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辛子陵瘟疫”小議50題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 6  辛子陵的超級唯心主義

反“辛子陵瘟疫”小議50題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 6  辛子陵的超級唯心主義 　　

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科學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馬克思：《對所謂李嘉圖地租規律的發現史的評論》（《資本論》第四卷第二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這個抽象概念來頂替有著行為的現實動機和受著各種社會條件影響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許多特性的一個特性來頂替人本身，難道這不是荒謬的嗎？（馬克思：《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英格蘭銀行的措施》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但是這一切在人們的頭腦中采取什么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情況決定的。自從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萊茵河流域那樣簡單地搗毀機器以來，工人已經絲毫不能容忍按照資本主義方式應用機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１８８６年初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個人如果力求使歷史去適應不是從歷史本身（不管這種歷史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歷史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筆者套用馬克思論卑鄙的語錄談歷史評價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議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 6  　　

辛子陵的超級唯心主義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在研究國家狀況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但是存在著這樣一些關系，這些關系既決定私人的行動，也決定個別行政當局的行動，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樣不以他們為轉移。只要人們一開始就站在這種客觀立場上，人們就不會違反常規地以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惡意為前提，而會在初看起來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這些關系在起作用。”（馬克思：《摩澤爾記者的辯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K94第３６３頁）　　

辛子陵正是馬克思當年分析中提到的這種已經走人歧途的人。貫穿在辛子陵的整個“歷史評價”中的世界觀，就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的。　　

不過，德國畢竟是馬克思的故鄉，是理論思維的故鄉，所以，人們即使是在“走入歧途”和“違反常規”的時候，居然還很全面和很紳士地“以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惡意為前提”。　　

而辛子陵的唯心主義顯然已經完全不同于當年德國的唯心主義了，辛子陵的唯心主義已經“與時俱進”地帶著最突出的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了，比如，辛子陵的“歷史評價”，已經不屑于“以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惡意為前提”了，辛子陵的“歷史評價”僅僅以毛澤東一個人的“惡意”為前提！！　　

比如，辛子陵在“深入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時候，除了通過他的超級極端主義的“邏輯”和批判“手法”，無限夸大，無限妖魔化外；除了通過他的“時段分割”式“評價”法，把水攪渾之外；他還直接采取“增加評論”的方式，圍繞所謂黨內斗爭的問題，在“挖掘”、“猜測”和“評論”毛澤東的“動機”上大做其文章。所有這一切，都是辛子陵唯心主義的發作和“杰作”。　　

尤其是，在辛子陵筆下，毛澤東的“動機”已經不再具有絲毫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科學含義；不再是客觀存在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不再具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內容；不再與中國人民的情感、愿望和需求有任何關系；不再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有任何關系；不再與國際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有任何關系；不再由毛澤東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從根本上指導；不再由毛澤東的一生革命的豐富實踐經歷和所建立的豐功偉績所規定和體現；等等，等等，而是完全變成了由辛子陵任意編造的、任意強加的“罪惡”。　　

在辛子陵的筆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完成之后開始，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探索和實踐，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都只是毛澤東的“動機”中的那個有關權力、權謀、甚至“罪惡”的神話的不斷演繹……這就是辛子陵的“歷史觀”，——如果他還有“歷史觀”的話。　　

地球人都知道，用政治人物的“權謀”和“動機”去解釋歷史，這歷來就是唯心主義者的萬能的公式，老套的公式。辛子陵的特別之處只在于：僅僅做足有關毛澤東一個人的“權謀”和“動機”的文章。　　

地球人都知道，關于政治人物的“權謀”和“動機”的神話，從來就是一個古今中外都令人津津樂道而又聳人聽聞的故事。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拿領袖的“動機”大做文章以丑化和否定領袖，丑化和否定黨，歪曲黨內斗爭的性質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據說，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就不得不時時停下緊張的理論研究工作，親自寫一些抨擊性的小文章或大文章，來回擊和揭露各類卑鄙小人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個人（包括對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和運動的造謠、污蔑、歪曲和攻擊，來維護黨的聲譽和形象。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上）的“前言”中（P21~31），就有這樣的說明：　　

