耿于懷。他把當時的斗爭陣營簡單地分為窮人和富人，這口氣與地主資本家完全相同。按照茅先生的邏輯，共產黨鬧革命就是因為窮人不服人富鬧起來的，自然是不應該的，共產黨也就毫無存在的必要。不僅如此，茅先生還把共產黨革命的結果說成是創造了一個窮人國，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解放后，共產黨克服重重困難，在一片廢墟上建起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廣大人民群眾翻了身，逐漸過上好日子，只是地主資本家比過去“窮”了。對此懷有不滿情緒的茅先生代表的是哪個階級的利益，不是昭然若揭了嗎？蔣介石被趕出大陸幾十年了，可如今共產黨還養著蔣介石的喉舌，不是天下奇聞嗎？
其三，茅先生說：“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會上有了一些富人就變成眾矢之的，就被剝奪，被侵犯。這一傳統幾千年沒變，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薄叭绻迅蝗硕即虻沽?，窮人還有前途嗎？他們一輩子只能永遠當窮人，永無出頭之日了?！?BR> 茅先生描述歷史純虛杜撰，分析原因實在荒唐，得出結論令人噴飯。
“中國窮了幾千年”是事實嗎？僅舉兩例：㈠著名的世界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估算：以人均GDP論，在公元50年，中國和歐洲（除去俄羅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價值衡量），反映了東漢和羅馬帝國的繁榮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國保持在原來的水平上，歐洲則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國達到600美元，歐洲是500美元。直到1700年，中國停滯不前，歐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經濟總量算，中國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㈡一位新西蘭人在他的日記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明朝中國：“在這個大國，……，人們食品豐富，講究穿著，家里陳設華麗，尤其是，他們努力工作勞動，是大商人和買賣人，所有這些人，連同上述國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當地被稱做全世界最富饒的國家”。由此兩例足可證明中國歷史上的富裕程度。
茅先生分析中國窮的原因是仇富傳統幾千年沒變，想象力太豐富了！看來茅先生不僅替現在的富人說話，還替歷史上的富人說話，堪稱“富人之父”了！中國人生來就有仇富心理嗎？否！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鄧小平概括的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我們不妨從身邊看起，那些起早摸黑擺攤賣菜的菜農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換來的財富，從來不會讓人眼紅的，更不會讓人仇視。俗話說，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橫財就是意外得來的錢財（多指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對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錢財的富人投以鄙視的目光，至少反映了維護社會公平的愿望，沒有什么不好。如果說茅先生編出的仇富傳統是無中生有，那么他說“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則是別有用心的。大家知道，這段時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摸索時期，也是資產階級難過的時期，他們不僅經濟上被改造，政治上也有所限制。文革結束后，他們開始抬頭了，有的公開反攻倒算，雖然我們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壓制了一下，管了二十幾年，現在他們又坐不住了，有人開始叫罵了，歷史的重復往往讓人覺得驚人地相似。
再看看茅先生的結論吧——“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他們一輩子只能永遠當窮人，永無出頭之日了?！蔽以趺从X得這話似乎出自當年還鄉團之口，如此惡狠狠地痛罵窮人，如果不是有刻骨仇恨，不至于如此表達吧。我還想起一句古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按照茅先生的邏輯，窮人要想變富，只有跟著富人走，當奴仆也好，當走狗也好，受剝削也好，受壓迫也好，那是唯一的出路。而富人自然可以代代相傳，把一個富?；蛴肋h遺傳下去。茅先生的理論雖好，但歷史是不吃這一套的。哪里有剝削,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斗爭!這才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反復證明的真理，任何人都顛覆不了。茅先生把中國人民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歷史說成是仇富的歷史，會被無數英烈的鮮血淹死的。
其四，茅先生說：“中國改革三十年，財富的創造增加了十倍之多。這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人們常說，工人農民創造財富。這固然不錯，但更重要的是企業家創造財富。”
毛澤東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茅先生藐視人民的力量，把社會財富的增加歸功于企業家，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企業家，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守法和基本守法的企業家，另一類是違法的企業家。守法和基本守法的企業家是在極為寬松的政策環境下，通過國家貸款啟動，使用廉價勞動力，利用政策變軌和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種種機遇，采取許多潛規則默認的方式方法（如行賄等），逐漸積累起一定的財富。這個積累過程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離不開勞動力的支持，離不開市場活動各方力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國家為發展市場經濟，付出了慘重的社會代價，如建國后滅絕的毒品、娼妓、賭博、拐賣婦女兒童、血吸蟲等等沉渣泛起，至今仍在危害社會。違法的企業家積累財富的過程則是血腥的，他們置工人的利益、健康、生命于不顧，隨意增加勞動時間，加大勞動強度，克扣工資，甚至限制人身自由，漠視生命安全。僅以近幾年見諸報端的許多黑礦主為例，每年都要奪走數以千計礦工的生命。這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想必茅先生不會不知道吧。
對守法和基本守法的企業家，我們可以看成人民的一分子，沒有單獨歌頌的必要；對違法的企業家，我們則應該視之如仇，群起而攻之，痛加鞭撻，把他們送入歷史的審判臺。也許茅先生對我的分類法會嗤之以鼻，那就請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去調查吧。
茅先生的文章“閃光點”還很多，限于篇幅，不再摘引了?？赡茏x者要問，你對茅先生是不是不太公平，他不是還說了“為窮人辦事”嗎？那就再花點時間看一看原著吧。茅先生說：“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遠遠不夠，需要民間參與?！痹瓉恚盀楦F人辦事”是政府和民間的事，與茅先生不相干。參觀一下茅先生領辦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十年輝煌成果，除了辦論壇，就是出書，并未為窮人辦過什么事。這樣看來，“為窮人辦事”不過是“替富人說話”后面的一個漂亮的點綴罷了。
綜上所述，茅于軾《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一文，歪曲歷史，藐視工農，妄加指責馬克思學說，污蔑黨的領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功績。試問，這能讓全體共產黨員和廣大工農群眾容忍嗎？
奇怪的是，茅于軾的謬論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新聞媒體，而且得到少數人的擁護，這難道不能引起黨的宣傳部門的重視，不能引起黨的高層領導人的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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