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寫一寫關于國企的東西，但是直到最近我才覺得確實有這個必要下筆寫一點東西。
這篇文章，我主要想嘗試著討論這么幾個問題：
零、國企有哪些類型
一、為什么我們需要國企
二、流行的國企私有化的理由以及其謬誤之處
三、為什么我們需要警惕一些私有化的聲音
四、國企在國與國經濟競爭中的價值
五、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國企和國企經營體系
因為我畢竟不是經濟學者，所以行文粗鄙，想必謬誤甚多。希望有識者不吝指出，我也好逐步修改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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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國企有哪些類型
我們今天視野中的國企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叫做競爭性國企，第二種叫做福利性國企，第三種叫做外部性強的產業的國企。
競爭性國企，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就是一般的商業企業，只不過控制權或控股權在政府手里。比方說中興、長虹等。這些企業在基本公平的市場規則下與外企、私企競爭，并生存下來。他們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競爭力，提供的是一般的商品。這類企業可以看作是國家資本力量的具體存在形式。當然，現在很多競爭性國企仍然能夠獲得超出一般民企的支持力度。這一方面是我們的市場競爭制度還不夠完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國企也多少承擔一些強制性的社會公益事業，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在這個方面，政府仍然需要加強。
而福利性國企則不同，比如中國鐵路，這類國企的存在目的在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保障。它們往往是呈現壟斷的、非盈利的經營形式。
在討論國企時，需要將兩者嚴格分開。這兩者的存在形式、經營理念和作用都是完全不同的。
最近有人轉的張五常的《國企十條》，恰恰將這兩者都混淆為了競爭性國企，認為凡是虧損的企業都是不該存在的。這首先就沒有看清，有一些國企是為了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保障而存在的，并不是為了盈利，這類企業有時就需要政府注資或補貼才能持續。
而強調國企不能與民爭利的人則忽視了競爭性國企這種國有資本力量的存在形式。這種形式也是必要的。
第三種國企比較特別。有一些特殊的國企盈利豐厚，領域不允許或限制私營資本進入，外國產品也被禁止進入或客以重稅。這種國企第一眼看過去，是最讓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憤恨的。這種國企就叫做外部性強的產業的國企。
什么叫做“外部性”（Externality），這是一個經濟學名詞，是說一個人或企業的行為直接影響他人的福祉，卻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或獲得回報，亦稱外部成本、外部效應、界外成本、界外效應或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以上引資中文維基百科）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煙草業。廣泛吸煙所帶來的社會醫療成本上升，是不會被煙草公司支付的。還有比如說軍火業，他們盈利最好的時候是戰爭時期，所以軍火資本集團往往會推動國家進行更激烈的對抗、沖突乃至戰爭，而戰爭所導致的社會成本，也是幾乎不會被軍火公司支付的。
這類外部性強的產業，有必要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用其巨額利潤來直接補貼其造成的社會成本，防止其巨額利潤形成利益集團而把國家政策引向歧途。這類特殊的國企存在領域比較狹小，所以本文不作進一步論述。
我們下來就講一講為什么這些國企都是必要的。
一、為什么我們需要國企
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如果不加節制，呈現的是一種“損不足而益有余”的形態。也就是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隨著貧富差距加大，階層流動性就會下降，社會就會失穩，最后讓所有人都付出代價。因此，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都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二次分配。換言之就是需要由政府來進行“損有余而益不足”的工作。
