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黨的純潔性之我見

黨的純潔性，要從路線上戰略上考慮。若只從細節上講，難免陷于事務主義，糾纏一些破鞋爛襪子的事情，很容易忘乎其本，如果這樣，小則南轅北轍，事與愿違，大則誤黨滅國。前蘇聯從赫魯曉夫實行修正義始已經開始了滅亡的進程，8·19事件僅僅是一個結果，只不過為蘇聯挽了一個句號，這是反動路線滅國的一個最難忘的例子。　　

路線是哲學、立場、方法論、實踐能力及正常和意外各種情況的綜合反映。比如，一九五三年財經會議上，國家一些主要領導人幾乎一致要實行平等稅率，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何以如此？是因為毛澤東對于資本論認識得非常精透。他不必尋章摘句，卻知其要，一言而終。我們是要搞社會主義的，不是要搞資本主義的。如果實行平等稅率，讓資本家把剩余價值都拿走了，而國營企業則不但不能積累還會有沉重的負擔，怎能強大起來，怎能制約和控制資本勢力？控制不了資本，資本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怎能主宰國計民生安天下！實行四馬分肥，資本家也很高興，原因是比例合適。薄一波晚年對此進行了二次審重的反思，重新認識了毛澤東的睿智和洞察力。而有的人則因為堅持要搞資本主義，于是不單是實行平等稅率了，而且對于資本大免特免各種稅若干年，對國營企業卻不保障資金供應，社會主義不滅亡才怪哩！　　

再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要互動地看。為什么？因為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其次重要的才是生產工具。解放初生產力水平極低，單干了若干年，發展緩慢，兩極分化很快出現。理論上要非常明確，才能有計劃地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革命。陳永貴在大寨走出了一條新路，路子好，力量大，前途光明而遠大。為什么？第一，互助組的弱弱結合，反而打敗了強強聯合，主要原因是有一個堅強的值得大家信賴的領導核心，如陳永貴；第二，強勢者最后都加入了由弱者形成的強勢群體中來了，說明了強強聯合中缺乏大公無私的領導人，而弱勢強體里則有更大的凝聚力；第三，生產隊、大隊的形成似乎自自然然，水到渠成。由于勞動生產組織形式公有化了，力量大了，實現機械化也具備了條件。單干則只有等到一萬年以后，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實現機械化。　　

無獨有偶，前人不及后人才。江蘇的吳仁寶起步雖晚，搞得卻更好，他不但實干，而且及時利用集體資金，發展現代化，結果他的集體月月在變，年年在化，雖然發展迅速，卻有一條永遠不變，就是社會主義原則。華西村的偉大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吳仁寶有對付官僚主義的豐富經驗，他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革命家、實踐家、開拓家。九十年代后，吳仁寶在全國不同地區用華西模式試驗，均獲成功。去年九月華西村成功之路走上紐約街頭的巨幅熒屏上，不知美國人看了作何感想！　　

這證明，毛澤東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的論斷，是完全經得住時間考驗的。　　

單用口爭論沒有多少益處。領導的素質能力是決定社會主義集體成敗的重要保障。如果形成了一種先進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選舉制、罷免制，則發揮智慧成為人生的第一需要，為人人皆成堯舜創造了條件。　　

當年的“抓革命，促生產”，就是原則，就是制勝法寶。有的人熱衷于奪權，不惜一切手段，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自己卻游手好閑，胸無點墨，連資本主義都不懂，豈懂社會主義，既沒正確的理論，又無實踐能力，不但喊空口號，而且禍國殃民。對于王明、張國濤、汪精衛那些翻手成云覆手成雨的家伙，人民不但要高度驚惕，而且要敢于斗爭，認真堅決地斗爭。　　

路線不正確，方法不對頭，走得越快越糟糕，則黨員的所謂修養之類，最終會變成黨員們的緊箍咒，阻止每一個黨員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智慧體。眾所周知，只有自覺的修練才有可能練出真功夫。那么沒有覺悟的人或者黨員能有自覺性嗎？至于清除黨員內的變質分子，既是黨自我代謝的需要，就應當讓人民明白，以反面教員教育群眾，減少事業前進的阻力。同時也可以使黨不犯錯誤，免得迷途不返。黨犯了錯誤，那可了不得，黨是人民的中樞神經。中樞有了問題，就如人精神昏亂一樣，后果嚴重。　　

早在一九四零年元月十七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大聲疾呼：中國資產階級的英雄好漢們，你們想在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那是不可能的。帝國主義不答應，全體人民更不答應。唯有社會主義，才是我們的必由之路！　　

路線不正確，思想必混亂，黨怎能有純潔性可言！不過混亂過后是清明，這里一定的。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