“本卷后半卷的內容是卡·馬克思的抨擊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這一卓越的文獻反映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進行的斗爭，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為保護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受資產階級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惡毒攻訐而發表的言論。馬克思的這部用尖銳的諷刺形式寫成的作品，是對那些采用誹謗和捏造事實等卑鄙手段攻擊無產階級運動的敵人進行致命反擊的典范。　　

“……　　

“為了鞏固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和威信，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勞動群眾對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過去和現在的活動、他們的道德品質、他們的觀點和目標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誹謗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眾徹底認識到無產階級政黨的事業的偉大和純潔，不讓無產階級的敵人誣蔑和詆毀－－這就是馬克思要寫出‘福格特先生’這一著作的崇高動機。　　

“……福格特在這本小冊子（曹按：指１８５９年１２月出版的卡爾·福格特的誹謗性小冊子“我對‘總匯報’的訴訟”）里，不惜歪曲事實、睜眼撒謊，拚命對馬克思及其戰友散布大量惡毒骯臟的謠言，對他們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的活動大肆歪曲，誣蔑他們懷著自私自利的、幾乎是犯罪的動機。福格特的造謠中傷，是同普魯士警探于１８５２年進行科倫挑釁性審判時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家捏造的罪名，同敵視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領袖們屢次對馬克思及其戰友進行的誣蔑遙相呼應的。德國的資產階級報刊響應了福格特的誹謗。工人運動的兇惡敵人廣泛地利用了－－而且后來繼續利用福格特的小冊子。　　

“馬克思認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這場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進攻，表明資產階級力圖給正在形成中的無產階級政黨以致命的打擊，并從道義上使它在社會人士的心目中破產。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這一著作中寫道：‘統治階級的告密者們也隨時隨地在同樣無恥地對捍衛被壓迫階級利益的先進政治戰士和作家造謠中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上）第４５３頁） 福格特的言論之所以具有極大危險性，還在于這本誹謗性小冊子的作者掛著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間有影響，在資產階級公眾中間享有自然科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的聲譽。在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面臨爭取全國革命民主統一的尖銳斗爭，必須加強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群眾中的影響，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應聲蟲的面目就特別重要。馬克思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３日給弗萊里格拉特寫信說，同福格特的斗爭‘對于黨在歷史上的聲譽和它在德國的未來的地位具有決定性意義’。可見，在駁斥福格特的這場論戰中，馬克思不僅維護了無產階級革命家過去的革命活動，而且也維護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未來。”　　

我想，以上這件事至少說明，拿無產階級領袖的“道德品質”和“動機”做文章，是自有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以來，一切階級敵人（包括內部敵人）所慣用的老手法。也許這可以算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一個規律吧。否則，當年怎么會出福格特攻擊污蔑馬克思，蘇聯怎么會又出赫魯曉夫攻擊污蔑斯大林，中國怎么會又出辛子陵攻擊污蔑毛澤東這樣如出一轍的老把戲呢？　　

順便指出，后來的歷史證明，——第二帝國崩潰以后法國政府公布的關于路易-拿破侖的秘密費用開支的材料說明，那個攻擊馬克思的壞蛋福格特，原來在１８５９年８月（即在福格特發表攻擊馬克思的文章之前4個月）從這筆秘密費用中得到了４萬法郎。這充分說明，福格特攻擊馬克思完全是一手現拿錢一手現辦事的骯臟交易。　　

毛澤東也曾經說過，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最省力，因為可以不要任何根據地瞎說一氣。而拿無產階級領袖的“道德品質”和“動機”做文章，恐怕又是所有“瞎說一氣”中最省力的和“收效”最大的一種。　　

