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起因溯源
作為一項對中國社會影響如此之大的全民運動，“文革”雖然已過去多年，雖然后來遭全盤否定，但它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可謂深遠，意義絕不容忽視。很明顯是至今它仍被社會眾說紛紜，雖然還會不時地被利用作一種欲達到目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政治工具，雖然至今還有人被它“余孽”且受之牽連……但又充分證明了:其實“文革”并沒有真正走開。
無論有人怎樣地又怕又恨，想使得“文革”真正被人們從心里徹底抹殺掉，但想說的是，它絕不以少數人意志為轉移。今次再涉及這個沉甸甸的話題，并非是意圖為被官方定位的“浩劫”翻案，只是抱著好奇心驅使，再來探秘“文革”起因，揭去蓄意的、別有用心的、以凡人之心度偉人之腹的有關“文革”解讀，以使得徹底還原它的本來面目。
從歷史角度看，對于如此影響之大、波及面之廣、參與人員之眾、對社會產生巨大震蕩的一項社會運動，用唯物歷史觀的態度，時隔多年后再來回顧，我認為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有關“文革”起因說，后來的社會、坊間流傳有不同的版本。最有影響的大概就是權力爭斗說。以官方解讀，是毛澤東錯誤估計了當時社會形勢，由此發動的“文革”就打擊了眾多的老革命、老干部，且因為都“抓革命”了，所以社會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幾乎面臨了頻臨崩潰的邊緣。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導致社會如此“浩劫”？
“文革”之前，先有在中國社會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即是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持續時間達四年之久。運動期間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指導“四清”。曾有數百萬干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廣大工人和農民參與其中，積極響應；“四不清”干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從而上演了共和國歷史上特殊的一幕。這場運動在農村被稱為“四清”，在城市被稱為“五反”，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又改稱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開展之時，正是國內處于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全黨上下正集中精力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那么，毛澤東和黨中央為什么在這一時期開展這么一場以階級斗爭為主旨的政治運動呢？ 從國內形勢看，有認識是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使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如何認識這一危局以及怎樣化解？黨中央高層出現了意見分歧，導致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了階級斗爭，決定在城鄉發動四清運動。黨內特別是上層中出現了意見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如何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二是包產到戶。
毛澤東卻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他指出：“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這一切，促使毛澤東認為必須“重新提起階級斗爭”，他指出：“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于是，在毛澤東看來，開展階級斗爭，已勢在必行。
從國際形勢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蘇關系的破裂以及周邊局勢的惡化，引發毛澤東對“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建國后中蘇關系經歷了曲折而又復雜的歷史進程，可謂一波三折。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這使毛澤東明確地認識到，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國內存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二是蘇聯對中國國內政策特別是“三面紅旗”的批評。
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環境也日趨緊張。客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印邊境上的沖突與對抗正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國民黨蔣介石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等等。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更加警覺“中國出了修正主義該怎么辦”的問題。1962年8、9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斗爭，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他明確指出：“要花幾年功夫，對干部進行教育，把干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四清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后，毛澤東有了新的思考。他對怎樣具體推進“四清”運動很少談起，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而出現這種變化，并不是由于他認為“四清”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恰恰相反，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發展和運動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使毛澤東對不少干部嚴重脫離群眾、以致同群眾相對立的問題越來越感到憂慮。他十分擔心：這種狀況如果不改變，繼續發展下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便不能鞏固，甚至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
在當年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的講話中，毛澤東已透露出這種想法：
“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也就是說：他在考慮單靠城鄉“四清”運動仍不足以使問題得到全面解決，需要尋找出一種能夠全面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還是在那次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二天，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同志的來信毛澤東看到了，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已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象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
薄一波在旁邊批注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
毛澤東接著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毛澤東擔心，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而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得毛澤東甚為憂慮和為之不滿。自1959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的嚴重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得毛澤東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真正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于是，毛澤東針對中國社會當時的具體狀況，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
以上客觀存在的中國社會當時的實際形勢以及隱約暴露出的資本主義傾向，還有大多數干部，甚至是黨內高層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以及官僚主義問題，干部利用職權多吃多占問題等等，促使毛澤東感覺要用比“四清”運動更大規模、更深入人心的全社會運動的方式去加以解決。這才應該是形成“文革”思路及發動這項運動的最深刻原因。
也是從這時起，毛澤東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關注重點有了很大變化。這從他在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的幾句極不尋常的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說：“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住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詩，人們只記得‘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其它記不得了。大的倒了，其它狐貍你慢慢地清嘛！”
所以，“這次運動（即‘文革’。筆者注）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點出了這個問題。再至于后來客觀形成的打擊面太廣，我們可以從上看出，本來是針對“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運動，但誰料最后斗爭方向竟被轉移。人們不解的是，究竟誰有如此之大的能量，竟而能夠挑戰毛澤東的權威？
但一場如此波及廣泛的運動，沒有缺點是不可能的。至于反對者所言的國民經濟已頻臨崩潰是否確切，有那個時期經濟建設的各項數據可以為證，人們如有興趣，可以尋找了看。也就會明白究竟的。這就不是本文所要說明問題的范圍了。
1967年8月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擴大到11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劉少奇黨內排名從第2位降至第八位。如果說是權力斗爭，那么，從此時就勝敗已分。大概再沒有什么理由繼續“文革”了。但事實呢？
所以，那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測應該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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