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到“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從“殺開一條血路”到“頂層設計”，今年的“兩會”前夕，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社評文章。　　

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被稱為“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鄧小平去世十多年后，現在又提出了“頂層設計”？人們不免疑問，難道鄧小平理論不足以指導中國的改革？是否要終結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地位？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來到北京，在釣魚臺國賓館發布了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研究報告，方才揭開了“頂層設計”的神秘面紗，解開了國人心中的迷團。原來，佐利克就是“頂層設計師”，《2030年的中國》就是“頂層設計”書！　　

金融危機的陰霾依然籠罩在華爾街的上空，占領華爾街運動正在如火如荼，然而，就是這位“共濟會”成員，前美國政府外交顧問、白宮辦公廳副主任、貿易代表以及副國務卿，高盛副總裁，小布什政府單邊主義政策的重要參與者，“遏制”中國戰略的主要操盤手的佐利克，不去化解美國的金融危機，不去幫助美國政府平息占領華爾街！卻肩負拯救中國十四億人民的使命，懷揣《2030年的中國》的濟世良方，不遠萬里，飛赴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如此——不將佐利克稱之為“頂層設計師”也難！　　

“頂層設計”原為建筑學術語，引申到社會學中，具有從源頭上、根本上設計的系統工程的理念。既然是“設計”，就不僅要有理論指導，還要有設計的目標，時間與路線圖。雖然，在《2030年的中國》中，人們既沒有看到浩瀚的數學演算，也沒有看到深邃的哲學思辨，更沒有看到慎密的邏輯推理，主旨仍然是“改革”，骨子透出的卻只有六個字：市場化與私有化，國有銀行市場化，國有企業私有化……。然而《2030年的中國》審視了中國2030年之前所要面臨的經濟機遇和挑戰。設計的目標是將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時間跨度是20年。設計者是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與改革研究會，全文洋洋灑灑468頁。如此——不將《2030年的中國》稱之為“頂層設計書”則更難！　　

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目標，《2030年的中國》設計的路線圖為，第一，實施結構性改革以強固市場經濟基礎；第二，加快創新步伐，建立開放而融入全球網絡的創新系統；第三，抓住綠色機遇，應對環境挑戰并實現待續增長；第四，在就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確保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第五，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可持續財政體系；第六，在更大程度上與全球經濟融合，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使中國與世界形成長期穩定的互利共贏關系。　　

西方人教授中國人，歷史上并不鮮見，明清時期，就有意大利的利馬竇、德國的湯若望、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父母等一批傳教士到中國來釋疑解惑，然后就有了鴉片戰爭，就有了清朝政府與西方列強的屢戰屢敗。美國人幫助中國人，也是不足為奇的。毛澤東說：“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愿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愿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蔣介石潰敗大陸之際，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占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供給了中國軍隊（國民黨軍隊）的軍需品。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949年8月14日）雖然，美國極其大方的支持了國民黨蔣介石，蔣介石也拿國家的資源和主權去換取了西方的洋設備，然而，終究落得一個經濟上衰落破敗，政治上眾叛親離，蔣介石也逃到臺灣去了！　　

中國人學美國，亦已不是首次了，自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后，李鴻章、曾國藩就在全國掀起的“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大肆鼓吹“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這伙洋奴漢奸，一味想買外國的“制器之器”，搞所謂“自強”。結果呢，中國非但沒有因此強盛起來，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迎回來的是八國聯軍的鐵蹄與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從支持蔣介石到出兵朝鮮，從軍艦開到臺灣海峽又到出兵越南，從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較量了幾十年，對峙了幾十年，對罵了幾十年，封鎖與制裁了新中國幾十年。雖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跑到中國來，與毛澤東握手言和，開創了中美關系的新時代。然而，中美建立了外交關系后，美國政府從來就沒有放棄過顛覆中國社會主義的圖謀，從來就停息指責中國共產黨不講民主，缺少人權，一直沒有放棄過對臺灣出售軍火，一直沒有忘記過支持中國的“藏獨”與“疆獨”勢力，一直沒有忘記在中國海域耀武揚威，一刻也沒有放棄過肢解中國！　　

《2030年的中國》是18個月前，就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批準立項的，讓人們不解的是：難道佐利克比中國的“精英”更了解中國的國情？回答是否定的！28日上午，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佐利克還感謝中國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張玉臺，現主任李偉，副主任劉世錦等中國官員們對這一研究的發起和指導作用。感謝他們為如何使《2030年的中國》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國務院發展與改革研究會的官員們分明比佐利克更了解中國的國情，否則，還有什么資格對《2030年的中國》做出指導呢？　　

中國有眾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國務院有專門從事社會發展與改革的研究會，有很多的主流經濟學家，還有一年一度的專門商議國事的“兩會”,難道這些組織機構都是尸位素餐？難道茅于軾、厲以寧、吳敬璉之流的經濟學“精英”皆為酒囊飯袋？難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是人民養育的食客三千？——這是不可能的！君不見，在“特別是”的年代中，中國的“精英們”左一個“創新”，右一個“攻堅”，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中國走到了今天，我們偉大的“精英”是功不可沒的，是不可褻瀆的，我們神圣的代表與委員也是不可玷污的！　　

然而，鐵一樣的事實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中國的“精英”們不靈了，認孬了，認慫了，他們已經失去了自信心，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了！請來了資本主義的和尚來念社會主義的經！這個佐利克，莫非真的懷有經天緯地之才？　　

鄧小平說：“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1頁《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南巡講話中，鄧小平又說：“我們有優勢，有國有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　　