現代發達國家政府的二次分配，其根本理念并不是把大家的收入差距都抹平，而是通過對基本的公共服務進行保障而為所有人提供一個盡可能公平的起點。與此有關的公共服務包括（并不限于）：醫療、交通、通訊、教育、治安、消防、飲水、部分食品供給（如食鹽）等等。
其中一些服務，因為每個人的需求程度不同而要進行一定的收費，或者因為要涉及一部分商品的收購和銷售，所以政府會以國有企業形式提供這類公共服務。這就是福利性國企。
福利性國企控制著關系到民眾基本生活和發展權益的重要領域，起到公平分配和防止突發事件的作用。其主要公共服務往往是微利或虧本的。
比方說中國鐵路，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是廉價的快速長途旅行。這一基本服務是公民能夠更好地就業的基本保障之一。這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力因素。（說句題外話，當年頗有人覺得中國鐵路不應該引進外國高鐵技術而應該等待本土高鐵技術發展成熟。這恰恰就沒有看清，中國鐵路的存在目的不是為了發展自己的鐵路技術，而是為了提供基本服務和刺激經濟發展，所以中國高鐵技術的生死其實是它考慮的次要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鐵路的客運服務是虧本的。鐵路票價在十年中都沒怎么上漲。一直是呈現基本公共服務的態度。
這并不奇怪，歐美很多國有鐵路公司都是微利或虧本的。美國一些城市里的政府經營的公交公司也是類似。這就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企業的特點。
不過中國畢竟是從全公有制發展而來的，福利性企業的存在形式也和歐美不同。中國的福利性企業，往往有自己盈利的一面。比方說中國鐵路，其貨運服務就是盈利的。事實上，我認為這是比歐美公有企業高明的一面。為什么我這么說呢？我們結合一個對福利性國企的常見否定看法來說一說。
這種否定看法是這樣講的：國企的經營效率很低（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詳細討論），所以無論是什么領域都不如讓私企來做；當然，基本公共服務是注定要虧本的，所以為了能讓私企來做這個服務，政府就應該提供補貼。
這個想法是幾乎自洽的。國企效率低-〉應該由私企做；私企要盈利-〉政府應該提供補貼。但是這個想法恰恰忽略了兩點，那就是“補貼是從哪里來的，盈利又去了哪里”。
我們這樣來稍微舉個簡單點的例子。鐵路分客運和貨運服務：
正常情況下，客運成本是80，售票收入是30；貨運成本是30，收入是80。當全部都公營的時候正好相抵，不盈利也不虧本。如果要私營企業來，我們假定它能效率高些（其實從英國的案例看，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客運成本70，售票收入30，貨運成本25，收入80。如果全部私營，公司可以盈利15。但是私營企業無利不起早，要想吸引私營企業經營客運，政府必須將客運補貼至盈利。也就是說，政府至少要補貼41才行。
那么我們反過來看，全部公營時，社會總支出是鐵路公司的客運收入加貨運收入，為110，而全部私營時社會總支出是兩個收入加補貼，是151。要知道支付客運收入和貨運收入的，都是使用者，但是支付補貼的則是所有納稅者。這41的補貼最后就落到了私營公司老板或者主要持股人手里，而這些人，恰恰是富人。
換句話說，政府補貼私營企業來提供公共服務，其結果，就是全民補貼富人。本來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目的就是為了“損有余而益不足”，而以這種方式提供公共服務，確根本就是“損不足而益有余”，這與政府執行二次分配的公平性方針是從根本上就相悖的。
所以，從另一個方面講，允許福利性國企經營一部分相關的盈利項目，可以有效降低國民負擔。阻止貧富分化。
從廣闊的意義上看，政府還提供了很多根本不可能有也不應該有盈利的公共服務，比如初等教育、比如治安、比如國防。這些公共服務的資金都來源于大家納的稅。但是稅率越高，越不利于經濟發展。所以政府需要進行投資，來減少政府開支對稅收的依賴。利用政府持有的資本力量來獲得執行基本公共服務的資金。有一些人抨擊說這是與民爭利。可依我來看，這根本就是與“富”爭利，并無不可。歐美很多社保基金都有一定的比例在股市里進行保守投資，這其實也是是另一種形式的“與民爭利”。
所以事實上，對于政府而言，要提供公共服務，就要有收入。高級的公共服務，比如免費醫療，免費高等教育，就需要有巨額政府收入。這種收入不從稅收里來，就必須從“與民爭利”里來，而當稅收已經告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后者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比前者要小得多。
