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不是那么難？

改革是不是那么難？　　

一年一度的兩會開完了，人們如同高度亢奮的讀者，如饑似渴地讀完了一部現實版的鴻篇巨著，思緒完全沉浸在蒙太奇的章節之中，一時還醒不過神兒來。和所有名著一樣，其結尾處往往高潮突起，卻又嘎然而止，留下許多讓人遐思的空間，依據讀者的理解能力，各自延伸和演繹，自然又有新的內涵。　　

筆者正是這十幾億讀者中的一員。由于個人想象力不豐富，對一些問題的解讀往往陷入“無限不循環小數”的牛角尖。梳理了兩天，對讓人最困惑的兩個內容稍有心得，對與不對，愿與朋友們共享。　　

先說說重慶。重慶在兩會前出了個王立軍事件，這給后來的戲劇性變化埋下了伏筆。所有結果都是想像得到的，只是來早與來遲的不同。當“反思”與文革、再與封建思想聯系在一起的時候，薄熙來的離開是一種版本。在這個氛圍里，人們推導的結論是“薄熙來搞文革不得人心”。于是，唱紅打黑、共同富裕、五個重慶統統都成了“文革”的組成部分。又由于人們的社會地位的不同，再分化為兩個涇渭分明的群體。有些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甚至搬出了某大專家的理論，社會發展必須保證“差距”，而中國的貧富差距還遠遠不夠。他們將浙江老板“跑路”、資財大量外逃的原因歸結于對共同富裕的恐懼，甚至認為只要現行憲法規定的“政體”存在一天，富人們在經濟改革中取得的“成果”最終都會失去。因此，這部分人是將共同富裕、打黑都歸到文革這個筐里的。在這樣語境里，“活著的文強們笑了”。另外一部分人認為，文革“均貧”讓所有人都吃“社會主義的草”，而改革30多年的成果只被少數人占有，一部分人吃“資本主義的苗”，一部分人連草都沒得吃。這絕不是共產黨人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在這樣語境里，“死去的先烈哭了”。　　

峰回路轉。薄熙來的離開出現了另一種官方版本。筆者注意到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重慶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的講話，最少有兩點重要的、也是明確的信息值得關注。　　

一是對重慶班子成績的肯定。他說：“中央對重慶的工作是肯定的，對重慶的發展變化是肯定的，要把重慶市這些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績，重慶市廣大干部群眾為之做出的貢獻，同王立軍事件區分開。近年來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干部群眾，銳意進取，扎實奮斗，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成績的取得是黨中央國務院正確領導的結果，是重慶歷任與現任領導班子和三千二百萬人民共同奮斗的結果，是駐渝部隊、武警官兵共同努力，以及老同志支持幫助的結果。”　　

二是關于重慶班子調整的原因只有一個：“這次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鑒于王立軍事件造成的嚴重政治影響，中央從當前的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研究決定的。”　　

人們相信，李源潮的講話本身絕對是中央高層會議“慎重研究”的集體“語言”。這里并沒有關于文革一類的表述。　　

按說，文革出現“紅衛兵造反”是1966～1968年的事情，后來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了。真正參與“造反”并且具有“世界觀”能力的人，現在都六七十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作為“五種人”已經在黨和國家的體制內“永不留用”了，即便是“殘渣余孽”，也是無法重新鉆到體制內來影響改革的。問題是，為什么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消除？這才是最需要“反思”的問題。有一點是錯不了的，如果改革的成果人人共享，大家都有苗吃，有什么力量還能讓大家再去吃回頭草呢？　　

再說改革的阻力。今天的改革確實遇到了阻力，并且阻力似乎無處不在。比如，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因改革而失去既得利益；老百姓不愿意因改革再添幾座大山；“烏托邦”們不愿意看到社會主義只剩下馬甲等等。假如將改革置于這些阻力中間東突西撞，恐怕是沒有出路的。　　

其實，改革也不是那么難。只要我們的改革首先不躲躲閃閃，明明白白在旗幟上寫上我們的改革是為什么人的，目的和目標是什么，就能得到相關方面的擁護。　　

筆者此文是斷斷續續寫的。到此刻又有幸拜讀了習近平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是關于保持黨的純潔性的，眼前豁然一亮。摘錄一小段：“體現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作為指導思想，堅持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斗作為理想信念，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決抵制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侵蝕，堅決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作斗爭。”　　

有了這個明確無誤的說法，還擔心什么呢？我們推翻三座大山難不難？共產黨明明白白告訴中國的老百姓，共產黨要干什么，結果就勝利了。今天的改革，只要還是為人民服務，明明白白說清楚，總不會比當年的革命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