改革開放前，我國全民所有制工業占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97﹪，工業人數的63﹪，工業總產值的86﹪。集體所有制工業占固定資產的3﹪，人數的36.2﹪，總產值的14﹪。1980年，我國有公有制企業四十萬家，（不含鄉鎮企業）1985年，公有制經濟總量占整個國民經濟的90﹪以上。1987年，中國有公有制企業職工一億人，（數據來自鄧小平文選第2卷356頁、第3卷138頁、216頁、）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去世后，中小型國有企業，被“改革教”以“瀕臨崩潰”而“抓大放小”，進行了私有化的“改制”，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經歷了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目前，僅存一萬多家省級國有大中型企業，一百多家“央企”。私有制經濟占取了整個國民經濟的70﹪以上！雖然，鄧小平設計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已不復存在。然而，對于做大做強的國企，則以反“壟斷”的名義瓜分與絞殺！　　

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在鄧小平理論中，不僅從來沒有“改制”與國企“壟斷”的概念，而是將國有大中型企業作為執政的優勢。中國的改革又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請美國人來共商瓜分國企大計？任何事物的發生與發展都離不開內因與外因的共同作用，我們不妨從國內與國外兩個方面分析《2030年的中國》出籠的政治與經濟背景。　　

內因方面：私有化的改革，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產生了新資產階級，腐敗態勢日益嚴峻，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民族矛盾日益增多。近年來，黨內的健康力量、日益覺醒的知識分子、人民群眾要求反思改革，復興社會主義的呼聲此起彼伏。特別是重慶模式的崛起令“資改派”驚慌失措，由此，黨內的“改革教”們也深感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日益突顯，釋放了“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的強烈的政治信號，然而，不僅遭到了人民的強烈的質疑，也受到了黨內健康力量的否決，“改革教”們深知：貿然強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具有較高的政治風險，且無從下手。但是，如果不能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搶抓先機，不但“政改”目標將成為泡影，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也必將遭受問責，如此，“改革教”們的政治生命與既得的經濟利益將受到嚴重的威脅。還是要從經濟上下手，徹底搞垮國有大企業，讓中國共產黨失去執政的經濟基礎，政治體制改革就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外因方面：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時，中國只有7戶進入500強之列， 2011年，有38戶“央企”進入世界500強，并有3家進入了前10名，可見，中國的國有大企業發展勢頭強勁。今年2月3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美國將打擊目標對準中國企業》一文。該文指出：“美國貿易官員們對美中商業沖突的核心環節──受到大量保護和補貼的中國國有企業，發起了協同攻擊。這些企業不僅在中國，也在全球競爭中正對美國公司造成沉重打擊。”，美國經濟尚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在經濟持續不景氣的情況下，美國的資本集團早已覬覦中國的大型國企，對中國的市場垂涎三尺，如何才能分得中國市場的“大蛋糕”？如何才能將中國的大企業融入到美國資本集團的壟斷？只有商業化，美國才能將資本輸入，才能從中國的大企業中分得一杯羹，因此，《2030年的中國》最熱辣的建議是“敦促北京方面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使之在運營模式上更接近商業公司”。　　

綜上所述，如果按照《2030年的中國》設計的路線圖，國內的權貴勢力及其“改革教”則達到了保護既得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徹底私有化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美國政府則達到了鞏固資本集團在全球的壟斷地位，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的目標，由此，雙方的需要不謀而合！　　

如何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我們不妨看一看為了消除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國的“精英”們是如何“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改革開放后，為了消除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精英”就想到了從修訂辭書下手。但是，直接由中國人“修改”太露骨，人民難以接受。于是，就以“文化交流”的名義，由中美兩國的“精英”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涉及中國的詞條由美中雙方“協商”解決。1986年，這部“中美合編辭書”在中國出版后，中國《辭海》的主編夏征農發表《公開信》說：“此后《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于是，經過1989年，1999年，2009年的每十年一次的“修改”，1979年版的《辭海》中關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不是面目全非，就是銷聲匿跡了。　　

難道瓜分了國企就能和諧，難道私有化就能高收入？實在是天方夜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精英”們向老百姓拋出了多少的繡球？從先富到共富，從民主到法治，又有哪一個繡球拋到了人民的懷中，中國的“精英”們早已聲名狼藉！為了推翻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他們又故伎重演了，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制定行政措施。不言而喻，看起來，《2030年的中國》名為經濟改革的設計，實際上是一個政治陰謀，這個佐利克，懷揣一條白綾，手抓一服砒霜，借世行的名頭絞殺中國共產黨，勒死中國的社會主義，　　

中國有一個成語叫做“開門揖盜”，說的是三國時代，江東的孫策遭了暗算，重傷而死。他的弟弟孫權年幼，天天啼哭，無法處理朝政。大臣們勸說沒用，都很著急。謀士張昭對孫權說：“現在天下大亂，豺狼滿道，如果你只顧悲啼，不理國事……這好比大開著房門，拱著手把強盜請來，必將自取其禍。”孫權覺得說的對，馬上換了朝服，登朝理事，視察軍隊，安定了軍心、民心。　　

中國的改革是要“上書”的，如果中國的當權者們執意要吃佐利克的“毒藥”，執意要套進佐利克設計好的絞索，如此，百年以后，“開門揖盜”就有了新解：“鄧小平后來的繼任者們背離了鄧小平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指導思想，當私有制經濟占取了主導地位后，由于內鬼與外賊的里應外合，瓜分了國有大企業，使中國共產黨徹底喪失了執政的經濟基礎，成為了美國的附庸國，瓦解了中國的國有經濟，葬送了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了共產黨的領導”！　　

鄧小平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　　

乞求洋人定國策，毛澤東沒有過，鄧小平沒有過。此為破天荒的第一次！佐利克，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二0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參閱文章：駁“寧要微詞，不要危機”！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2-02-28/9392.html　　

鄧小平理論與“頂層設計”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2-02-25/9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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