不過，我想，絕大多數中國人會相信“實事求是”的道理，會相信“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的道理，會相信世界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無緣無故的恨的道理，會相信“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的道理。　　

歸根究底，毛澤東的主觀意志，只不過是毛澤東所處在其中的社會歷史現實（包括黨內現實）在毛澤東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而已。歸根究底，毛澤東的道德品質和動機，是由毛澤東一生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包括黨內關系的總和）所決定的；毛澤東的道德品質和動機，是由毛澤東一生的忘我奮斗和無私奉獻的革命實踐所體現的；毛澤東的道德品質和動機，是由毛澤東一生的豐功偉績所證明的。總之，毛澤東的道德品質和動機，絕不是由辛子陵的主觀意志決定的。　　

細心的人們大概都知道，在共產黨的領袖中，毛澤東是動員自己的親人參加革命人數最多的一個。這至少從一個側面充分說明，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忠誠、執著、堅定、徹底和義無反顧，是無與倫比的。所以，懷疑毛澤東的動機的人，不但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常識；不但是違背了毛澤東一生革命，全家革命的客觀事實；而且是違背了天理和人性的！　　

至于辛子陵所說的政治家的權謀問題，完全屬于斗爭策略一類的問題，完全是服從于斗爭本身的性質，服從于斗爭大目標或總目標的。　　

在策略問題上，恩格斯曾經說過：　　

“我把道德問題拋開不說——這里不是談這一點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邊，——對于作為革命者的我來說，一切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論是最強制的，或者是看起來最溫和的。這種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堅強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這些呢？無政府主義者們和朋友莫里斯說：它使我們有腐化的危險。是啊，如果工人階級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賣身投靠的無賴，那我們最好馬上卷起鋪蓋回家，那無產階級和我們大家就在政治舞臺上毫無作為了。和其他一切政黨一樣，無產階級將從沒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錯誤中最快地取得教訓。　　

“因此，在我看來，您把首先純屬策略的問題提高到原則問題，這是不正確的。而我認為這里原本只是策略問題……”（1889年７４《恩格斯致格·特里爾》，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P686）　　

由此看來，辛子陵道貌岸然地在策略上、“權謀”上談論道德，是虛偽的。而他自己的策略和權謀，卻是采用了選擇“動機”、“權謀”、“道德”等等大做文章。這實在是對假“正統”的最大的諷刺。　　

在這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政治家用不用權謀，——有誰見過不用權謀，赤膊上陣的裸體政治家嗎？而在于政治斗爭（軍事斗爭、外交斗爭、思想文化斗爭等等也一樣）本身的性質。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　　

“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1885年65 《恩格斯致維·伊·查蘇利奇》，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P669）　　

由此可見，在恩格斯看來，“把首先純屬策略的問題提高到原則問題，這是不正確的。”策略“原本只是策略問題……”而策略背后的理論，作為策略的前提條件或“基本條件”的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才是原則問題。策略“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矛盾是客觀存在和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內部都自始至終存在著矛盾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黨內矛盾和黨內斗爭，是與黨本身的歷史不可分割的。這是革命斗爭實踐中，國內外和黨內外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在黨內斗爭問題上的正常反應，必然反應，集中反應。是根本回避不了的。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向來主張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包括現在稱黨內思想教育）。這是黨的生命力和生命運動的體現。黨內的思想斗爭一旦停止，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我們黨的自己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這實際上是一個認識論的常識問題，也是黨的建設理論和建設實踐的常識問題。辛子陵們竟然把正常的黨內矛盾和黨內斗爭問題扭曲化，神秘化，妖魔化，并且據此惡毒地集中攻擊污蔑毛澤東一個人，實在是狂犬吠日，“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和狂妄到了極點。 　　

辛子陵這樣，一面緊緊抓住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話語權和行動權不放，一面又根本抹殺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本身的客觀性、必然性和路線性原則不談，把“動機”、“權謀”問題上升為原則，并且將其抽象化、神秘化、妖魔化，看起來很“深刻”，實際上是把水攪渾，以達到顛倒黑白，顛倒本末，混淆在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問題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的卑鄙目的。　　