這也就是競爭性國企的必要性所在。他們在市場中按照公平的市場規律與民營企業競爭，通過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為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一部分的資金。
更全面地說，競爭性國企也好，將社保基金投放到股市也好，都是國有資本力量自我增值的一種形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競爭性國企，往往可以采用股份制的方法，與私人資本共存共榮。我覺得不應該把國有資本與私營資本對立起來。國有資本也不過就是諸多資本力量中的一支。只要公平的市場規則能夠確立，國有資本也可以是市場中的一個優秀的參與者。
當然，針對國有企業的否定意見是很多的，我們下來逐一分析一下。
二、流行的國企私有化的理由以及其謬誤之處
我們從最簡單的說起：
1. 國企資產沒有明確的所有者，經營者沒有產權，所以經營者就不會盡心盡力，所以國企經營肯定差。
茅于軾最近還提到過這個8、90年代的陳舊觀點。其實我們看看歐美大型企業，很多都上市了，股東無數，而且執掌企業的CEO一般也不是這個企業的主要持股者。所以，換句話說，歐美那些股份制的跨國企業，其實執掌的人也不是所有者，但是他們還在經營維持著。頂多是CEO有額外的股份認購權，這和給與足夠的績效獎勵區別并不大。而作為經營者的監督人，國資委完全可以執行和董事會類似的工作，并雇用職業經理人經營國有企業。
有人覺得經營者沒有產權，所以投資什么的都不會用心。這種問題確實存在，事實上歐美大型跨國企業里這種問題也時有發生。發展到了一定規模和時間，所有權總是會和經營權脫離的。這個時候問題就在于如何監管了。而監管這個問題，只要有合適的制度，國資委、人大和諸多民眾的監督，效力并不會比松散的股東大會來得弱。現在的國企監管制度并不完善，但這并不是私有化的理由。因為制度可以逐步完善，國企一旦私有化，再重新建立就太難了。
所以所謂國企經營者沒有產權的問題根本就是個偽問題。
2. 國企非常浪費，我們要它做什么？
每到爆出諸如中石油天價吊燈、某國企高額招待費之類的丑聞的時候，就有人開始鼓吹私有化。這是我見過的最可笑的私有化的理由。國企現在的確有這方面的問題。但是私有化以后，老板賺了錢，跑到外國去買游艇、買球隊，那些還和我等小民有一毛錢的關系么？
國企的浪費性支出，我們還可以監督、聲討。尤其是隨著中國政治可能的逐漸改良，民眾對這些問題的發言權也會越來越大。如果私有化了，這些賺到的錢，我們還有任何發言權么？與私人老板拿走盈利相比，現在國企的這些浪費簡直不值一提。
當然，這并不是說，國企目前的這些行為不需要監督。這當然需要監督、需要反對。但是私有化絕不是符合平民利益的解決方案。
3. 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干擾市場，所以不應該存在
這是經典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調。前面第一個論調其實是這個論調的衍生品。其實這個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對于競爭性國企，或國有資本大量存在的復合所有制企業，都是在市場里拼殺出來的，或至少應該在市場里拼殺出來（目前可能還存在一些政策傾斜）。這類企業如果效率低下就會被市場淘汰。
那么福利性國企的領域由私企來執行，效率會不會變高呢？這里就要舉出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了：歐美醫療產業對比。
美國私營醫療體系現在一年人均醫療花銷（政府及個人總合）達到七八千美金，而美國人均壽命低于英國。英國以公立醫療體系為主，這個體系雖然被人詬病非常多，但是英國人一年人均醫療開銷（政府及個人總合），只有兩三千美金。
換句話說，英國人均兩三千美金的公立醫療體系達到的效果至少不差于美國人均七八千的醫療體系。這效率對比高下立判。
所以經營效率的高低，與究竟為誰所有并沒有本質關系。有本質聯系的是管理、監管的能力和強度。
4. 國企僵化，不利于創新。
這是少見的還算能成立的。但是一般來說，并不是不利于創新，而是不靈活。現在反過頭來看，國有的公司、研究所，創新也不見得就比國內的私有公司差。事實上大公司內部的創新都是按部就班的，唯有小公司才需要有靈活性來突破大公司的規模、成本優勢。因此我也同意，國企形勢不適合小公司。更準確地說是大資本都不適合小公司。大資本的所有者并不會事必躬親，也不會參與經營小公司，而小公司經營所需要的額外的靈活性就得不到滿足。所以競爭性國企都應該是大企業。反過來說，國有的小企業也很難競爭得過民營小企業，只要市場規則公平，并不需要刻意排斥國有小企業——市場就直接將他們淘汰了。
5. 政府不應該與民爭利。
這種說法刻意將政府與民眾對立，似乎政府是在和民眾爭奪利益。不，這是欲蓋彌彰的說法。政府其實是在和資本家、富人爭奪利益。我們不能把富人和人民在這里聯合起來。這個道理并不難理解。
