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是經濟奇跡，不是幾十年前就高呼“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條嗎？”，不是最好的歷史時期嗎？不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嗎？不是正本清源，恢復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恢復黨和國家的優良傳統了嗎？不是把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左傾路線徹底糾正了嗎？難道改革了三十五六年，還在深水區打轉轉？怎么回事？真是總理自己記者招待會說的能力不行？或者說是體制羈絆？若是前者，哪怎么辦呢，若是如此，改革可沒有什么好辦法。因為總理不是號召黨政分離，力主政治改革嗎？若進一步黨政分工，再遇到能力悖論，再搞個九年十年，到了最后來個能力不夠的“謙虛”坦陳，這可讓中國這樣的大國受用不起。這不變成了在怪圈里打轉轉嗎？若是后者，那就更滑稽了，改革不是一直在打攻堅戰嗎？二十年前不就是“不改革就下臺”，不就是周瑞金的黃埔平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嗎？那搞了半天，改什么了？怎么還是同一個口號，同一個思路，同一個說法？三十幾年，原地踏步，如何說的過去？怎么向國人交待？
按說，改革低于中興，改革就是改良，不觸動基本制度，只是調整機制、體制和政策，阻力要小得多。中興也低于起義、造反，改革就更不比革命，革命遠比改革、改良更加徹底，觸及根本的制度和文化，自然，難度和困境要大得多。然而，中國土地革命，也就是大革命，抗日戰爭，也就是民族解放革命戰爭，最后的解放戰爭，也是最后階段的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各國民族解放與革命戰爭史上，算是極端漫長的革命奮斗史，但其充其量也不過二十八年。而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體制改革，竟然改了三十五年之久，還僅僅在潛水區轉悠，剛剛步入深水區。什么是水平？兩相對照不就一清二楚了嗎？前者，順風順水，萬事俱備，連東風也不缺。竟然什么攻堅戰也沒有完成，都打了一些外圍。按改革精英的解讀，經濟體制還不是市場經濟機制，還只是完成了過渡期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搞了半天，卻除了什么公務員制度，政企分離，黨政分離，竟然什么其它的“實質性”的制度改革也沒有改。那么，從“特別是”理論到“特別是”制度，從“特別是”制度到“特別是”文化的完整的建構，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后者，從12個代表黨成立開始，始終在弱勢、邊緣，要資源沒資源，要國家政權沒國家政權，要資金每資金，要武器裝備沒武器裝備，要國際援助沒國際援助，要生活基本條件和生存空間沒有生存空間，但卻二十八年就從井岡山，經過萬里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十三年陜甘寧邊區，從抗日烽火到解放戰爭的硝煙，經西柏坡直接進京趕考。這前后天壤之別，水平、能力都有關。不過，政治生態和發展體系更重要。
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的黨政軍文獻，可是歷史性的文獻。其歷史性文獻的地位，絲毫不比《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來得低。一方面在這些歷史文獻中，公開宣稱改革開放已經建立起了完善的“特別是”理論、“特別是”文化、“特別是”制度。在這樣的宣稱，相對于《臨時綱領》，五四憲法等等，已經是石破驚天，而剛剛過去沒有一兩年，就統統不算數。這樣的朝令夕改，哪一個國家承受的起？哪一方百姓消受的下？如果說下述的基本判斷是政治共識和基本態勢，那么，問題就不是一般性質的了：“不改革就死路一條”，“中國改革到了攻堅戰的時候”，“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改革必須殺出一條血路來”。為什么呢？