政黨不但不能諱言和回避黨內斗爭，而且，政黨天然就是社會斗爭的產物和工具。辛子陵瘟疫自己壞事做絕，居然還詛咒斗爭，真是虛偽、無恥和專制到家了。　　

我想，在任何一個涉及權力問題的團體或群體的權力層（例如：企業領導層、行政機關或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委員會）內部，權力從來都不是按人數（人頭）平均分配的，而是按職務（職責）分配的，——即使領導集體中的每一個人他們全都具有同樣的綜合素質和決策能力。因此，雖然在不同的權力核心內部，相應的決策程序各有不同的規定，但所有的決策，同樣肯定不是按簡單多數的原則進行的。否則，就會出現那種雖然很“民主”，但實際上卻無人負責的混亂局面。　　

在過去的革命戰爭年代，領導層決策的問題具有緊迫性，尤其是軍事問題，常常就是由首長決策（必要時要由上級批準）的。　　

即使是仗（甚至是敗仗）打完后做總結，通常也總是從主觀是否符合客觀，從戰略戰役決策，從情報掌握，戰術運用，靈活應變，等方面進行總結，而絕不會從領導者在決策中的個人動機、權謀和個人道德的對內運用上找問題的。除非懷疑有人通敵。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的決策，雖然已不再具有戰爭年代那樣的緊迫性，但仍然有其基本的決策節奏，容不得拖而不決，或久拖不決。但是，正因為處于和平時期，所以，決策的可討論性、可爭論性卻明顯突出起來。這種可爭論性即使完全撇開任何異常情況（比如所謂黨內路線斗爭等），即使決策層的每個成員都具有同樣的綜合素質和決策能力，也還有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問題，還有個“各在其位，各謀其政”的問題。所以，領導人對同一個問題（即使是那些特別重大的必須共同面對的全局性問題）的思考工夫，對問題認識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各人對問題的擔當程度，都是根本不可能一樣的。這樣一來，幾乎對任何一個問題，都可以從容討論和爭論而天不會塌下來的（！？）。但是，無論怎樣討論和爭論，決策總還是要做的。于是，不但在決策前有爭論，在決策后有爭論，甚至在決策實施中和實施結束后，仍然有爭論。——就象我們現在所見、所做的這樣。這是因為，和平時期的是非成敗問題的判定，和戰爭時期的勝負成敗問題的判定，明顯具有不同的可爭論性。比如，在爭論的時間上，戰爭時期甚至沒有時間爭論，而和平時期卻可以爭論一萬年；在爭論的客觀標準上，戰爭時期的勝負成敗的標準具有比較明顯的確定性和不可爭論性（通常情況下，戰爭結局就是判定標準），而和平時期是非成敗的標準則具有比較明顯的“不確定”性或“可爭論性”，——只要人們愿意爭論。　　

和平時期從問題決策到實施到結束以后的可爭論性，這肯定同時是共產黨的民主傳統的體現之一。共產黨從來是允許爭論和允許保留不同意見的（這里不討論鄧小平的“不爭論”主張），只是要求在行動上必須服從集體的決定。但問題是，要求一個人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情況下做到行動上服從，是很不容易的；而要求一個人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情況下進一步做到行動上無保留，就更不容易了。——而行動上的保留恰恰是黨的紀律所不能允許的。　　

但是，在事實上，我們不但不可能杜絕有人總是會在行動上有保留，甚至，也不可能杜絕有人總是會在行動上掣肘。因為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于是，不管怎么決策，總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上的絕對一致，更不可能做到行動上的絕對一致。于是，這幾乎就是工作的常態，事物的常態，當然也是黨內工作和黨內斗爭的常態。于是就一定有人總是會表現為這樣或那樣的“很不理解”和“很不得力”，甚至表現為行動上有保留，有掣肘。等等，等等。當然，這本來也還是一種正常的狀態。但是，這種正常的狀況，如果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十地持續下去，如果一年、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地持續下去，那么，無論是解決還是不解決，豈不都是很不正常？很困難？很痛苦？——我不知道，所謂黨內斗爭，所謂黨內路線斗爭，——我這里顯然只是指那些“慢性的”斗爭，是不是這樣形成的？　　

