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認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完全不需要國企，依靠私企照樣可以。這種觀點其實徹底違背了中國人民自1840年以來近200年的殘酷歷史所得出的血與鐵一般的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實際上進入20世紀初，自帝國主義形成之后，中國已經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后時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發(fā)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多地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的國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會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正如毛主席所說：“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

    以上這種狀況的出現(xiàn)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無論是發(fā)達國家的資產階級還是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其本性就是利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種手段追求資本的增值，追求本階級或者大資本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發(fā)達國家資產階級對外表現(xiàn)出強烈的殖民主義和對外侵略的傾向，用對外侵略來緩和內部危機。而第三世界國家資產階級同樣是出于維護本階級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他們傾向性的選擇是屈膝投降，與國際壟斷資本合作，共同鎮(zhèn)壓本國勞動人民的反抗，這是一筆穩(wěn)賺不賠的買賣。如果要與國際壟斷資本對抗，并取而代之，其風險太大。于是第三世界國家資產階級有很強的賣國性、買辦性，無論你是分析汪精衛(wèi)還是分析蔣介石，都是如此。即便是有兩面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其買辦性也往往占主要方面。因此，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賣國主義的，所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民族復興使命的完成往往需要更多地動員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力量，這樣愛國主義的旗幟主要由無產階級扛起，于是第三世界的愛國主義便天然地和社會主義親緣。

    第三世界大國那些脫離人民、壓迫人民的統(tǒng)治精英，無論是官僚地主、是宗教神權還是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都只能是賣國的奴才。而這些國家的周邊小國，則有可能依附在西方帝國主義身上走向帝國主義道路。比如，英美系帝國主義一直有扶持日本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的戰(zhàn)略，所以日本一直沒有遭受清朝中國那樣極端殘酷的侵略，而日本明治維新則受到英國的大力支持。1894年日本侵略中國的甲午戰(zhàn)爭、1904年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zhàn)爭，乃至1931年918事變，其背后都是英美勢力。日本實力膨脹后，也想擺脫英美的控制，于是聯(lián)合德國挑戰(zhàn)英美霸權妄圖迅速統(tǒng)治世界，但被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黨所阻擊，最終在美國原子彈的威力下最終仍然轉了一個圈成為了美國的軍事基地，又成為繼續(xù)對英美勢力抗蘇聯(lián)和中國的棋子。同樣中東的以色列也是類似角色。可以說，自帝國主義為統(tǒng)治核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沒有一個大國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向復興，變?yōu)榘l(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亞洲的日本和韓國，如果不是英美用之來遏制中國和俄羅斯，也不可能成為二等和三等的較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于中國本土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依附性，中華民族的民族解放是由工農大眾及中國共產黨完成的。同樣，中華民族的復興同樣不能依靠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生存動機的資產階級，這個任務仍然只能有工農大眾及中國共產黨來完成。建國前三十年，中國工農大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公有制和國有企業(yè)，初步完成了國家的工業(yè)化，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在各個工業(yè)領域都掌握了一定的核心自主的高新技術，其中兩彈一星、核潛艇、運十大飛機等項目就是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