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大選進入到高潮之際，上個月我國的習副主席訪問了華盛頓。
細心的人士如果看看西方的選戰政治，就會發現西方的民主生活已陷入寅吃卯糧的狀態之中。以民主黨人奧巴馬為例，他為了討好工會只管向選民作無限的許諾，而不管經濟體能否支撐日益擴張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為“理性”的選民，在復雜的政治里面往往是處于“無意識”狀態，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顧自己的長遠利益。實際上隨著稅基的枯竭，財政已無法兌現這些承諾了。作為社會中新興的一個階層，金融資產階級又極力規避納稅。于是就陷入了經濟蕭條必須減稅，經濟景氣也必然減稅的怪圈。
在經濟體不能創造新生的財富時，但是國家的公共開支依然呈現幾何倍數式的增長。于是西方政府便開始走向了靠發債度日的赤字財政階段，向人民借錢、向國外借錢，向未來借錢，這大概是前年以來西方政府債務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以這樣惡性循環下去，經濟上必然不能支撐這種高消耗的大眾民主。
這種情況下，西方社會正朝著兩極分化的趨勢發展，即社會開始變成金字塔形狀的。原來的工業革命創造的中產階級，生存的空間越來越狹小，他們的財富正在遭受著那些金融大鱷的掠奪。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必然會開始積累。那么有沒有可能通過對富人進行進行征稅的形式來緩解此種危機呢?答案是否定的，這些金融大鱷們的勢力早已進入到了國家的決策圈子里，甚至有些時候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之前也是一個金融寡頭。
資本自己不會糾正自己的錯誤，政府無能或者無力糾正錯誤，社會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最近發生的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具有指標性意義。長期以來求穩定的中產階級，發覺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開始走上街頭，在口號中間似乎讓人嗅到了些許革命的氣息。
要解決這種情況，筆者認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出來干預，要不節制資本，要不節制社會的民粹傾向。因為現如今資本、政府和人民的關系日益緊張，看不到出現妥協式處理的希望。其實領導西方崛起的領袖們從一開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試驗中天然蘊涵的致命缺陷，他們想方設法試圖遏制其消極影響。比如美國的聯邦黨人就明確提出，他們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為此，聯邦黨人在憲法中竭力遏制大眾意志的過度膨脹。可是，就像任何一個宗教一樣，信仰的力量最后總是壓倒規則。民主的結果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無限膨脹，參與決策者越來越多，參與面越來越泛。在美國人們常說，加利福尼亞就是美國的未來。這個未來又是怎樣的景象呢？只有無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癱瘓和財政破產。
歷史不止一次地證明了素質低的公眾，缺乏見識，容易走極端。在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城邦由于民眾無限參與政治，導致了煽動家的上臺。煽動家西亞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動起民眾的狂熱，讓雅典派出其強大的艦隊去遠征敘拉古，結果被斯巴達所打敗，這次致命的出征成為雅典衰亡的開端。再回到當下，現在一些有底層民眾組成的社團成了煽動政治的最大推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一語道破天機，他說美國的民主先后經歷了幾個歷史階段：最早是“一個有產男人一票”，接著是“一個男人一票”，然后是“一人一票”。
在這種情況下，被選上領導人的根本不是什么社會精英，其唯一關心的就是迎合一時的民意，好在下次選舉時保住位子。隨著互聯網的興起，這種情況越發的頻繁。
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這種惡性循環，是因為一深層的基因所致，即對個人理性和權利的迷信。相較于當今風雨飄搖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羅馬共和國的歷史要長得多，這是因為后者從未自飾為民主，也從無這樣的野心。但是西方現如今的一些學者竟然標榜現如今的社會制度和意思形態是人類的終極目的。這與上世紀前蘇聯的心態有何區別呢？整個社會一路狂奔，他們不知道前面實際上就是懸崖峭壁，而每個個體似乎還樂在其中。
人類的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在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過程，民主政治建設自然也逃脫不了這個規律。從公元前六世紀的到公元前四世紀的古希臘城邦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嘗試到近代西方社會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這其中就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其實西方真正進入“意識民主”階段不過是近300年的事情，而我們國家一個稍微比較長命的王朝就有三四百年。因此下此終極目標論，顯然是十分幼稚的。
要拯救現如今的西方社會，必須要改變社會基因——政治權利應該是建立在國家需求和基本國情之上，而不應是極度的追求個人和團體利益的民主。要實現這種轉變，精英式民主就是一個很好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會趨于理智，社會將會趨于穩定。在這里筆者大膽的預測，未來的政府不應該是如今這種民粹型的、軟弱的，更有可能是一個由少數精英組建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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