當然，在重大問題上和緊迫問題上的分歧和斗爭，肯定會有急性的表現。但是共產黨內向來就有對重大問題反復討論的決策機制，特別是在意見分歧的情況下。　　

總之，領導層內部如何決策的問題，以及在決策過程中如何處理分歧的問題，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實踐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完全同一的。盡管可以要求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探索、改進和完善。但是，這個問題的存在，始終是與黨的生命運動不可分割的。　　

由此可見，無論如何，決策的過程，盡管在通常情況下，總是表現為充分討論醞釀和最終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肯定不是辛子陵所理解的那種舉手和數數的簡單過程。更不是一個可以事后諸葛亮式的重新推演和推定的過程。　　

必須承認，根據民主的原則，在討論和爭論問題的時候，每一個人的權利是平等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毛澤東對自己見解的堅持，也就是堅持自己的平等權利，也就是完全正當的。是根本不應該被理解為所謂“家長作風”或“獨斷專行”的。如果進一步考慮到，每一個人對同一個決策所承擔的歷史責任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更沒有理由指責毛澤東的堅持了。　　

總之，共產黨如果不會決策，如果不會正確決策，那就不會有共產黨的今天；毛澤東和鄧小平如果不會決策，也就不會有毛澤東和不會有鄧小平。　　

如果設想或要求每一個決策者在決策時都只是做表決機器，那么，決策層中也就不會在“決策”這一點上有分歧和爭論了；甚至，連決策問題的提出，以及從一個決策問題到另一個決策問題的轉變，也都無法實現的了；中國的字典里也就不會有“據理力爭”、“力排眾議”和“力挽狂瀾”之說了；毛澤東就不再是毛澤東；鄧小平也就不再是鄧小平了。一句話，黨內也就不會有分歧和斗爭了，或黨內斗爭就只剩下舉手和數數了。但是，那樣一來，黨的生命豈不也就結束了？　　

所以，以上所說的那種決策方式，決策過程，即主要領導在重大問題的討論和重要決策的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情況，恐怕是一種正常工作狀態。當然，這并不妨礙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發揚決策民主和黨內民主。這與毛澤東和鄧小平個人，在決策之前及之中的思考，和醞釀過程中的調查研究、民主協商，以及在有關會議上的討論和爭論工夫，是完全不同的問題。這個道理，盡管看起來，說起來，聽起來，都很不“民主”，很“家長”，也很要用“權謀”。但是，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時候，就曾經指出：　　

“沒有一個作出最后決定的意志，沒有統一的領導，人們究竟怎樣開動工廠，管理鐵路，駕駛輪船，這一點他們當然沒有告訴我們。……一個哪怕只由兩個人組成的社會，如果每個人都不放棄一些自治權，又怎么可能存在，——關于這一點巴枯寧又閉口不談。”（１８７２年  ３２．恩格斯致泰·庫諾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P608 ）　　

辛子陵自己曾經在他的大作中談到的關于黨的高層在抗美援朝問題上的決策情形，——就是所有的人都無法提出自己的確定的意見，而只能相信毛澤東的決策，——這也正是主要領導在重大問題的討論和重要決策的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典型的例子。我無法設想，如果抗美援朝的結局是另一種情況的時候，那些放棄決策權的領導者們，以及辛子陵之流，又可能會怎樣猖狂攻擊、污蔑毛澤東呢？　　