政府、平民、資本家/富人，在不同的條件下有可能存在著對立關系，也有可能呈現同盟關系。比方說在非洲爭取市場和原材料產地的時候，政府、富人、平民是處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同盟。在爭取國內民權方面，富人、平民是同盟，與政府則是對立。而在國企這個問題上，其實平民的利益與資本家的利益并不一致。
在合適的制度下，國有企業的盈利將可以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中去，受益的是平民。這些企業私有化，平民首先將失去一部分可能的公共服務，而收益卻被資本家/富人拿走了。所以從根本上說，在這個國企私有化這個問題上，平民其實應該站在政府一邊。在國企私有化這個問題上，真正與民爭利的是資本家/富人，而不是政府。
有人肯定會說，現在國企收入投入到公共服務的還比較少，一些福利性國企的公共服務其實也比較差。這都是事實。但是，如果我們不懈地改良制度，一點點變化它，甚至說難聽點，就算“XX花革命”搞掉了現政府而維持這個國有制度，我們都還有可能利用國有資產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而如果國企私有化了，重新建立這樣一個體系則是近乎不可能的。
6. 政府既監管市場由在市場中盈利，這是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是不合理的
這說法第一次聽感覺很有道理，但轉念一想就發現，歐美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一個典型例子卻受到了廣泛推崇。歐美司法制度中，公訴時，裁判員是法官，是政府人員；運動員之一是檢察官，也是政府人員。這是一個典型的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案例。但是似乎并沒有人說這不利于司法公正或不合理。
事實上，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要讓監管者和經營者完全獨立開來。所以，在國企經營體系中，國資委不能兼職工商局、稅務局的工作。
不管怎么樣說，私有化的聲音現在仍然是很高漲的，這其中也許有出于經濟理念的緣故，但是非常顯然的，其中也存在出于私利的聲音。對于后者我們需要非常的警惕。
三、為什么我們需要警惕一些私有化的聲音
我們前面講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國有企業，無論是競爭性國企還是福利性國企，妨礙最大的，是富人/資本家。最希望私有化這些企業的，是富人/資本家。無論哪一種私有化的方案，平民往往都是這個過程的犧牲品。
有很多話，也許是正確的，但是當其發出者的利益在其中有深刻的糾葛之時，就必須要予以警惕。請不要說我這是陰謀論或者仇富之類，我下面要說的事情都是曾經發生過的。
很多人可能已經記不得90年代國企下崗潮和破產潮中發生過什么事情了。當時的基本論調和現在沒什么兩樣：國企效率低，經營者沒產權、天然就經營不好云云。
當時的確有很多廠子在全國經濟改革和私營企業崛起的過程中被市場淘汰。但是恰恰是基于這樣一種理念，一些經營者和資本家故意把廠子經營得一塌糊涂，然后廉價買下，那價格往往把設備賣掉都能額外賺一筆。最后受到損失的是政府，也是平民。
有很多人覺得自己從未從國企受到過任何益處。其實我們能買到的火車票就是益處。春運不漲價就是益處。廉價的農業電力也是益處。政府從國企拿到的紅利也是益處。也許今天我們并不能從國企獲得充分的益處，但是只要國企體系還存在，我們就能逐步推進國企對國企的監督和利用。如果國企不存在了，這些就都變得不可能了。
如果中國鐵路是一個私企，它會為春運儲備車廂么？在春運這種時候難道不是提價的好時機么？利用現有的車廂多跑幾趟，并提高票價，那收益豈不是比竭力提高運力而不漲價來得高么？至于什么農民工需要回家過年，抱歉，這不在私營企業的考慮之內。
日本福島核電站本來完全有機會在地震發生后關機。僅僅就是因為關機會嚴重影響經濟效益而導致負責人猶豫了一陣子，就造成如此的災難。
過去幾年我們曾經經常就能聽到礦難的消息，以至于人們都麻木了。私人老板為了逐利，讓工人在危險的條件下繼續生產，最后往往釀成大禍。這兩年政府整頓小煤窯，把很多煤礦都重新收歸國有，于是礦難的消息就變少了。
盡管傳統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說認為，人人都逐利的情況下社會資源配置會達到最優，但是現實已經證明了：在一些領域中，只有企業不把盈利作為核心要素時才能對整個社會產生更大貢獻。而從這個角度講國有企業是有必要存在的。
但國企的價值其實并不止于此。事實上，在國際競爭中國企一樣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
四、國企在國際競爭中的價值
