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溫暖

下崗后生活無著的、40出頭的小老張，突發腦溢血走了，曾經的地方國營百貨公司的“留守人員”按慣例在拮據的房租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為他辦了一個不很體面、但卻很真情、很溫馨追悼會，生前同事也都趕來送了他最后一程，讓他感受一下最后的溫暖。

百姓是不關心政治的，而政治卻時時刻刻在“關心著”百姓。

——題記

其實，幾千年來，像小老張這樣的人，無論是生來，還是死去，一直都是默默無聞的，生前坎坎坷坷，死后能入土為安已經是不錯的了，“路倒”暴斃或淺埋亂葬崗狼拉狗啃的不在少數。“慎終追遠”只是對那些大人物和有錢人來說的，他們可以請和尚道士做七七四十九天法事，超度他們的亡靈到西方極樂世界。葬禮上，“孝子”也是成群結隊，物質上是極盡豐厚奢靡的，真正做到了生前富貴、死后哀榮。

可是到了1944年，在偏僻的一個叫延安的地方，一個叫毛澤東的人在一個普通戰士的追悼會上告訴人們：“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這些都在他寫的《為人民服務》里。這以后，團結起來的人民跟著他，在五年的時間里，打跑了日本人，攆走了蔣介石，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又把這個辦法推廣到整個國家，全國人民這才有了身后享受哀榮的權力。

1954年，毛澤東主席領導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礦藏，水流，由法律規定為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1956年，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實現了公私合營，而后，又實現了集體化、國營化。小老張的父親老張就是在這期間進了地方國營的百貨公司，由于踏實肯干不惜力，不怕吃虧，得到了領導和群眾的一致認可，慢慢地由營業員、柜組長，進而出任公司經理。

這時已經到了七十年代，1972年，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松走進毛澤東主席的書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長達22年的軍事和經濟封鎖宣告破產，中國已經有了強大的國防、滿世界的朋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六的工業強國，國家產業結構也由以農業為主，農業、基礎工業、國防工業并舉轉向了基礎工業為主。由毛澤東主席批準，國家拿出43個億大批引進大型化肥、化纖生產設備，用以改善民生——這就是“43方案”。這時，小老張剛剛兩歲，當地革命委員會（政府）也及時地抓住這個機遇，自籌資金，土樣結合上項目。為了節省資金辦大事，依然采用五、六十年代“先生產，后生活”的辦法，以“要共產主義，不要加班費”、“八小時內拼命干，八小時外做貢獻”的熱情，從1973——1976年，陸續上馬了制藥廠、果酒廠、絲綢廠、電池廠、水泥廠、化肥一廠、化肥二廠、金礦等一大批地方國營企業，并于當年或第二年投入生產，給當地的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加上原有的印刷廠、針織廠、修造廠、機械廠、五金廠、電鍍廠、建筑社、汽車隊、螢石礦等集體企業（不包括社隊企業），一時間工廠林立，蔚為規模，實為這一地方工業的巔峰期。

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增長，服務行業也在迅速發展，縣社集體系統的供銷社遍及各公社甚至大隊，服務農村。國營商業系統也劃分出百貨公司、五交化公司、紡織品公司、副食品公司、食品公司、服務公司等，以服務城區為主，與縣社各有側重又互為補充。百貨公司也由十幾人、幾十人也發展到一百多人，不但一年能向國家上繳幾十萬到上百萬的利潤，同時，公司又是一個最基層是社會組織，維系著一百多個家庭，雖不很寬敞、但基本是免費地為他們提供住房（每月0.2元房租，一碗肉絲面的價錢，當時人均工資為三、四十元）；公司的職工是享受公費醫療的，大病小災的全由公司負擔了，1990年代，國營企業已被逼入絕境的時候，公司仍拿出幾萬元錢送一個重病的職工到北京治療，并派人陪護，直到痊愈。就是職工家屬生病，也能享受50%的公費（今天聽說，上個月，一鄰居突患胃穿孔，疼的滿地打滾，被鄰居送到醫院，電話招回鄉下礦上上班的丈夫和市里上班的女兒，很快，丈夫、女兒假滿，無奈離去，她和四、五歲的兒子被困在病房里，大放悲聲，還是在病友幫助下才度此難關）；而孩子們上學的書費和學雜費合計也就是兩、三元，進入大學則國家全包，有的專業甚至生活費也由國家負擔。不但如此，無論誰家有了紅白喜事，是不需憂愁的，公司領導是一定要到場操辦的。是新人的，為他們致辭、替他們祝福；對去世的人，開個追悼會，領導也要把逝者的一生做一概括的總結，寫進悼詞里，以“寄托我們的哀思”，這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制度。”使每一個家庭都沒有了婚喪嫁娶的壓力。