順便指出，如果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即使新中國還能屹立不倒，也肯定是面目全非了。至少，我們的白山黑水可能至今還被“老大哥”和“小兄弟”們所占用或占領；甚至已經成為“山姆大叔”的第N個州，也未可知。　　

既然像辛子陵這樣“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的人，都自認為自己很“正統”，自認為自己更有能耐和權利來安排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那么，他還有什么資格批評毛澤東的堅持呢？　　

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如果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有新中國；就不會有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就不會有鄧小平和鄧小平的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基本路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只有當一個領導人進入了情況不明、心中無數、思路不清、決心難下的狀態時，才會失去決策自由，喪失決策能力。真要到了這種地步，這個領導者、決策者就很成問題了，即使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也邦不了他的忙。因為，此數與彼數是屬于完全不同的量級和意義的！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全黨全國人民正在忙著建設和諧社會，我根本不想再對過去年代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層的內部分歧、爭論及其是非問題妄加評論。因為，對一個社會底層百姓來說，那樣做是很難有充分根據的，是很輕率的。弄不好就一定會眾說紛紜，很容易對評價對象造成二次傷害，意外傷害。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設想，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們在過去年代中，在直接面對許多重大問題時，或在某些重要的歷史關頭時，他們各自或共同在了解情況，分析問題，判斷是非，考慮進退和進行決策時，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一定很不容易。所有的當事的領導人們都要作出及時的甚至是即時的判斷和選擇，一定是絕對復雜、艱難的，有時甚至很可能是痛苦的。尤其是當他們內部產生了分歧和爭論的時候，——雖然也許總是可以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反復的討論和爭論，但是即使這樣，也一定難免總是有不同的意見和保留，那怕是誰都無法預見這種不同意見的分歧和保留可能造成什么后果。但是，盡管如此，他們每個人都還是必須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和選擇。而一旦他們各自及共同作出了歷史性的決定的時候，同時，他們也就各自及共同選擇和承擔了由此產生的各自的和共同的歷史責任，——哪怕這個歷史責任無比沉重。這是不言而喻的。　　

任何后人，即使自我感覺是“事后諸葛亮”，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轉世靈童”，或其他什么人的“轉世靈童”，也還是都無法僅僅根據自己現在的、往往很可能是自以為是的看法和愿望（哪怕是最善良的看法和愿望），來改變以上這種由領袖們自己當年的決策所必然形成的歷史安排和結局。　　

盡管后人可以用足夠的時間和理由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斷甚至猜測，但無論多么客觀和公允的判斷，都只能（從理論上看來）是從某個角度、某種距離上和某種高度上，去盡量接近當年決策時的那個真實的歷史瞬間，而永遠不可能達到歷史的真實，更不可能改變這個歷史的真實。——盡管我們中有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完全有足夠的時間來編造一個個“歷史”故事。比如就像辛子陵所做的這樣。　　

但是，同時，后人的種種事后分析，也就注定要面臨巨大的風險，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但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且很可能對評價對象造成過失傷害或故意傷害。同時又因此而傷害了歷史本身！　　

辛子陵正是在這一點上完全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坑的。　　

辛子陵肆意歪曲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肆意詆毀全黨全國人民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所開創的民主革命事業污蔑為左的馬克思主義，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污蔑為左的馬克思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甚至污蔑為“共產主義地獄”。　　

辛子陵閉口不談在共產黨執政之初，右派分子對憲法所規定的黨的領導地位的蔑視和挑戰。甚至在他明明知道，并且明明自己已經在大作中寫明了，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胡耀邦，即使在掀起“大平反”浪潮的時候，也沒有徹底否定反右斗爭和沒有全部為右派“平反”的情況下，仍然頑固地把反右斗爭污蔑為“迫害”知識分子，仍然頑固地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辛子陵的這種不許反右，只許右反；只許右派違憲，不許左派護法的邏輯，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在這里，有必要引述關于反右斗爭必要性、正當性的以下兩段文字：　　