現在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自由市場競爭了。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在今年2月9日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做“我們現在都是國家資本主義了”（We are all state capitalists now）。其實純粹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早就已經破產了。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美國家，政府都已經越來越深入地涉及在經濟發展之中了。
資本主義中，資本家負責一次分配，而政府負責二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公平與否，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公平程度，也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活力和發展潛力。國有企業恰恰是政府進行二次分配的有效工具。
從另一個角度說，歐美曾經在國際上提倡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民間資本力量已經發展了上百年，實力非常強大。一般的國家開放后，其國內新生的本土資本力量遠遠不能與歐美資本力量相比，被歐美資本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是常見的結局。所以完全尊崇華盛頓共識進行發展的國家，幾乎都沒有什么好下場。恰恰是韓國、新加坡、日本這種政府涉入經濟極深的國家，大多取得了成功。
也就是說，以中國的新生本土資本主義力量來直接對抗歐美資本，是幾乎不可能取勝的。惟有政府施加足夠的影響力、集中國有資本力量在市場中出手，才有可能贏得一席之地。這些行為是完全違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的，但是卻能夠帶來經濟的良好發展。
如果沒有蕪湖政府對奇瑞的鼎力支持，今天我們也不會有如此欣欣向榮的本土汽車生產商。如果沒有電信在華為的產品并不算完備的情況下選擇了它的產品，華為今天恐怕也到不了這樣的規模和水平。如果中國鐵路不是一個國家經營的整體而是割裂的私人公司，恐怕也不能在各國高鐵制造商中間縱橫捭闔，獲得如此之多的技術。
中國在非洲開礦，往往是整個國家的資本力量的協同工作。由進出口銀行向目標國提供貸款，雇用國有企業或私營企業進行建設，換取國有企業開礦權、采油權。如果政府在這種場合不作為，或者因為掌握的資本不夠而無法作為，那么中國的競爭能力也就會因為無法獲得足夠的原料而大打折扣。而如果是用納稅人的錢來為私營企業開路，那未免有些劫貧濟富了。
所以在今天這個世界，政府的力量，特別是國有資本力量，當運用得當時，是整個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有效保障和助推器。因此，即便不考慮社會公平的問題，政府也有必要具備相當的資本力量來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那么，作為總結，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國企和國企監管體系呢？
五、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國企和國企經營體系
國企首先需要覆蓋基本的公共服務領域。郵電、鐵路、一部分基本交通、一部分基本供水，等等。一些天然適合壟斷而不適合劃分的領域，也需要由國有資本來控制，如電網（加州電網的格局已經宣告了供電系統分割競爭模式的失敗）。還有一些具有重大社會收益的、盈利能力與投資規模不成比例的項目。
其次需要維持和發展具備市場競爭力的大型國企。
再次需要推動建立新興產業的國企，這類產業是中國產業下一步升級所要涉及的產業，由于技術發展還不完全，需要政府各方面進行長期推動才能形成產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商用客機產業。
對于這些國企，我們很顯然需要更深入地監督，減少和杜絕浪費。同時提升國有資產管理的能力，增強績效獎勵的方式等等。要讓市場在競爭性國企的參與下仍然有效運行，這就需要明確市場競爭規則，將競爭性國企的經營機構與政府的市場監管部門嚴格分離開來，相互獨立。
有人對我說過，這種保有巨大國有資本的、國有企業甚至直接在市場中與私企競爭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做過，這是違反人性的，不會成功。我對此的言辭是，“當年歐洲貴族還覺得沒有貴族的民主制度是違反人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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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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