就是突發的天災人禍，也由這些基層組織承擔了。有一年，一個亦工亦農（人在工廠、公司上班領工資，在農村依然有一份耕種的田地），春節后回來上班時講了一件事：俺生產隊（即今村民小組，不同的是他們有權有責有公心）有一戶人家，年三十不慎失火，把家里燒個精光，媳婦坐在泥地上哭天抹淚，男人蹲在一邊唉聲嘆氣，三個孩子眼淚巴巴的，左鄰右舍看的都心酸。這時候，小隊長噙著煙袋來了，圍住被燒的一片狼藉的房子轉了一圈，把煙袋往鞋底一磕，發話了：張三，咱隊下場房屋有一座房子的木料，你負責運來，李四，你家準備蓋房的磚瓦，先讓他用了，過罷年隊下還你，副業隊（生產隊的能工巧匠，農閑時組隊出去搞副業）的人全都過來，趕黑把他家的房子翻攏好，王五，缺啥東西，你負責采制。一時，人馬三起卻也秩序井然、各司其責的干了起來，也就是一天一夜的工夫，初一上午，一座新房子竟然起來了，剛歸置好，左鄰右舍也都過來了，東家送個鍋，西家送摞碗，大娘掂瓶油，大嫂提袋面，有的還送來了熟食……整個隊下喜氣依然，就是主家也一掃晦氣，三個孩子的臉也都喜的花一樣，真正做到了大災無大難。

