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塊三尺講臺仿佛充滿著魔力，只要我一站上去，就會變成一個十足的“瘋子”。
我一直是個內向的人，這一點不僅我自己深信不疑，而且我的朋友們也皆以為是。我不愛在眾人面前言談，跟異性說話也曾紅過臉，為人沉默，是個十足的“悶葫蘆”。我不太愛說話，這和我的童年經歷有關。由于幼年喪父，我常遭別的孩子奚落和欺負，生性就變得沉默和寡歡。而之前，我也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壞胚子”，嚴重地說，也是無惡不作的。因為家庭突如其來的改變，讓我的性格也發生了急轉彎似的轉變；但我一直以為，這是我性格的兩面，我的性格是矛盾的——這是我對待外在世界的雙重保護。
來到南留莊中學，看到這些可愛而頑皮的孩子們，我毫無拘束感，和他們在一起，親切自然，無需考慮太多的外在因素。北地的風大，我的心也被它吹鼓得爽朗起來，一種內斂的激情涌動回蕩在我的心田：我要給這些孩子帶來驚喜和鼓勵，讓他們學有所得，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
我精心備課，但課本只是一部分，備課的大部分內容是這些孩子。我極力思考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分端（假如孩子們的反應不是這種情況，就是另一種情況，或者更多種）。我以一種近似過度的強迫癥來思考和筆錄生活中的細節，關于我們母語的東西比較多，因為我不單是孩子們的語文教師（這個稱謂也太淺顯了），更是他們的母語教師。我說過，第一次登講臺，我沒有別人那種自我感覺的神圣感；那是因為，我覺得我一直都是神圣的，因為，我在教孩子們我們民族的語言。
于漪女士曾說過：“母語是父母給的，母語是家給的。家給的語言，是一種有形無形、有聲無息的存在，是歷史流注的民族精神，她寬厚地孕育涵養著每一個子民。母語教育絕不是識多少字，背多少詞，做多少練習，寫幾篇文章，而是在引導學生理解祖國語言文字的同時，受到民族文化的教育，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民族情結的感染。古人也曾云：文以載道。語言本身是一種工具，但同時，它又是一種文化，一種語言是一種文化的承載體，對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結，發揚民族文化有極強的凝聚作用。漢語言文字記載著中華數千年的古老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獨特性格的精靈，它本身就是文化。
我在大學里寫作詩歌時，深深意識到了這一點。從那時起，我明顯感覺到我身上有一種沉重但自豪的責任——傳承我們這個民族語言文化。當我踏上講臺，我感覺到我被這神圣的責任感所驅使。我保持神經亢奮，嗓音大開，但不是肆意的鼓吹。我像是一個“瘋子”，以全部的激情投入到課堂教學中，孩子們能夠在這其中的細微之處學有所得。我會給他們灌輸這種意識，讓他們懂得他們是在學習我們偉大的母語，而不只是文字游戲。
我想起了都德的那篇文章《最后一課》（不知為何河大版的教科書把這篇課文換成了《柏林之圍》），我覺得我就是麥考爾先生，這些孩子就是許許多多的小弗朗士。希望我上的每一節課都能讓這些孩子學有所得，希望我們民族的花朵能夠健康地茁壯成長，永遠都不要上“最后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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