因為任何上述一項判斷若是基本政治現實，那就意味著：或者過去的改革設計、改革者、改革群體一直在偷工減料，文過飾非，裝腔作勢，打擦邊球，做壁上觀，否則，你大權在握，資源通吃，輿論和學術陣地系數掌控，卻吭哧了三十五年之久，竟然只是在改革的河邊趟了趟水，這豈不是開國際玩笑？或者改革完全南轅北轍，改革取向根本就不是當今改革策劃者的意圖。那么改革的取向和意圖，改革的最終目的地和藍圖是什么？是吳敬璉的歐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是辛子陵的徹底同隕落的紅太陽毛主席切割，走上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前蘇聯之路？是胡績偉、李銳、賀衛方們的宣布共產黨沒有合法登記，共產主義是恩格斯早就放棄的馬克思烏托邦幻想，人性的自私和惡是永恒的上帝，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沒干一件好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該收場了？若如此，那中國當真是逆世界潮流而動。
而從辯證邏輯看，近來的避重就輕，不思反思進取，文過飾非，指鹿為馬的精英鼓噪的蟬鳴，才是貨真價實的“文革余毒”，鼓噪者多半才是歷史和現實的地地道道的“文革余孽”。一般說來，我一介晚輩后生，一介學者、理論工作者，一個文革全程根本就沒有參加的小字輩，尤其是一個秉持人間公眾天理大道的書生，對一些大人物，一些強勢人物，動則“余毒”，“余孽”的極為反感，從內心深處無比厭惡和不屑。而一些主流精英們得寸進尺，賊喊捉賊，渾水摸魚，顛倒是非。一般說來，普世性的心理法則告訴人們，就是喊得越兇，叫得越歡的通常是為掩飾其真正的見不得人的東西，而故作姿態，聲東擊西，包藏偽裝。文革時期大肆投機，改革開放后搖身一變，搖尾乞憐，大打出手，更加不可一世，季羨林、吳敬璉等等等等，都是如此。他們從來就不是什么左派，也不是什么右派。他們壓根就沒有任何信仰、操守、廉恥和精神，更忘論意識形態根基。他們只有出風頭，撈取政治和經濟社會資本，博取個人私利和浪名。這就難怪，人民大眾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社會發展方向和改革進程，包括改革開放的是非功過，他們卻閉目塞聽，拒絕真理，壟斷輿論，固守錯誤，還要不惜一切代價的加以放大。
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任何一項科學和成功的改革，任何一介得民心的社會政治系統和良序社會，只要是好的或者僅僅是次優的東西，阻力來源充其量僅僅是在起始階段。只要跨過臨界點，則自組織和社會協同正反饋放大機制，會自動推進其后的自然均衡過程。這是無為無不為的最高級推動的普世性的秘籍。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抗日戰爭艱苦卓絕，解放戰爭，抗美援朝都橫掃千軍如卷席，摧枯拉朽。什么原因？政治正確，方向對頭，過了臨界點，人民上帝整體優勢就會自動地顯示出無敵的威力。同樣道理，改革開放若當真是若主流精英敘說的那樣得民心，順民意，體民情，則必不會在自宣布改革開放獲得巨大的歷史性功績的情況下，陷入改革僵局和卡殼狀態，非要“刺刀見紅”，殺出一條血路來。用成長的煩惱，利益集團作祟，左傾干擾來說事，都竭盡荒唐之能事。改革開放前五年，歸罪于文革，人民認了。因為社會整體的確出現了滑坡和大范圍的社會疲勞。也傷了一些不該傷害的人和事。但文化大革命充其量十年，改革開放已經三十五年了。再往文革上掛，就是不要臉了。就如同近代現代中國不行，非把帳算到只有十幾年的秦王朝。那就不但是文過飾非，簡直就是下作、無聊和無可救藥了。
中國陷入不該陷入的政治危局和政治被動。不要上真正的投機家和壞人的當。重慶模式是得民心的。這不是當年林彪的事后的《571工程紀要》的政治畫餅充饑和文化煽動。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浦東模式，渤海圈模式，都沒有形成全面性的舉世矚目的道義和經濟雙重制高點，官方和民間雙向滿意的結果。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去職都有待于中央的符合黨紀國法的又合情合理的系統而全面的解釋，但在任何情況下，考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成熟和文化自信，都是看其能不能永遠不要因噎廢食。功是功，過是過。特別是，對于任何有作為的大政治家來說，對于歷史上不多見的大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來說，瑕不掩瑜。對林彪元帥，我們都客觀對待，更何況粟裕、劉伯承這樣的忠心耿耿，個性鮮活的人物呢？
路線斗爭，階級斗爭，政權斗爭，總是會同權力斗爭，文化和行為摩擦沖突交織在一起。而權力斗爭又經常同義氣、風格、做派和利益繞在一起。保守住中國的政治底線，不放過一個壞人，但也決不冤枉一個好人。更要學習毛澤東、周恩來，出奇制勝，牽著國際敵對勢力的牛鼻子走，反其道而行之。大道理管小道理。世界事大，一致對外。大敵當前，民心為上。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