然而，世事總是一喜一悲，一福一禍，不盡人意。1976年的秋天，9月9日，毛澤東主席去世了，全國人民是悲天蹌地、哀痛欲絕。世界各地上至政要，下至平民，大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哀悼。1977年7月17日，鄧小平復出了，真是運來黃土生金，77—80年，工業正是“43方案”獲益的黃金季節，而農業，通過幾十年的興修水利（旱地一畝收麥2、3百斤，水澆地則7、8百斤）、土壤改良、種子改良，再加上化肥生產的投入（畝產能有1千多斤的），也蓄足了能量，可以說是萬事俱備，終于在1979年那個春天 ，“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1980年9月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82年1月改稱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實施，“神話般 ”、“奇跡般”地啟動了中國工農業生產，催生了中國經濟，得了一個天大的功勞，至今還受人稱頌。也為改革營造了一個絕佳的輿論氛圍。以“不許爭論”的霸氣，“摸石頭過河”式的改革開始了。
這時，小老張十歲。當地的工農業經濟發展勢頭強勁，而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創業者的境況則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自從10月里響雷以后，自上至省、地、縣、社、隊，干事的人都成了“三種人”，逐級進行清理。在當地，他們一方面領導生產經營，一方面接受審查，一直到1980年，徹底翻個底朝天，該殺的殺了，該抓的抓了，該清退的清退，該降用的降用，實在離不了的，背個處分繼續留用，戲曰“戴罪立功”。為當地工農業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縣革命委員會主任也被抓了起來，當時罪狀之一據說是有幾件棉質軍大衣（貪污），最后也死在了監獄里。
這以后幾年，依靠毛澤東主席幾十年積儲的物質能量、以及營造的穩定的內部、外部環境，國營經濟與個體經濟各自發展，經濟倒也猛增了一陣子。期間，胡耀邦一反中國傳統的“勤儉持家，細水長流”理念及毛澤東主席提倡的“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情”的勸導，豪放地提出“有水快流（人稱斷子絕孫）”的新思路，指導全國人民玩命地消費，禍及全國幾代人，至今尤甚，如今的年輕人要么掙不到錢，要么吃干化凈，甚至借著、偷著也要擺闊綽。1986年，鄧小平提出兩只手：“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當地也出現了一些“萬元戶”，時不時地騎馬游街夸富，“誰致富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的罵人話也出來了，人們都削尖了腦袋去掙錢。
到1990年，小老張已經20歲，畢業到百貨公司上班，聽說改革以來由于商業價格的“雙軌制”，導致了在國家高層，老子做官兒經商、官倒腐敗，去年6.4，北京的大學生們上街游行反官倒，又聽說是被美國利用反華、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的，被鎮壓了下去，趙紫陽也被撤職審查。至此，鄧小平先后拿下了胡趙這兩員改革先鋒大將，改革陷入了困境，人們開始了對改革的反思。6月16日，鄧小平又提出：“我們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對照起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只是可惜了那一大批莘莘學子、熱血兒郎。
而后，經過皇甫平一年的造勢，1992年的又一個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提出“不問姓資姓社”、號召“膽子再大點，步子再快點”，史稱“第二次解放了思想”，“MBO（管理者收購）被引入中國”并“在實踐層面開始系統發展”。各地開始了“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三鐵被砸之后，廠長、經理、CEO們“買”了企業，一切都是自己的了，成“金交椅”“金工資”“金飯碗”。工人被砸爛的工資和飯碗，卻怎么也不能復原。終歸是小地方的人，當地的CEO們不知道MBO是如何操作的，也可能是吃不透高層的想法或是沒那么大的氣魄，玩的不怎么大氣，也不怎么雅氣，并沒人出面收購，而是瘋狂地壓價出賣，然后再從購買者那里得一些可憐的回扣（盡管是拾人牙慧，他們也總算輕輕松松地挖到了第一桶金，躋身有產階級行列），沒幾年工夫，境內大大小小的十幾個工廠被拆賣殆盡，如今，只剩一制藥廠還在慘淡經營。
工廠被他們敗完了，眼睛又盯著祖宗留下來的子孫財產，什么金礦呀、鉬礦呀、螢石礦呀、重晶石礦呀……全部開放了，一瞬間遍地開花，滿目瘡痍，資源流失連帶著水土流失、環境污染，往日魚群嬉戲的山間小溪，如今也水涸魚亡，沒了生氣。據說投資這些礦的大都是民間資本，可財大氣粗的老板沒幾個當地人，全縣五十多萬人的民間，憑資本受益的也不過那么幾百人。就是他們，收入與外地老板比，也不過是吃了點殘羹剩飯，卻把當地的家業敗得所剩無幾。
江澤民總書記有感于國人道德水平的滑坡，對“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進行了校正，提出兩個文明建設。而校正后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與1950年毛澤東主席提出的“文化建設、經濟建設”確有相仿之處。轉眼到了2000年，再次提出三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間接對1949—1976給予了肯定，也喚起人們對那個時期社會清正廉明，人民揚眉吐氣的向往，以期肅黨風、樹民俗、振國威。
可惜此時政出多門，有人開始高薪養廉，國家公務員的工資翻著筋斗往上漲，與企業 “砸三鐵”后工人收入的每況愈下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時候，當地的工礦企業已悉數破產，錘子又舉向了商業，全縣的國營、集體商業企業都在改制之列，小老張這年30歲，與幾千萬窮兄弟一樣，也被下崗了。下崗后，小老張與幾個窮哥們“豪情萬丈”地去往精彩的世界淘寶，可惜“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陸續打拼了幾年后，帶著“空空的行囊”，含著“酸楚的淚”，“滿懷疲憊”地黯然返程，只是同行的大個子已留在了外面——被人殺害，另一位同行者——曾經的副經理、多年的勞模，因不適宜偉大的改革，回來后也羞憤自殺了。撐死膽大的，在全縣國營的、集體的商業企業紛紛破產、工人們生活難以為繼的同時，又一批百萬富翁誕生了，又一批經理、CEO們又撈了個盆滿缽滿。
2005年初，兩天內，連續出臺了《國務院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非公36條）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向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發起又一輪的沖擊，小老張也回村承包了一片土地，貸款請來了技術員，搭起了大棚，搞起了菌類種植，小老張是很能吃苦的，人也聰明，第一年基本把投資賺了回來，誰知市場難料，第二年價格大跌，賠了個一塌糊涂，本想第三年撈一下本，又遇到人們一窩蜂地跟進賭漲，種植的比去年還多，價錢不漲反降，結果越陷越深，債臺高筑，直把已七十多歲，頭發本已斑白的老張愁的一夜間滿頭銀絲。
俗言禍不單行，當地房地產開發不斷擴張，憲法規定屬于全民所有的耕地，包產到戶20多年后，最肥美、最方便的耕地被房地產商強行征收，謀取暴利，當地百姓多方求告，層層上訪，結果不是無人接狀，就是被人挾持押回。小老張的承包合同還沒到期，也給房地產大鱷們做了一點小小的貢獻。從此，不到40歲的小老張徹底絕望了，整日里惦著廉價的劣質酒不醉不歸。
20多年來，由于官媒指導不力，資媒努力誤導，國外文化侵略，富豪現身引導，社會正氣喪失殆盡，2006年，為尊榮明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八榮八恥”來教育和警醒國人：

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 

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 

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  

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 

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 

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可惜，幾年下來卻事與愿違，細細思量，現在相當一部分國人特別是有頭有臉的國人，大都是以恥為榮、以榮為恥、榮恥顛倒的。不信可以拿改革開放以來的所作所為、特別是2005年以來頒布的《土地流轉36條》、《非公36條》和《新非公36條》對照一下，無論怎樣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掉文玩字、故弄玄虛，可在“八榮八恥”前，總顯得別別扭扭。

小老張這時走了，還能享受一下國有企業最后的一絲溫暖，看看改革后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活不起、死不起，看看高官們要死要活的國企私有化，看看私有化企業的工人13跳，也可能是一種幸運。全盤私有化后，百姓們這最后的溫暖恐怕也不會有了。
百姓是不關心政治的，可他們心里明鏡似的，簡單一句話，就把那些謊言和偽裝剝的精光，曬曬那些不怎么光彩的嘴臉，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民營企業家——資本家……
他們不會永遠忍受無賴們的忽悠和壓榨，他們最終是要團結起來的。
謹以這些文字表示對小老張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