“這一年（曹按：指1957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6月27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于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但是，對于沒有錯劃的那幾個原來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斗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鄧小平：一九八○年　三月十九日　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辛子陵如果真的想了解和尊重歷史，那么，他甚至完全可以和應該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也是最早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辛子陵很看重這個綱領）及其后的新憲法所肯定了的，右派分子反對黨的領導是違反憲法的；同時，辛子陵還應該看到，正是因為右派分子干擾了當年的黨的整風，才讓那次黨的以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為目的的整風運動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是在后來的反右斗爭擴大化中有所反彈（反右擴大化可能就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在反右中的表現形式）。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完全可以說，正是右派分子的無知和狂妄，直接掩護了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才造成了當年的反右斗爭擴大化，才成為后來黨在大躍進工作中犯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右派分子不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某種程度上還砸了黨的整風，砸了大躍進，砸了全黨和全國人民。　　

辛子陵根本無視全國人民在新中國成立后因為翻身解放、當家作主而迸發出來的勞動熱情和創造力；根本無視全國人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因為保家衛國而迸發出來的勞動熱情和創造力；根本無視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因為認同黨和國家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所迸發出來的勞動熱情和創造力；根本無視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中國的無私援助本身對我國經濟建設規模和速度的有力推動；根本無視全黨全國人民要求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迫切愿望、高度熱情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根本無視大躍進之前就有“一五”時期事實上的大躍進和特別是1956年事實上的大躍進；根本無視1958年的大躍進作為“二五”計劃的開局是首先在當年2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確定和發動的歷史事實；根本無視總路線是在1958年５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的，等等。他不但徹底否定和妖魔化了“三面紅旗”，還把所謂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在所謂“餓死人”的“數量”上，已經首先被辛子陵妖魔化地無限夸大到超過了全國同期全部死亡人數！）全部歸結為“人禍”，而且認定就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罪惡”……　　

辛子陵根本無視國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的客觀存在；無視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反修防修問題上的認真思考和認真對待的態度；甚至根本無視黨的有關歷史文件和決議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及理論背景的有關分析；硬把文化大革命污蔑為是毛澤東為了“掩蓋”自己建國以來的種種“錯誤”，特別是大躍進的“錯誤”（辛子陵的“掩蓋”說，完全違背了我們黨當年及時發現，主動總結和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的歷史事實），而進行的權力斗爭，甚至無恥而拙劣地污蔑毛澤東想把政權“傳”給江青和毛遠新。——這種天方夜譚式的故事，無論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傳統（決定于黨性原則）來看，還是從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過程來看，都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至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就是一直旗幟鮮明地與“四人邦”進行了嚴肅的斗爭的；而與此同時，全黨全國人民與“四人幫”的斗爭也已經幾乎完全公開化了的。　　

順便指出，辛子陵的“傳位”說，恰恰是完全暴露了辛子陵內心陰暗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　　

為了揭穿辛子陵的“傳位”說謊言，有必要引述以下兩段文字：　　

華國鋒在《197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曾經指出，“毛主席的重大戰略決策，沉重地打擊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并且為后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奠定了基礎。”他說：　　

“……毛主席批判了他們（曹按：指“四人幫”）的破壞活動，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毛主席還多次指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是，‘四人幫’不僅頑固對抗毛主席指示，而且加緊秘密策劃，陰謀利用四屆人大的召開由他們來‘組閣’。毛主席及時戳穿了他們的陰謀，尖銳地指出江青有野心，不準她露面，不準她批文件，不準她組閣。毛主席無限信任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明確指示‘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確定周總理負責四屆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安排，由鄧小平同志協助周總理起草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屆人大的勝利召開，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是對他們篡黨奪權罪惡活動的一個嚴重打擊。　　

