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的孔子曾留下一句鐵骨錚錚的治國名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每讀及此,深感社會道義力量的強大。然而,反思這些年的情況,又怎不讓人觸目驚心。溫州老板跑路、小悅悅的悲哀、食品危機、學術造假、警匪勾結,花樣繁多的詐騙,千奇百怪的案例,樁樁件件,不能不讓國人“大開眼界”,也越來越感到生活的壓力和莫測。社會誠信每況愈下,人民群眾苦不堪言。
《小康》雜志在2010年做過一項調查,逾70%的受訪者表示不信任基層政府,而地方官員則被80.3%的受訪者評為信用最差群體。
也許正是覺察到了這一情況的重要性,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并迅速在會后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制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
會議指出,這些年來中國社會誠信的敗壞皆始于所謂的社會精英,官場有官場精英,商界有商界精英,司法領域同樣被精英占據。有多少精英曾經風光無限,又有多少精英結果顏面掃地。孔子說,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而在這個精英思維泛濫的年代,上不好信,民又豈敢用情?
所謂精英思維,就是自覺的把自己置于人民群眾之上,以凌駕的姿態視大眾的利益為草芥,恥笑人民群眾窮、土、笨,自以為得天獨厚,冷血殘酷,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地博取功名利祿,以個人成功為最終目的,繼而達到所謂實現自身價值的人生目標。
這一價值體系的構成并不是空穴來風。伴隨著我國改革事業的深入、國際化進程的加速、西方一些腐朽思想的滲透、生活壓力的加劇,個人主義空前盛行,并且被極度扭曲,個人利益被無限放大,物質追求成為了壓倒一切的第一需求。
而今,“不聽、不信”已經成為了理智的代名,試問,當你走過街頭看到銀行大張旗鼓地宣傳“不聽、不信”來電或短信的時候,我們為什么還要信任銀行?當通貨膨脹已經漲到5.5%的時候,一年期整存整取的利率只有3.25%,我們為什么還要信任利息?在一項項系統工程的背后,成就了多少精英,又損失了多少群眾?
鄧小平曾就抓精神文明建設,抓黨風、社會風氣好轉的問題提到: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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