“四屆人大以后，在執行還是反對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問題上，我們同‘四人幫’之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斗爭。……毛主席針對他們的干擾破壞，反復批判他們違背‘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多次警告他們‘不要搞四人幫’。中央政治局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對‘四人幫’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在這期間，黨中央、國務院相繼召開了鐵路會議、冶金會議、國防工業會議、軍委擴大會議和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等重要會議，抓緊整頓各級領導班子，落實黨的政策，批判資產階級派性，發動群眾打擊城鄉資本主義勢力，開始對工業、農業、財貿、科學、教育和軍隊等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努力清除‘四人幫’干擾破壞所造成的惡果。中央采取的這一系列措施，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和響應，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國民經濟開始好轉。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愛的周總理不幸逝世。在這前后，‘四人幫’猖狂地反撲過來，迫不及待地要把黨權、政權、軍權都奪到他們手里，這就展開了又一個極其嚴重的斗爭。……毛主席英明果斷，采取了非常的措施，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底親自提議并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確定了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四月初又親自提議并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確定了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人事安排。　　

“毛主席的重大戰略決策，沉重地打擊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并且為后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奠定了基礎。……（華國鋒:《197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工作報告》資料來源：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粉碎“四人幫”問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指出：　　

“ 他（曹按：指毛澤東）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6月27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資料））　　

以上歷史文件的有關內容，無可爭辯地粉碎了辛子陵的所謂“傳位”說謬論。　　

辛子陵完全不顧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的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思想，甚至完全不顧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動亂、暴亂的實際行動，卻明目張膽的堅持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就是“打左燈向右轉”主義，還妄稱這就是鄧小平的意思。　　

辛子陵就是這樣，自以為他站在了歷史的最高點上，至少是站在了“戰略機遇期”的歷史最高點上；他自以為他既掌握了“晚期”的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又掌握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全部秘密，特別是掌握了毛澤東的內心“動機”的“罪惡”；他自以為他就是鄧小平的“遺囑”的執行人和中共高層的指路人或至少也是指路高參，……　　

總之，辛子陵真的是已經完全按捺不住了。為了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他喪心病狂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竭盡造謠污蔑和妖魔化之能事，甚至不惜對毛澤東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辛子陵這樣“深入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這樣解讀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幾十年來前赴后繼和艱苦卓絕的實踐探索和斗爭的歷史，這樣一筆勾銷毛澤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所取得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實在是太莫名其妙，實在是太大逆不道，實在是太滅絕人性，太離譜和太妖魔化。　　

一句話，辛子陵瘟疫實在是太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的超級唯心主義。　　

辛子陵簡直是丟盡了改革開放的臉！丟盡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臉！丟盡了中國人的臉！丟盡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人的臉！　　

難道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國人中的辛子陵這類“改革派”和“精英”，已經徹底喪失了自己的起碼的認識能力和起碼的歷史觀，已經墮落到只能這樣來“解讀”自己民族的歷史？　　

難道改革開放的中國人中的辛子陵這類“改革派”和“精英”，已經墮落到這樣的田地，以至于不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作徹底切割，不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徹底虛無化、妖魔化，就再也沒有話語權了？　　

嗚呼，哀哉！　　

不過，話也還得說回來。改革開放中出現象辛子陵這樣的“改革派”和“精英”怪胎，出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的辛子陵瘟疫，恐怕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和殘酷性。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毛澤東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曾經說過，這叫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無情的事實似乎又一次雄辯地證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論述并沒有過時；又一次證明，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特別是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有機結合）的基本要求，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動亂和暴亂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　　

不過，這一次的證明，是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沒有再主張開展階級斗爭、反右斗爭或任何政治運動的情況下的證明；是在毛澤東身后，已經沒有人再玩所謂“引蛇出洞”之類的“陰謀”，而是完全由著表現者們按自己的意志自由自在地和隨心所欲地登臺進行自我表演的情況下的證明，是自己對自己的證明。這一次證明完全是在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條件下的純粹天然的證明，客觀的證明。無疑是最自然、最本色、最雄辯、最露骨和最血腥的證明。是最能說明客觀事物本來面目及其規律性的歷史自己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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